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高铁背景下省会城市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以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将旅程时间、费用、列车、运行里程、速度等大数据融入交通优势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2019年省会城市交通优势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显著,交通优势度各等级圈层中心城市在空间中呈现不均衡分布格局,呈现由华中、华东地区节点沿铁路网向外递减的“核心-半边缘”结构,形成多等级节点城市交互作用的交通等级网络体系;（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铁数目为交通优势度的主导探测因子,多因子交互作用均使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显著提升;（3）各因素影响程度具有较大空间异质性,除平均坡度和平均高程外其他因素均为正向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高程和普通本专科学生的回归系数呈现由华西地区向华东地区过渡转而向北增长的趋势,平均坡度、动车数目、普通列车数目的回归系数由西向东分层递减,火车站数目和高铁数目分别对华东地区、华西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影响较大。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及空间分异

以2009—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各城市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对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探究与分区。结果表明：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集聚特征显著,省际、省内差异明显;区域上,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格局;规模等级上,随着城市规模等级降低而递增。②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众多因素交互驱动的结果,且各驱动因素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呈现出空间带状或片状分布规律。③ 根据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和科技投入水平主导的东南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主导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集聚主导的西南地区;土地市场化主导的西北地区;人口集聚、土地财政、基础设施水平主导的东北地区。未来应因城施策、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南京市城市商住租金空间分异与比较研究

城市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以南京中心城区的商业租金和住宅租金为研究对象,采用冷热点、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方法,通过比较2010—2019年间南京商住租金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差异发现：(1)商住租金时空演化差异显著,住宅租金呈现“稳步”增长和“多核集聚”分布格局,而商业租金增长更具“波动性”,空间上体现出内城“强核心”特点,其空间拓展滞后并依赖于居住空间。(2)南京商住租金空间结构存在由单中心圈层结构向一极多核层级网络结构演化的趋势,但城市尺度上依然呈现出“核心–边缘”的整体空间结构。(3)中国城市商住租金的空间分异现象是压缩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人口、资本、交通等城市资源要素的配置与调整重塑了城市商住租金空间的分异与耦合。(4)商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合理协调商住空间开发建设的步调对于郊区商住空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法、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和局部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地带性差异显著;空间相关性愈发明显。②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SEM)和空间自回归混合模型(SAC)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制度变迁、资本因素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③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估计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作用明显,产业结构由东南和北部边缘地带向内陆递减;资源禀赋以西北部为核心逆时针扩散;制度变迁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一高一低"两极对峙;资本因素沿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顺时针递减。④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资本驱动力和制度变迁调控力。     

城市群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尺度效应

揭示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尺度效应是研究城市群演化环境效应的重要议题,也是实现城市群水污染物协同减排和水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以长三角城市群的305个县域为例,选取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₃-N）两项特征污染物指标,在2011—2016年水污染物排放时空格局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评估城市群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诊断驱动力的尺度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常住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水污染物排放呈现全域层面的正向驱动,而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以局部的微观作用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在杭嘉湖及沿海地区对COD和NH₃-N排放均呈较强正向驱动,工业化水平在太湖流域及浙江全域对COD排放呈正向驱动;外商直接投资对NH₃-N排放呈局部抑制作用,外资投入的“污染光环”效应在苏北、皖北、浙南等城市群边缘区较为突出;地方财政分权在城市群中心区对COD排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反映出地方环保意识提升和多层级环境规制强约束的积极影响。建议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降低水污染物排放基数,在工业生产、资本投入和财政收支等领域嵌入环境倒逼机制,系统构建与水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格局。     

中国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中国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相似,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总体上流动人口的感知接受度低于其城市认同度。(2)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城市认同度的影响因素较少,高学历人才占比、在婚比重、跨省流动比例具有全局显著影响,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主要流动因素(跨省流动比例、来源城市群比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外,其他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局部异质性。(3)城市认同度受“个体成长—来源城市—劳力水平”三重影响,而感知接受度受“个体内部特征—流动状态—外部经济产业”三重影响。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     

基于GWR的南京市住宅地价空间分异及演变

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蒙特卡罗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城市住宅地价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通过2003 年、2009 年住宅地价空间分异的对比,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及其随时间变化的特点,揭示住宅地价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变化关系,以促进地价的科学化管理。研究表明：① 随着影响因素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合理均衡分布,区域差异性缩小,一般会减弱其对地价的影响。② 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完善,导致影响因素如CBD、主干道、公交等对地价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发生变化。③ 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居民逐渐注重生活质量、居住品位的提高,公园绿地对地价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公用设施。     

基于空间分位数模型的住宅价格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住宅价格的变化是关系我国城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探索住宅价格分位点下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我国中部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空间分位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将两阶段空间自回归模型结果作为对比揭示其优越性。研究表明：① 空间分位数模型不仅能考虑住宅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还关注了住宅价格的条件分布特征,更为全面地描述微观因素对不同价位住宅的作用效应。②从分位点来看,高住宅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强于低住宅价格的;而且影响因素存在波动性和异质性,相比较于两阶段空间自回归的均值结果,空间分位数模型中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随着分位点的变化出现上升或下降趋势,对低价、高价等不同价位的住宅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③ 整体而言,建筑年龄和医疗配套为负向影响因素,容积率等建筑特征、区位特征和教育配套等邻里特征变量为正向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合理提高中低价位住宅区域的容积率和绿地率、加大低价住宅区的轨道交通和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等应当成为政府部门针对不同价位的住宅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的考虑方向。     

基于户籍比较的特大城市住宅价格时空分异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为揭示中国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中,不同购房群体在住房价格空间特征上的差异,论文对购房人群的户籍归属地进行划分,以“本地—外来”的视角分别刻画了长沙本地与外来(长沙户籍与非长沙户籍)2类购房者房价格局的时空演进。采取动态空间滞后特征模型(STAR-Hedonic)分析了区位、景观、邻里等因素对2类购房者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沙外来购房者房价梯度下降更快,空间更平滑。(2)长沙房价空间一江两岸双中心的总体格局逐步成型。传统CBD五一广场对城市房价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对本地人房价梯度和价格弹性程度维持较高水平,副中心梅溪湖新城对外来人群房价的影响因子的提升幅度更大。(3)外来购房者对住宅品质和邻近配套有更高的支付倾向。(4)楼市的繁荣期和调控期,周边交易价格对2类购房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论文从功能需求、主观因素、政策区别和经济动机4个方面探究了2类购房者房价空间分异的成因。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关注不同人群房价空间演进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1)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2)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3)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城市景观对住宅价格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

优美的城市景观是人们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的场所, 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舒适感, 对城市的品质内涵也有重要影响。由于大多数景观效益是隐性的, 其舒适性价值难以用货币价格直接测量, 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特征价格法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杭州市为例, 从建筑、邻里、区位、景观四个维度选择25个解释变量构建特征价格模型, 定量评估了城市内部各类景观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与到西湖和公园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而与公园的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其中, 到西湖和最近公园的距离每增加1%,住宅价格将分别下降0.240%和0.036%;公园的面积每增大1%,附近的住宅价格则提高0.012%;广场、山景、钱塘江等景观也对周边一定范围内房价具有显着的提升作用。     

基于空间PCA的兰州市热环境人文驱动因素分析

在城市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城市地表热力景观呈现出高度的空间异质性。目前对城市热环境形成、演变的驱动机制、热岛效应与地表覆被变化的定量关系研究大多还是从对某些影响因子的测定入手,缺乏对区域热环境系统全面、综合的评价与分析。利用多源空间数据,以干旱区河谷型城市兰州为研究对象,在探讨热环境的空间格局基础上,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替代传统的多准则判断方法,分析了人类活动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兰州市人类活动对热环境的影响因子可以归纳为4种相对独立的基本要素,即景观格局、工业布局、城市建筑以及地表覆盖。影响兰州市中心城区热环境的最核心要素是景观格局,四个因子的线性模型较好地模拟了热环境的空间变化,定量揭示了兰州中心城区人类活动对热环境的影响机制。     

基于DUEM模型的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变化

根据兰州市1995年的1: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2001年1:4 000彩红外航片、2005年的Landsat TM遥感影像、1:5万DEM和2001-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等数据资料,结合GID和DUEM模型,设计了两种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增长集中在城关区雁滩、七里河区马滩和崔家大滩、安宁区安宁堡乡、沙井驿乡、崔家庄和迎门滩等地区;且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深受城市总体规划和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发现DUEM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

构建包含20个评价因子、4 个影响因素和4 个预期修正因素在内的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基于评价因子和预期修正,分别得出单户住宅档次与水平、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区位与生活便利性、周边景观与环境等4 个影响因素强度的得分,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以2012 年扬州市1305 个小区的平均住宅单价为因变量,4 个基本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索所有住宅及各子市场价格分异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4 个影响因素强度格局明显不同,住宅自身因素的格局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圈层式分异,而外部作用因素强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扇型与圈层相结合式空间分异格局;② 扬州市总体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不同类型住宅子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各不相同;③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是特定住宅类型与档次建设的区位指向、特定收入阶层的空间集聚、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城市居住用地扩展与城市更新的区位指向。     

基于住房代理数据的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异构性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程度亟需从地理学视角进行检视。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获取兰州市商品住房数据,运用Reardon空间分异方法,研究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方面,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呈现出由中心到外围依次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产阶层、贫困阶层的圈层式分布,但存在精英区"侵入"低档住宅圈的现象;安宁区和西固区呈现出以中产、低产阶层为主的混合分布模式。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方面,分异趋势较为显著,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的居住—社会阶层分异明显高于城关区;富裕阶层居住区更倾向于融合,低产阶层居住区则有分异趋势;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随研究尺度的降低变得更为显著。     

基于住宅价格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研究的核心重点之一.近年来,城市住宅价格快速增长,一方面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问题,另一方面住宅价格也可敏锐地反映出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因此,本文从住宅价格的角度对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利用北京市2005年和2012年二手房市场住宅的空间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Hedon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住宅价格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住宅价格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问题.北京市住宅价格存在蔓延式增长、空间差异明显及空间自相关性高等特点,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区位条件、交通便利度、周围环境、基础设施、物业等级等.基于住宅价格得出北京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特征为:①已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格局.除市中心外,还有亚奥地区、万柳一香山地区、中关村地区、复兴门地区、CBD等次中心,空间扩张仍呈现“摊大饼”的发展模式;②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有所缓解,但仍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金融街、月坛等街道是房价高值集聚区,易形成“富人区”,而南六环尤其是房山则易形成“穷人区”;③交通条件和周围硬件环境等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结构有一定的调整作用,但调整的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