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的影响——以中国香港为例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城市居民步行频率持续下降,相应地带来体力活动水平的持续降低,伴随着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广泛蔓延,值得警惕。西方很多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常以“3D”或“5D”等模型刻画)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基于西方的结论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具有与西方城市大相迥异的建成环境的城市是否适用?不同的人群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节奏、习惯,其步行行为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方向、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论文以香港为案例地,以职员和学生2类人群的步行通勤通学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Open Street Map数据以及中原地图数据等,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①通勤通学距离是影响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最重要变量;②以“5D”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对香港居民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香港,距地铁站的距离与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比例相关性均不显著;③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在职员与学生两类人群之间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人口密度与职员步行通勤比例负相关,但与学生步行通学比例正相关。研究凸显了在“建成环境-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情境(context)和人群区分(segmentation)的重要性。     

日常活动视角下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广州为例

中国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居民的公共健康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但基于日常活动视角分析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的性别差异研究较为缺乏。因此,作者尝试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性别群体居民属性、建成环境、日常活动对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全职男性、全职女性与非全职女性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差异,得分依次降低;健康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日常活动受到更多约束,其健康更大程度受所住社区周边建成环境和日常活动的影响;女性亚群体之间的健康及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在考虑居民健康性别差异的同时,需要重视就业状况对健康的影响。日常活动视角能揭示居民属性和建成环境对健康影响的路径,有助于理解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拓宽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对转型背景下改善建成环境,减少日常活动约束,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城市尺度人居环境的主客观综合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为了帮助实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人本主义"回归,利用系统学方法构建了"人居环境满意度"与"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综合分析的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搭建主客观耦合的指标体系,并利用AHP法求得各指标的权重。文中以广州市为例,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客观水平和主观满意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满意度与建设状况呈现趋同与趋异两种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最快,满意度最高;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缓,满意度较低。对于"居住、环境卫生、生态维护"等指标,虽然客观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但居民对其仍十分不满意。了解民意,不断缩小人居环境供给(建设水平)与需求(满意度)之间的差距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土壤制图中多目标属性的环境因子及其尺度选择——以黑龙江鹤山农场为例

研究影响不同土壤属性空间分布的协同环境因子及其作用尺度,对于理解不同土壤属性的成土发展、土壤推测制图及针对多种土壤属性的空间采样设计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多种土壤属性,探索不同土壤属性的重要相关环境因子及其作用尺度,并就不同环境因子及其尺度的不同对土壤属性推测制图的影响展开研究。以黑龙江省鹤山农场为研究区,以表层砂粒、粉粒、黏粒、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厚度5种土壤属性为研究对象,根据计算邻域窗口大小的不同,生成173个不同尺度的地形因子,对单尺度地形因子和多尺度地形因子进行重要性排序,并根据重要性排序构建单尺度环境因子集1和多尺度环境因子集2,和基于专家知识选出的基准环境因子集3进行制图精度的对比。结果表明：当单尺度地形因子进行重要性排序选择时,所选出的5种土壤属性的重要相关环境因子与基准环境因子集3明显不同。当多尺度环境因子参与时,尽管对各土壤属性的作用尺度不同,各土壤属性排名靠前的因子绝大多数是基准环境因子。砂粒和粉粒的重要相关因子及作用尺度相当,但与黏粒的重要相关因子和作用尺度差别很大,有机质和土壤厚度的重要相关因子十分相似。环境因子集2较基准环境因子集3的制图精度显著提高,RMSE均值提高百分比为7.8%~21.3%,较环境因子集1的制图RMSE均值提高百分比为8.7%~16.5%。因此,针对不同的土壤属性进行制图或采样设计时,需充分考虑其环境因子和作用尺度的不同,针对基准环境因子选择适宜的尺度较选择不同的相关环境因子更重要。     

居住区环境与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北京为例

心理健康作为当代城市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已有研究证实居住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于噪音污染因素考虑不足,未能同时研究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论文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居住区居民的健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探讨居住区环境(包括建成环境及社会环境)与居民感知的多种来源的噪音污染(包括道路交通噪音、轨道交通噪音、商店餐饮噪音和住房装修噪音)等多种因素与居民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水平均与居民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与西方发达国家居住区环境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类似,论文发现居住区医疗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居民邻里关系、居住区满意度等因素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不同的是,论文发现公园可达性、居住区交通噪音等因素与心理健康相关性不显著。此外,本文发现住房装修噪音是影响北京居民心理健康的主要噪音来源。     

Mixed Land Use and Obesit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Land Use Measures and Geographic Scales

Obesity is a growing epi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Walkable neighborhoods, characterized as having the three Ds of walkability (population Density, land use Diversity, and pedestrian-friendly Design),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potentially promising factor to prevent obesity for residents. Past studie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esity and walkability vary in geographic scales of neighborhood definitions and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three Ds. To better understand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these sometimes arbitrary choices, we test how four types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land use diversity measured at three geographic scales relate to body mass index for 4,960 Salt Lake County adults. 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 models demonstrate that optimal diversity measures differed by gender and geographic scale and that integrating walkability measures at different scales improve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models.     

老年人的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基于广州城市公园的实证研究

在广州市7个城市公园收集423份有效问卷,基于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现、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等核心概念,构建老年人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之间关系的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探讨老年人休闲涉入对公园地方依恋的影响关系路径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休闲涉入的吸引力维度对地方依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表现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地方认同,中心性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验证了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之间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并将该结论拓展到老年人群体和公园休闲情境中。此外,探讨城市公园中老年人休闲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以期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提高老年人的地方依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广州城市社区居民出行行为

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的社区层面研究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选取广州市的3 个城 市社区作为案例,以218 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 型,拟合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其中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分析居民属性、居住 区位与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等出行偏好之间的关系。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 模型则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结果显示：居民之间由于自身属性不同在出行选择和出行偏 好上存在差异,居民出行行为中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是根本,出行目的是关键,居民出行行为可 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影响行动”。此外,居民的出行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 路径,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可以解读为性别决策子系统、年龄决策子系统、收入决策子系统和居 住区位决策子系统等4 个决策子系统,各子系统中路径作用的不同使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对居 民出行决策产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在复合系统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居民表现出差异化的出行 行为。     

Application of Tracking Technologies to the Study of Pedestrian Spatial Behavior*

Research into human spatial behavior has tended to rely solely on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mselves. Subjects' accounts of where they were and for how long were logged and integrated into time‐space diari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ploited advanced tracking technologi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diary technique, however these were mostly transport studies focusing on vehicular move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cking technologies as a tool for gathering data on pedestrian spatial behavior. The article considers two of the principal tracking technologies available today: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s and land‐based navigation systems. The makeup and properties of each technology are detailed, and their potential as data‐gathering tools on pedestrian spatial behavior is evaluated.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城市常规公交空间演化过程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从公交覆盖度、线网密度和覆盖效益3个方面考察广州市常规公交的空间演变特征,结合趋势外推法,预测广州市未来公交发展态势,总结常规公交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建国以来,广州市内的常规公交经历了由“低效公平”的低级均衡向出行效率变高、公平性变低的转变,随后又出现了非均衡状况缓解、公平性上升的状态;② 结合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发现它有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状态演变的趋势。比较广州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可以推论中国类似于广州这样发达的超大城市,市内公交状况大多处于上述演变过程的后半期,而大多数城市则处在这一演变过程的前半期。     

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超重和肥胖问题开始显现,严重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个体超重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提高社区人口密度或设施可达性、缩短居民到公交站距离,可以通过减少个体机动化出行倾向而间接降低超重的可能性,但对超重的直接效应及总效应为正。这一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因此制定健康政策需要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和规律,在建成环境方面应重点提高室外空间可步行性和休闲吸引力。     

社区参与对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以浙江安吉为例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绿道-邻里”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城市绿道使用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基于“绿道-邻里”视角,采集了广州典型城市绿道上的市民使用人数与类型等属性,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人口密度和土地类型混合度）与绿道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作为绿道使用的潜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影响着城市绿道使用效果,步行和骑行可达范围内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和绿道周边土地利用混合度均可作为绿道使用强度的解释因子,两者的增加均会带来绿道使用强度的提高;除此之外,周边居民区收入水平、年龄和时间等变量对城市绿道使用也会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绿道建设提供直接参考。     

区域创业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各省对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创业园区拥有情况出发,构建了中国各省创业环境(硬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法对各省创业环境做了具体的量化测评,结果表明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创业环境明显优于中西部省区,大致呈“东优西劣”阶梯状分布.其次,以各省创业环境得分为自变量,各省2011年GDP总额、1991-2011年GDP及GDP增长率年加权平均值为因变量,构造一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创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创业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各种形式的创业园区数量越多,区域经济发展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