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

从记忆地理和地方感角度,探讨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的人地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灾后居民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了灾后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灾后集体记忆（灾难记忆、创伤情感、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灾后积极的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对于提升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认同对于提升地方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对于了解居民灾难心理、地方感、灾后行为有一定帮助,对于灾后遗址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乡村旅游发展的村镇空间结构效应——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传统的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要经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通过回顾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村镇空间结构在21世纪初期的演变,发现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石榴红村在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等方面实现了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在这种模式下,村镇经济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研学旅游的知识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例

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但知识如何影响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探讨丹霞山从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发展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传播对他们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研学旅游中的知识重新建立社区居民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2）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形成与变化,不同类型的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3）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于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展演实现地方认同的社会化,并产生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旅游扶贫村为例

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视角,扶贫村的生命周期是影响扶贫绩效感知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贫困山区实现脱贫目标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恩施州的22个旅游扶贫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维度,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判定各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感知包括政策执行力度、微观政策覆盖面、宏观政策覆盖面三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感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正负效果六个维度;(2)旅游扶贫村分别处于探索、参与、发展和稳固阶段,且大多数处于探索、参与阶段;(3)扶贫村居民对政策执行力度和广度的感知水平均随着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表明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发展、稳固阶段扶贫村居民对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探索或参与阶段,同时,对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素质提升的感知水平也显著较高,表明在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扶贫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本研究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可以为扶贫村居民脱贫和旅游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环境认同与旅游支持——以泸沽湖景区为例

边缘型地区旅游开发较晚,因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来自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影响,环境认同与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具有相关性,并且环境认同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进而影响旅游支持度。以泸沽湖为例,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法与结构式访谈法收集居民环境认同、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旅游支持的资料,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边缘型地区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认同较高,对旅游发展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边缘型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还取决于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态度,而不是对消极影响的态度;居民对旅游的文化积极影响关注度略大于旅游经济影响。因此,边缘型地区的旅游发展要避免一些核心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旅游利益共享为原则,统筹规划,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以广州西餐老字号太平馆为例

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并使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涵盖人们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怀旧消费风靡全球,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怀旧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时空综合体,其地方建构的过程及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探讨。文章以广州百年老字号西餐厅太平馆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收集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资料来源。从怀旧餐厅的物质空间建构和情感空间建构2个维度对其地方建构的过程,以及此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太平馆作为怀旧消费空间,经营者通过对物质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再现地方记忆,使得地方感得以再生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通过在怀旧空间中的消费实践获得归属和认同等情感体验,并成为了情感空间建构的积极主体,通过对太平馆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积极推动怀旧地方的持续建构。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     

九寨沟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特征分析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 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 ① 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② 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 是旅游者对九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 ③ 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 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 ④ 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九寨沟蕴涵 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 “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同; ⑤ 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 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