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大城市开发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以成都、西安高新区为例

基于成都、西安高新区企业调研数据,在构建企业投资决策驱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与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信息通信水平、获取高素质人才、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指标,而跨国公司集聚、获取自然资源、决策者偏好等指标的解释力度最小。(2)企业投资决策由6个维度因子构成,其重要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政策、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区位、企业集聚以及关系因子。(3)入园越早、规模越大、总部型及出口型企业均更加依赖政策驱动;私企与外企、一般服务业企业与高级服务业企业、部分迁移企业与非迁移企业、办公区企业与科技园企业、办公区企业与厂区企业分别形成了基本对立的投资驱动偏好。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中国内陆大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以西安为例

本文以西安为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内在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对比,总结出它们之同一系列相互作用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揭示,影响我国内陆大城市空间变化的内在社会权力因素,是以政府职能部门为核心,并与其它权力因素结合形成了类似西方国家的城市“执政联盟”(governing coalition)机制。     

区位、制度与我国西部工业空间集聚机制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区位分析是理解区域工业集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学说的推动下,区位分析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调研和统计资料,分析了建国后各个阶段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表明,区位条件与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紧密关联,但影响工业企业建立的主要区位要素是变化的,且区位要素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与政策要素共同决定了兰州工业发展.区位分析是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区位分析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中,把地方特征、外部联系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结合起来.     

大城市环城游憩地开发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环城游憩近年来发展很快,大城市环城游憩地开发也呈现自身特色。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环城游憩地的相关研究,界定了大城市环城游憩地的范围,提出了环城游憩地开发的原则,并以武汉市为例结合所提原则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对武汉市近郊、远郊的范围进行创新性划分并提出环城游憩地开发的创新措施。     

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与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构建了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同类模型了对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利用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容积率指标,分区、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变化规律并不相同,而后者居于前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由中心到外围为商务→住宅→工业→农业模式;转轨期容积率比计划经济时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住宅、商务等建筑容积率的空间分布模型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型;住宅、商务、工业等建筑容积率依次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住宅、商务用地的向心分布和工业用地外迁的现象。     

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因素及其区域影响——以广东东莞市为例

优化开发区域是区域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其内部企业迁移的规律比较复杂。选择制造业发达地区——广东东莞市为案例区,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探讨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迁入并存,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是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区域依赖性和地方政府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业基础、区域创新要素、产业政策和区域软环境等因素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迁入;企业迁移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区域生产空间质量和优化区域国土空间结构。     

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归属感研究——以深圳上步村为例

以超大城市深圳为例,基于1 800多份上步村外来人口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探讨外来人口归属感强弱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中村42%的外来人口对城中村和城市有归属感,归属感强弱的群体特征差异明显。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水平、来深圳年数、自我评价、职业、居住条件、房东评价、邻里关系、歧视情况、安全性评价、社区设施评价和社区工作站是否提供了帮助等个体因素、社区因素和居住环境因素均显著影响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制定相应政策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以天津东丽区为例

在大城市边缘区,土地资源对于支撑快速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东丽区耕地减少的速度加快,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逐渐扩大,其未来城市化的关键是促进农民的非农化.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迁村并点"的逐步实施,使得农村居民点用地趋向集约化.提出了保障东丽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与对策.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旅游城市为例

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性进行探析,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为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选取入境游客人天数作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均值比率对中国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差异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旅游产品、知名度、区位条件和对外经济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很大,区域集中性非常突出,入境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对外经济因素对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影响最大,知名度次之,旅游产品和区位距离的作用较小。     

城市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以苏州市为例

通过建立苏州市1990～2007年的物流企业空间与属性数据库,借助GIS空间分析模块,采用样方、空间自相关以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近20年来,物流企业区位分布总体处于集聚状态,但BPI呈减小趋势,显示集聚强度减弱;物流空间分布从少数高强度中心向多集聚中心扩散,缺乏全局...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伙伴选择——基于2013年中国工博会249家参展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

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装备工业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合作创新水平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为了摸清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伙伴类别以及伙伴选择的影响因子,通过对2013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249家中国参展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链、产学研一体化、同行业企业合作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合作创新伙伴类别及其影响因子,并提出推进合作创新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客户和供应商是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最重要的合作创新伙伴(占调查企业的50%),其次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占调查企业的25%),第三为同行业企业(占调查企业的10%),另有15%的企业没有合作创新伙伴;而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伙伴选择的首位因子,其后依次为内部RD活动、政府扶持力度和知识吸收转化能力。因此,应采取近期与远期、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措施,不断推进中国装备工业企业的合作创新。     

资源型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以济宁市大运河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山东省济宁市大运河生态经济区为例,探讨了煤炭资源型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模型以及GIS技术支持下的分析评价方法.选取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生态安全因素3方面8个单因子构成该研究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多因素叠加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设计了四种煤炭塌陷的未来情景,...     

港航企业区位特征及其空间关联——以上海港口后勤区为例

港航企业的行为空间研究正成为现代港口地理学新的研究热点。以上海港口后勤区为例,建立港航企业空间属性数据库,收集各区县制造业、仓储业、商业、商务办公业的企业数据以及对应的建筑面积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基尼系数、GIS空间统计与插值以及地理联系率三种研究方法,从中微观尺度刻画上海港口后勤区主要港航企业的区位特征以及空间关联。研究表明:现阶段上海港口后勤区港航企业以广域(市域)分布为主,总体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不同类型港航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港航企业多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黄浦江空间集聚明显,而无船承运企业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布局;港航企业区位选择与制造业具有空间可分性,而国际集装箱运输企业地域依赖性明显。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走向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格局——建国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影响因素

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对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进行演化分析,并在时间序列分析基础上探索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一改长期的分散化趋势,正走向集中化;人口规模增长、政策干预以及城市之间信息和交通成本的节约,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人均GDP长期以来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但近年来开始促进分散化;对外开放水平则主要促进分布的集中。未来应以全国适度均衡发展作为指导方针;远期以市场一体化,近期以共赢互利机制建设为抓手,促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分工,优势互补;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减少城市化格局的人为波动。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与空间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通过“路径创造”,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