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消费者差异的特色均等化是义务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向。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大连市域范围内189所初级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出5个主因子并划分为5类初中教育消费者,得出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在空间上呈现出职业的城乡分化、受教育水平的南北差异等多重分异特征。然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和集中度指数将所研究的初中教育消费者所在学校划分为4类,即高学历高收入家庭子女学校、城市中上收入家庭子女学校、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和工人及办事人员子女学校。最后根据不同类型初中教育消费者所在学校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归纳出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社会空间结构的圈层分布特征。     

基于ESDA-GIS的城市旅游者空间分异

旅游者的空间分异是表现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之一。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相结合的空间分析框架,从市域尺度出发,探索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从全域空间分异来看,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依赖性),存在"中心-外围"的空间集聚特征,旅游者的高值城市与高值城市相邻接,低值城市与低值城市邻接。(2)入境与国内旅游者的局域空间分异,在显著性水平下皆为低低(LL)类型占较大比例,表明旅游城市间存在着正的空间效应及扩散作用,但发展水平不太均衡,呈现出东部沿海城市优于内陆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优于一般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间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     

广州市乡村发展类型及演化模式

采用广州市域范围内行政村2005,2013年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等现状摸查数据,运用GIS,SPSS等分析手段,对比研究乡村发展类型、空间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规律,归纳其演变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影响乡村分类的主因子具有可持续性,但其影响程度总体减弱,而非持续性因子则具有时代特征,影响乡村发展的因子多元化;(2)乡村类型演变呈现由低等级分异向着高等级分异的演变趋势;(3)广州市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圈层状"的分布状态,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出现了大幅扩散,乡村发展逐步走向多中心协同发展的局面;(4)广州市乡村发展演化的模式主要有渐变模式、突变模式和惰性模式。     

武汉城市圈经济空间关联研究

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城市流强度模型,对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经济空间联系呈现一种"单核向心模式",即武汉是整个城市圈空间联系的引力中心和辐射源,圈中城市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外围8个城市与中心城市武汉之间的联系;2有"点轴扩散"的分布特征,即城市圈经济空间联系的密集区,主要集聚在沿江沿线分布的4座城市(仙桃、武汉、鄂州、黄石)之间。据此,提出优化武汉城市圈经济空间联系的对策建议。     

世界城市的人口分布格局研究——以纽约、东京、伦敦为例

本文采用最新的官方数据,分别研究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个世界城市人口分布及其演变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得出世界城市人口城市化的总体规律,认为:核心区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均相对较早,且相对其他区域而言,核心区人口变动的剧烈程度更加明显;市域范围内核心外围式空间结构形态已被打破,进入多元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期,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通常保持在一定的上限之内,打破该极限,则此范围内的人口将仍然出现较高的不稳定性。     

基于住房代理数据的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异构性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程度亟需从地理学视角进行检视。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获取兰州市商品住房数据,运用Reardon空间分异方法,研究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方面,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呈现出由中心到外围依次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产阶层、贫困阶层的圈层式分布,但存在精英区"侵入"低档住宅圈的现象;安宁区和西固区呈现出以中产、低产阶层为主的混合分布模式。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方面,分异趋势较为显著,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的居住—社会阶层分异明显高于城关区;富裕阶层居住区更倾向于融合,低产阶层居住区则有分异趋势;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随研究尺度的降低变得更为显著。     

基于POI数据的长春市商业空间格局及行业分布

商业网点的空间集聚与分散是零售商业活动的重要表现,其合理化布局对发展城市经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核密度估计、区位熵指数及Ripley's K函数分析法,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商业类城市兴趣点（POI）数据为基础,在分析城市商业空间格局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行业空间分异的视角,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 长春市商业网点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显著,并呈现多中心的分布形态,基于道路格网单元的商业网点热点区分布与识别的商业密度中心分布总体一致;② 不同商业中心表现出不同的等级规模差异,整体等级规模结构较为合理;③ 零售行业视角下的城市商业空间“中心—外围”分异明显,且不同行业表现出了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④ 各行业多尺度的空间集聚表现不同,综合零售、家用电器等行业区位选择的空间尺度范围较大,纺织服装、文化体育等行业区位选择的尺度范围较小;⑤ 行业视角的专业化功能区块差异显著,成熟区块呈现多功能要素、多优势行业集聚特征,发展中区块功能较为单一。     

中国中部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淘宝网5类店铺为例

基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C2C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网,选择居民消费最常见的五类店铺进行数据搜集,以店铺的服务质量为特征量,分析中部地区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次看,综合、服装类、电子类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湖北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家居箱包类、美食类与美妆类前四位排名与综合服务质量有所差别,后两位保持不变。② 从市域层面看,省会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强市的综合服务质量较高,外围区综合服务质量较低,北部太原市周边形成低值集聚区。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类服务质量均存在微弱的负空间关联,彼此之间的临近效应不明显。其中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市处于显著HL区,对周边的极化效应明显。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主要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辐射状模式,其中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较高。以电子、美妆类为表征的空间联系强度网络比另外三类相对复杂,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优于另外三类。从复杂网络特征看,总体上表现出以核心城市和少数综合实力强市为主的“核心—外围”空间布局结构,产生了中心度与集聚系数不相匹配的倒置现象。③ 从影响因素看,基础规模实力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城镇化质量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支撑,信息化起着融合助推作用,物流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弱化,区位优势的作用有所下降,六类影响因素交织影响造成了中部市域店铺服务质量的分异格局。     

基于手机画像数据的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空间分异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2)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3)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机制

随着转型期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壮大,写字楼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象征,并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运用GIS空间密度分析、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等技术方法,探讨了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写字楼空间容量密度分布呈由中心向外围梯度递减格局,并出现多中心融合集聚的形态;写字楼规模容量特征呈现显著的内外围差异性,内城开发密度大而强度小,外围开发强度大而密度小;而规模容量的等级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第三级区块发展规模的滞后;写字楼内部企业类型中,基础性依赖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离散,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趋于集簇式分布;写字楼内部企业存在较大的区位熵差异,即出现一定的地域专业化特征,同时,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块一般具有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而处于发展中的区块则呈现出功能的单一性。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和企业微观主体等各种要素,通过相互交织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写字楼及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时空演化进程,其中显著表现在城市经济形态转型、城市郊区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政策与政府行为等方面。     

乡村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尺度流动研究——基于陕西省淳化县的管窥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义务教育资源资本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优质公立义务教育资源对国内城市住房价格具有强烈的资本化效应,引发了相对显著的居住群分现象,已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既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教育资源资本化的系统性探讨。论文在对教育资源资本化概念与形成机制进行解析的基础上,从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教育资源资本化计量、教育群分与应对策略3个视角进行述评。首先,分别从学校教育质量的测度及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教育资源可达性的测度及对住房价格的影响2个方面,进行“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相关研究综述。其次,通过对测度教育资源资本化的4类典型方法(特征价格法、边界固定法、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部分典型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及相关应用进行评述,来梳理“教育资源资本化计量”相关文献。最后,围绕择校或学区政策可能引发的教育群分现象、缓解过度教育群分问题的政策研究,概述“教育群分与应对策略”的研究进展。入学政策效应追踪与评估、缓解教育群分现象的系统研究框架构建、覆盖各学段的教育资源资本化测度、针对各学段更加有效的学校可达性测度方法设计、国内租购同权政策下教育资源资本化的动态变化等,或可成为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重庆市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差异及影响因素

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乡村地区为例,采用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进行行政区划内部格网尺度的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探究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的重庆市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区域面积达79 752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96.82%。城市部分面积为2 616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3.18%。2)重庆市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并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递减的格局。3)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均与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4)交通站点密度与教育投入是影响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主导因子,二者与各项因子的交互叠加作用增强效果显著;影响机制上,地形起伏度与坡度是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限制条件,社会经济是基础,交通是关键,教育投入是核心。     

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空间演化

选取规模、质量、可达性和承载压力等指标,综合运用Zipf对数模型、G指数、差异判别系数及路网测度技术等方法研究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的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 义务教育设施总体规模在扩大,但小学规模差异缩小,初级中学则扩大。中心城区和郊区的规模差异呈现不同特征。② 义务教育质量总体表现出空间扩散态势,核心-边缘结构依然明显存在,行政区内极化现象突出。③ 义务教育设施的时间可达性总体降低,学区划分对可达性公平存在重大影响。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设施布局变化,除江宁区和建邺区外的多数地区义务教育承载压力明显减轻。     

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和供需匹配度评价

以长沙市为例,基于POI、夜间灯光、土地利用、路网、DEM等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变量因子,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将2018年乡镇人口分解到100 m格网中,然后利用成本加权距离法分析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最后利用改进潜能模型计算基础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度。结果表明：1）在村级（社区）尺度,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统计数据的线性拟合R²达到0.73,优于WorldPop数据集;长沙市人口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多点”的空间格局,能细致地刻画分布特征。2）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分别有97.72%、96.20%和89.46%的居民能在30 min内到达最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城乡差异明显,设施密集、交通发达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较好;可达性较差的村（社区）集中分布在辖区面积大、多林地山区的县（市）。3）长沙市主城区和浏阳、宁乡城区基础教育资源多处于供需均衡状态,但仍有部分区域的资源配置有待加强;镇区基础教育资源供需匹配度处于偏高状态,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在其服务半径内多处于匹配度高值状态,强度以设施点为中心向外逐渐降低,需要加强校车配置和接收寄宿学生的能力,以扩大生源范围。     

南京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差异及效应研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城市地理学者惯用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基于此,结合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方式的特殊性,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理念,分别以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衡量教育服务的获取难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公办小学和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8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发现：地理可达性内城优于外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社会空间差异明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显著增加。历史惯性、城市扩张、单位制度和学区制度等均是导致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配置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区制和市场化配置原则下,经济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再生产的核心要素,终而形成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互动循环与锁定机制。南京案例在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由教育驱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值得持续关注和积极规导,而不断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异则是推进城市内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途径。     

河南省县域学校体系规模、可达性演化特征及其分异

县域义务教育学校体系规模的合理布局、适龄儿童入学可达性对义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基尼系数、齐夫指数等方法对泌阳县2004—2016年县域小学学校体系规模空间演化特征、就学可达性变化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县域小学规模两极分化严重,学生和教师的城乡不平衡指数大大增加,首位学校以及位序靠前的学校垄断性增强,学校规模从均衡发展演化为非均衡状态;2016年入学距离在2 km范围内的自然村相比2004年略有降低,距最近完全小学在2 km范围内的自然村出现大幅降低,完全小学大幅减少,服务范围增大,覆盖度出现显著降低;2016年各乡镇学生、教师基尼系数显著增加,全县范围空间分异规律基本一致;相比2004年,2016年地形高度、距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对自然村入学距离影响显著增强,特别是对最近完全小学入学距离的影响更大。     

就近入学空间模型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初级中学为例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理解我国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与择校现象,引入空间模型模拟学校与居民点之间的供需关系,并尝试解释与择校现象密切相关的"热校"和"冷校"问题。使用最近距离模型、引力模型和Huff模型,以河南省巩义市50所初级中学和1 276个居民点为例,在ArcGIS软件中进行模型分析。在模型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引入学校热度指标鉴别"热校"和"冷校",并统计各类学校的规模、生均资源分配和平均入学距离等指标。研究表明:Huff模型能较好地模拟义务教育供需现状;"热校"、"冷校"与其他学校的规模、生均资源和入学距离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对于就近入学政策实施和学校布局调整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街道尺度的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基于POI教育设施点数据,以街道为研究尺度,利用ArcGIS的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以及GeoDa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西安市主城区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空间布局上,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表现出“外疏内密、东疏西密、北疏南密”的特征,在方向上,其空间布局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特点;幼儿园及小学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少部分集中在外围,中学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H-H类型区主要集中在城南和城北,L-L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特殊区域。总体来看,基于街道尺度的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清晰地反映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格局,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合理规划教育设施的布局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