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北京望京为例

随着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地。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以北京望京为例,分析在华韩国人居住区及其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北京望京是迄今为止在华韩国人聚集规模最大的社区,其以1998 年、2003 年为节点,经历了从花家地北移到望京西园,进而以望京西园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发展扩散过程。伴随着韩国人居住范围的扩大,面向韩国人的族裔经济也应运而生。当地的韩国人族裔经济多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以自我服务为主,已形成覆盖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经济体系。相比中国国内的其他族裔聚居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由于中国朝鲜族的参与,形成了主动融入、隐性隔离的特征,而这也为北京的移民管理和国际化城市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移民动态研究

本文以日本外务省的移民统计数据为基础,对1990年代以来日本海外移民在世界和中国的分布及其结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日本移民的数量变化、人口结构、迁移类型、迁移方式、地区分布及其变化趋势,并考察了其在中国的分布及构成特点。日本移民主要流向北美、亚洲太平洋地区,尤以洛杉矶、纽约、上海、曼谷等城市分布最为集中。在中国的日本移民近年增长迅速,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香港、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并以男性移民为主。本文分析了这些日本移民的分布动向,并对今后中国大城市的移民问题进行了讨论。     

韩国的中国移民增长及其居住空间分布

随着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交流增多,移居韩国的中国移民快速增长并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人族裔群体。运用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首先分析韩国的中国移民的人口结构变化,进而以首尔为例探讨中国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移民主要由中国朝鲜族、中国大陆居民和中国台湾人构成。其中,中国朝鲜族被视为韩国人的在外同胞,较易获取韩国签证,人口数量一直高居首位。现阶段,基于民族和语言的差异,在首尔形成三大中国人聚居区——延南洞的台湾人聚居区、大林洞的中国朝鲜族聚居区以及紫阳洞的中国留学生聚居区,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在韩国社会难以扎根的情况,其作为中韩两国今后更进一步交流发展的媒介,亟须给予重视和关注。     

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以在沪日本人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持续流入中国,探讨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凸显。本研究以在沪日本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探讨了在华外国人在就业,住房,日常消费行为如购物、饮食、医疗、教育、娱乐、交通等方面的融合状况和满意度情况。研究发现,由于在沪日本人主要进入以日企或同胞为对象的外国人劳动力市场,倾向于聚居在日本人聚居区,日常消费方面高度依赖日本人族裔经济等,导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基本都局限在自我构建的封闭的当地日本人社会中。在沪日本人的社会融合程度普遍不高,这也成为今后改善移民管治、促进移民社会融合和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长三角地区城市国际化水平研究——基于来华外国人手机国际漫游信令数据

在深入理解城市国际化内涵的基础上,以来华外国人手机国际漫游信令数据为支撑,从外国人人流联系视角构建了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方法框架,包括外国人流动网络中心度、外国人流动联系强度、外国人国籍多样度3个方面.以长三角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与城市的规模及等级总体上具有正相关性,但中小城市通...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犁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Borderland urbanism: seeing between enclaves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urbanism engages with the practice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so-called enclave urbanism, said to generate cities as agglomerations of patchworked enclaves. Acknowledging that inequality becomes explicit in supposedly self-contained enclaves, in this paper, I seek to advance the initial debate by shifting the focus onto the spaces and processes in-between the enclaves. I draw on fieldwork in Shanghai to argue that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individual and group identities, everyday cultures and, ultimately, new ways of being in and making the city are shaped amidst the in-between spaces that essentiate emerging citi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urban borderlands. I outline a research agenda around the current and future urban condition and propose the exploration of borderland urbanism as a timely new direction in urban geography.     

基于网络社会空间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以新浪微博为例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 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 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 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 东部、中部、西部3 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 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 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 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 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