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集约利用的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供需仿真模拟

土地集约利用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综合状态,是协调土地供需平衡的重要指标。运用系统动力学（SD）构建城市建设用地供需反馈关系回路以及指标变量函数,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供需系统模型,仿真模拟低土地集约利用度、中等土地集约利用度、高土地集约利用度三种不同状态条件下,2016-2030年区域的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供需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用地规模仍处于扩张状态,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三种发展状态下用地增长规模、速度存有差异;② 在低集约度模式下,建设用地规模及供地数量大,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高集约度模式下,建设用地供给紧缩,用地规模增长缓慢,总规模偏小,不利于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中等集约度模式则在用地规模和供给量上均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能体现现代城市发展理念;③ 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保持在15%~21%之间,其中低集约度模式下比例逐年上升,中等和高集约度模式下呈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之势;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维持在27%~35%之间,其中低集约度和中等集约度模式用地占比呈下降趋势,高集约度模式比例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研究通过对三种发展模式的设定,确定了不同指标在三种模式下的变化趋势,可为土地供需决策优化、城市建设规划及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科学参考。     

兰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土地集约利用对提高土地产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和相关性分析,对2008年～2013年兰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度及主导因子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度不断提高,并且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0.9661,且在2011年～2013年城市集约度增长迅速,达到每年增长0.19个单位;(2)各指标因子对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度影响程度依次为:城镇绿化覆盖率单位面积商品零售额单位面积总产值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人均交通用地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面积财政收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城市建筑密度单位面积就业人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应协调好生态投入和经济投入。     

玉溪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研究

为科学地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及趋势,以玉溪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在玉溪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通过空间相关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玉溪市中心城区集约利用度呈现出由城市中心逐渐向外递减的趋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集聚效应;从全域空间分析看,各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居住功能区相关性最强,其他功能区最弱;从局部空间的角度来看,集约度的分布既存在空间聚集性又存在空间异质性。     

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基于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相关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数据,从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产出及生态效益层面构建了评价指标;运用组合赋权法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06—2016年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分值进行计算;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障碍度因子进行诊断。结果显示:(1) 2006—2016年间上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始终保持高度集约状态。天津、武汉始终保持中度集约状态;北京、广州、成都、郑州、重庆变化较大,北京、广州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中度集约上升到高度集约,成都、郑州由低度集约转化成中度集约,重庆由粗放利用转化为低度集约。(2)影响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准则层主要障碍因子为土地利用程度及土地产出,说明我国中心城市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无法满足可持续用地需求;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地均GDP、人均绿地面积及建成区路网密度等。     

基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建设用地空间拓展研究——以晋江市为例

针对晋江市土地资源稀缺、建设开发强度过高、建设用地增长迅速,导致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的问题,遵循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运用极限条件法、适宜性指数法和空间分析法,开展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和建设用地拓展空间分析,摸清全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和建设用地可拓展空间的规模和分布,为进一步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合理高效配置国土资源,解决城市建设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有效的空间决策依据。结果表明:晋江市土地资源建设用地适宜性水平较高,土地建设开发仍有一定的潜力,全市适宜建设土地、建设用地可拓展空间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70.17%、30.42%。但受到土地开发强度偏高、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约束,土地资源进一步建设开发的空间十分有限,晋江市未来建设过程中必须转变以消耗资源、外延发展为主的模式,大力推进节约和集约用地,积极盘活城镇低效土地。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性的综合评判

应用GIS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紧扣土地利用集约性的内涵,以城市市辖区为评价单元,从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土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等诸多层次,对北京、上海等18个大城市市辖区的土地利用集约性进行综合评判,得出以下结论:大城市的集约度都在逐年提高,土地利用将更加集约;我国大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宁波等国家单列城市,规模适中,土地集约性反而很高;上海和武汉的集约度一直处于前三位,其他直辖市和省会等特大城市波动性较大,土地集约性利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与上海、宁波、青岛等东部城市相比,太原、石家庄、西安等中部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一直很低,潜力大、亟待提高。此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以及所获得的评价结果,较好地揭示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集约度的动态性影响。     

集约用地视角东北三省城市收缩效应诊断与作用机理研究

位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城市、且这种趋势尚在不断加剧,引发了学术界对收缩城市发展效应的探索。本文从城市集约用地视角,结合城市土地集约度指标（城市收缩效应越显著、土地集约度越低,城市收缩效应越不显著、土地集约度越高）,以城市收缩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东北三省为例、运用比较归纳分析法对2010—2019年间东北三省收缩城市的集约用地收缩效应及其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诊断与揭示。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15个收缩城市存在集约用地的收缩效应及其类型性和阶段性发展特征,对应的土地集约度平均得分呈现出：“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收缩初期城市>收缩中期城市>收缩后期城市”的发展特征;(2)土地集约格局与城市收缩识别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集约度低等级城市全部属于收缩城市、集约度高等级城市属于非收缩城市,整体呈现出“核心-外围”+“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3)城市收缩是发展要素流失→城市发展能力削弱、空间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通过“投入-产出...     

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与影响因素

在对典型工业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将工业企业划分为10类,通过RAGA-AHP评价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测算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用地集约度,剖析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电子类企业集约度最高,文体类企业用地集约度最低;企业类型、企业功能、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影响江苏省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用地集约度影响最大。因此,江苏省应制定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集约利用管理制度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三资企业、非制造类企业,并引导国有集体企业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浅析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措施——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例

怎样配置土地资源,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加强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对于有效的提高土地利用率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土地资源作为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要素,它的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就决定了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应该集约节约利用.构建的节约型社会,需要我们从思想认识上、土地政策上、用地和保护措施上加大力度,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机制的形成.而且,针对土地集约利用,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因此,对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的需求剧增,土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问题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基于TOPSIS与PSR结合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评价——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以土地集约理论为依据,运用TOPSIS方法对花都区与珠三角主要城市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建立了PSR集约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利用集约水平较低,其集约度指标值仅为0.2238,在珠三角主要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仅优于江门市与肇庆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太大、地均二三产业GDP小等是其主要原因,并就提高花都区土地集约水平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