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2000-2009年碳循环研究

对甘肃省2000-2009年的碳源和碳汇进行了研究,获得了该地区碳源、碳汇随时间变化的预测模型,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甘肃省碳源由2000年的4.294 7×108 t/a逐年增加至2009年的5.6307×108t/a,10年间增加了31.11％.而同期碳汇由3.9595×108t/a逐年增加到4.8991×108t/a,仅增加了23.73％.显然,碳源的增加速率高于碳汇.甘肃省2000年碳失汇为0.3352×108t/a,2009年增至0.7316×108 t/a.预测甘肃省2015年碳源总量将达到6.7193×108t/a,碳汇总量为5.5487×108 t/a,碳失汇将达到1.1706×108t/a.显而易见,如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甘肃碳源与碳汇的失衡将不断加剧,碳安全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生态储水量估算北大核心CSCD

利用2014年7月3日的Landsat 8 OLI影像,对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被类型进行遥感分类;然后,选取实验区,利用实测的水位、地形高程和土壤含水量,计算出实验区中沼泽湿地(包括沼泽和湿草甸)的生态储水量;最后,在此基础上,推算出整个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沼泽湿地的总生态储水量。研究结果表明,在植物生长初期(6月),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沼泽湿地的生态储水量为0.905×108～1.377×108t;在植物生长中期(7月和8月),其为0.935×108～1.433×108t;在植物生长末期(9月和10月),其为1.067×108～1.991×108t。     

中国水域生态系统人口承载力研究(英文)

水域生态系统人口承载力研究展示了水域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为水域生态系统科学管理及水产资源合理配置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定义了水域生态系统人口承载力的概念,对中国水域生态系统人口承载力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评价和预测。结果表明:2000-2010年中国水域人口承载力由1.758×108人逐年递增到2.549×108人,标准海域人口承载力基本不变维持在0.2-0.3人/公顷之间,标准内陆水域人口承载力由1.8人/公顷增加到3.2人/公顷。分析表明:中国内陆水域人口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内陆水域分布广泛,水产养殖业发达的地区,水域人口承载力高;西北水资源匮乏,水域分布较少,淡水捕捞量少,水产养殖业发展缓慢,水域人口承载力低。另外,通过预测2030年水域人口承载力可知,中国水域人口承载力仍有很大的提高潜力。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生态储水量估算

利用2014年7月3日的Landsat 8 OLI影像,对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被类型进行遥感分类;然后,选取实验区,利用实测的水位、地形高程和土壤含水量,计算出实验区中沼泽湿地(包括沼泽和湿草甸)的生态储水量;最后,在此基础上,推算出整个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沼泽湿地的总生态储水量。研究结果表明,在植物生长初期(6月),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沼泽湿地的生态储水量为0.905×108～1.377×108t;在植物生长中期(7月和8月),其为0.935×108～1.433×108t;在植物生长末期(9月和10月),其为1.067×108～1.991×108t。     

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生产所导致的碳排放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基于农业生产中6个主要方面的碳源,测算了甘肃省1993-2011年的农业碳排放量以及农业碳排放强度。结果显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从1993年的66.37×104t增加到2011年的207.92×104t,年平均增长率为6.67%;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呈逐年增长态势,从1993年的182.40 kg·hm-2增加到2011年的510.93 kg·hm-2,年平均增长率为6.01%;从农业碳排放结构来看,化肥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其平均占比高达49.40%,其次为农膜,其平均占比为30.00%。进一步运用LMDI模型对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因素对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与基期相比,累计实现了255.65×104t和2.45×104t的碳增量,而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因素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累计实现了114.7×104t和2.36×104t的碳减排。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甘肃省农业低碳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退耕还林对岷江上游高山聚落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

岷江上游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核心区和成都平原重要水源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化是界定该流域生态位势的重要判据。基于1999和2009年SPOT4-5二期遥感数据,以山区聚落生态位为研究单元,采用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值法,阐明岷江上游退耕还林前后的山区聚落生态位内部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特征及其动因。研究结果表明:1999—2009年10 a间,山区聚落生态位生态服务总价值增加0.18×108元。1)农田面积减少108.20 km2,其生态服务价值减少1.1×108元,源于山区聚落人口空心化导致所需农田食物供给这一生态服务功能下降;2)森林面积增加23.19 km2,其生态服务价值增加0.75×108元;3)草地面积增加49.77 km2,其生态服务价值增加0.53×108元。森林/草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表明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生态环境效益显著。4)建设用地面积增加9.16 km2,其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仅为0.0057×108元,这与城镇化背景下高半山区聚落内人走楼空态势相吻合。     

莫莫格湿地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动态评价

以地处吉林省西部的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选择白鹤(Grus leucogeranus)栖息地承载力、蓄洪和固碳3个湿地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对该保护区湿地在2002年、2008年和2013年的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动态变化进行评价。利用研究区土壤、植被、水文以及白鹤分布等图文数据,结合室内土壤有机碳含量和持水量测试结果,利用Neu法、热量法、蓄洪和固碳等公式对3个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进行定量计算。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2008年和2013年,该保护区白鹤栖息地容纳白鹤的数量为28 400只、2 468只和4904只;食物容纳白鹤的数量分别为24×104只、2.1×104只和4.3×104只;水体蓄洪量分别为12.35×108m3、11.12×108m3和8.62×108m3;植物固碳量分别为30×104t、17×104t和20×104t。2002~2008年间,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的3个主要生态服务功能随湿地的退化而逐渐减弱;2008~2013年间,其3个主要生态服务功能有所恢复,说明湿地保护工作开展得当,湿地退化速度减缓。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农业开发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三江平原浓江—别拉洪河中下游区域为例

利用2010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以及1954年、1980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对三江平原浓江—别拉洪河中下游区域土地覆被数据信息进行提取,分析了研究区沼泽地因农业开发而逐渐消失的过程。结果表明,1954～1980年期间,研究区沼泽地面积共减少69.66×104hm2,平均年损失率为2.44%;1980～2000年期间,沼泽地面积共减少5.66×104hm2,平均年损失率为0.75%;2000～2010年期间,沼泽地面积共减少15.67×104hm2,平均年损失率为4.67%。利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单位面积价值当量,以及补充的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研究区各时期生态服务价值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1954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950.84×108元/a,之后,由于沼泽地被大规模开垦为农田,造成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锐减,至1980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减少为590.08×108元/a,损失了360.76×108元/a,减少幅度为37.9%。1980～2000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变化相对较小,减少了13.84×108元/a。2000～2005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值出现较快速的下降,减少了87.65×108元/a。2005～2010年期间,随着水田面积的增加、旱田面积的减少,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上升趋势,与2005年相比,共增加了7.15×108元/a。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上分析,1954～2010年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损失量最大,为399.36×108元/a,其次为文化服务价值,损失量为46.24×108元/a,再次为支持服务价值,损失量为17.1×108元/a,而供给服务价值增加了7.59×108元/a,仅弥补了总损失量的1.67%。     

基于LMDI方法的新疆生产用水变化分析

采用LMDI-I分解分析方法,探讨了新疆2000-2013年各产业生产用水的经济水平效应(g-effect)、人口效应(p-effect)和用水效率效应(f-effect)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时间尺度上,g-effect和p-effect对新疆生产用水的变化整体呈现增加效应,平均效应分别为20.93×108m3·a-1和6.79×108m3·a-1;而f-effect在3个产业的大部分时段表现为减少效应,平均效应为-10.45×108m3·a-1。对不同产业而言,伊犁、阿克苏和喀什等地区对新疆第一产业用水量变化各效应贡献最大;在第二产业中,大部分地区的f-effect表现为减少效应,天山北坡经济带的g-effect和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区的p-effect增加;第三产业中,乌鲁木齐、昌吉州和伊犁的f-effect减少,g-effect和p-effect增加。建议在天山北坡经济带构建城市多极多中心的发展格局,通过平衡经济发展来减少水资源压力;根据水资源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确定各地区最适宜人口数量范围;在继续加强伊犁、阿克苏和喀什地区节水农业发展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其他地区的节水农业发展;在西部的伊犁、喀什和阿克苏等主要旅游地区制定第三产业的长期发展计划,实现其持续稳定发展。     

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人口发展变化研究——基于2000～2010年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面板数据

对2000~2010年的西部地区12个省(区)人口和经济(GDP)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模拟人口和经济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经济和人口发展变化特征,及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区)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0年,西部地区实际的城镇化水平平均值是39.0%,远低于全国平均值(47.2%)。西部地区平均GDP年均增长率12.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四川、内蒙古、广西、陕西、重庆对全国的GDP贡献率最高,且波动最大。"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内蒙古城镇化水平最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的城镇化水平最低;重庆在2008年后城镇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各省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呈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越活跃,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西部地区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存在正负两种相关有关系,在排除GDP的影响外,重庆、四川、内蒙古的人口和城镇化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他省区呈现正相关关系。"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西部12个省(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区域发展政策对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具有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     

中亚五国能源产业发展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基于1993-2010年能源数据,探讨了中亚地区的能源产业发展情况及各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差异。研究表明:(1)中亚五国的能源产量先降后升,2010年能源总产量达2.61×108t,98%以上产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原油、煤炭总产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天然气总产量变化不大。(2)能源产品消费量随生产量的变化先降后升,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1.45×108t,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消费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远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3)近年来中亚五国的能源净出口量大幅增加,2010年能源净出口总量为1.16×108t,1998年以后哈萨克斯坦取代土库曼斯坦成为中亚地区的主要能源出口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天然气、原油和煤炭等能源需求则主要依靠进口。(4)经济发展对能源产业的依赖较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丰富的能矿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能源矿产资源较为缺乏,导致经济总量较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主要城镇人口的变化

滇越铁路是云南省的第一条铁路,同时也是我国第一条国际干线,云南省最早、最为显著的城镇化过程就发生在滇越铁路运营前后几十年间。通过收集1890年以来长期的历史数据资料,分析了滇越铁路修建时期和兴盛时期沿线城镇人口的变化情况,为研究云南省的城镇化问题提供基础资料。研究结果表明:1910年该铁路的建成运营大大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1910—1932年滇越铁路沿线主要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均在30%以上(除建水外),最高个旧为776.1%,最低马关为30.0%,均远远超过同期中国人口增长率11%的平均水平;尤其个旧的非农业人口从1908年的50000人(总人口72000人),增加到1910年的62580人(总人口80410人),城市化率从69.44%增加到77.83%,年均增加2.8%。     

基于分县尺度的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分布简

选取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系统预测了2020年和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规模,定量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布局、各地区人口增减变化以及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变化。研究认为：①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增加,但增减变化在0.1%~0.3%之间;②2010-2020年中国有1641个分县单元人口将仍呈增加趋势,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都在全国3/4水平,人口增加仍是主要特征;2020-2030年中国人口增加的分县单元将大幅减少到598个,人口减少地区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将占3/5以上,人口减少成为普遍现象。③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由2010年的7.81亿增加到2020年的8.68亿和2030年的9.17亿,相应的人口集聚度也将由2010年的1.9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17和2030年的2.33,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逐步提高,人口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种指标和方法研究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迁入和迁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分散化态势,迁入迁出重心均向北向东偏移,迁入地由广东省“一枝独秀”向多极化演变,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成为新的四大迁出地。利用净迁移流构建的省际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紧凑化和均衡化趋势;迁移流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地区,但新增加迁移流集中指向长三角、京津以及福建。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强度和方向,可将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平衡型活跃区、净流出型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四种类型。省际迁移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城乡人口结构,通过不同模式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00-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增加的贡献占到了18.13%。     

塔里木河干流输水运行对河流生态功效的分析

塔里木河干流在2005年阿拉尔站的年径流量为57.18×108 m3,属丰水年,上、中、下游耗水量分别为31.63×108m3、18.93×108 m3、7.206×108 m3.1960-2004年新渠满站水文断面河床总淤积厚度达120 cm,由于河床淤积,洪水漫溢不断增大,导致上游段耗水量呈不断增加趋势.2005年实施了第七次生态输水,向下游"绿色走廊"输水2.80×108m3.从2000-2005年向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应急输水,共七次累计输水时间900天,前期主要利用开都-孔雀河处在丰水期的有利时机,后期靠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成果和上游三源流的水量增加.总计从博斯腾湖和干流调水25.06×108m3,自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向塔里木河最下游河道输水量达20.40×108m3.2005年水头连续五次到达台特玛湖,不仅使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也使干流两侧胡杨林生态林草得到较快的恢复,并使塔里木河干流全程流水的受损河流生态系统得到了修复.塔里木河干流区域林草面积142.1×104hm2,其中上游段46.8×104hm2,约占干流林草总面积的33.0%,位居第二,中游段81.1×104hm2,占总面积的57.1%,位居第一,而下游段14.1×104hm2,占总面积的9.9%,位居第三.结果显示,塔里木河干流上游、中游的植被面积与水量消耗极不协调.2001-2005年上游消耗水量均超过了塔里木河干流初始水权比例下的分配额度.为了保障塔里木河干流实现永久输水和维护其区域生态功能,建议急需对上游河段采取河道整治和疏浚等工程措施,进一步调整干流上、中、下游区水量泄放比例,才能使得塔里木河的综合治理实现生态河流目标.     

3个时期华阳河湖群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采用1990年、2002年和201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Costanza方法,结合谢高地修正的中国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分析华阳河湖群湿地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由此而引起的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与1990年相比,2010年华阳河湖群的湖泊、河流、水库坑塘、内陆滩涂和河滩的面积分别减少了63.829km2、9.262 km2、6.926 km2、5.109 km2和15.238 km2;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下降,从1990年的2.922×109元下降到2010年的2.568×109元,这主要是生态价值系数较高的湖泊面积减少所致;2010年,湖泊、河流、水库坑塘、内陆滩涂和河滩的服务价值分别为1.839×109元、2.219×108元、1.110×108元、3.399×108元和0.566×108元。湖泊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贡献率仍然最大,河滩贡献率最小。研究区在未来应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注重对湖泊、河流等湿地的保护。     

2015-203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及其资金需求预测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如何发展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法、Logistic曲线估算法、复合函数估算法及建立模型等方法,借助SPSS和ArcGIS平台,对2015-2030年全国及31个省市区的城镇化发展进行预测研究。根据预测结果,探讨了中国城镇化率70.12%背景下的城镇化质量空间分异状况,估算了2015-2030年全国及31个省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结果表明：① 2015-203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14.45亿和70.12 %;② 2015-2030年,人口红利将不存在,会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城镇人口自身再生产7016.26万,需要城镇化的农村人口为31567.96万,城市人口净增加3.86亿;③ 2015-2030年,从中国城镇化率时—空分异变化来看,各省市区城镇化率发展的差异性很大,但都在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空间差异性很大。从城镇化质量来看,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仅如此,有些省区其城镇化质量与经济社会不相协调;④ 2015-2030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105.38万亿元,而各省市区的资金需求并不均衡,差别极大,资金需求最多的是广东,最少的是西藏,相差148.09倍。最后,就新型城镇化发展及投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次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

从不同燃料和不同地区入手,分析了我国1995~2006年间一次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995~2006年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年总排放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发展态势,其拐点出现在2000年,而且2001年后各个省(区、市)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较前期均有大幅度的增加,总排放量由1995年的78678万t碳增长到2006年的146919万t碳,年均增长率5.84％,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也由0.62t碳/人增加到1.12t碳/人;煤炭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年总排放量的79%~85％;我国七大区和大部分省(区、市)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与全国总排放量有类似的发展态势,其中华北、华东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全国首位,山西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全国第一。     

西北地区居民生活碳排放现状分析及预测

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碳排放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国家政策倾斜,居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居民生活碳排放量提升空间较大,排放格局将受影响,这对西北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不利。目前有关居民碳排放的研究多集中在人类活动频繁、碳排放量大的我国东、南部地区,较少关注西北地区,但碳排放增加、环境成本加重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加深远。其次,研究者关注居民碳排放预测时,通常着眼于数量预测,忽视了空间格局预测,不利于区域间协同发展。基于1997—2016年西北五省居民能源消耗和消费支出数据,首先利用直接系数法和投入产出法测算了1997—2016年西北地区居民生活碳排放,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第二,基于标准差椭圆和ARIMA模型从数量和空间格局上对2017—2021年西北居民生活碳排放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997—2016年,西北居民生活碳排放呈先缓慢后快速的上升趋势。直接碳排放稳定在0.3~0.4×10^8 t;间接碳排放达到2.38×10^8 t;空间分布总体稳定,呈西北—东南分布,移动趋势为西北—东南—西北,标准差椭圆中心在(99.07°E,38.19°N)附近移动。2017—2021年,直接碳排放达到0.543×10^8t;间接碳排放为3.631×10^8 t;主体区域沿X轴发散,Y轴收敛,旋转轴变化小,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脱贫的推进,新疆排放量次于陕西,增速较快,推动碳排放主体区域向西北移动。旨在为实现西北地区人口、消费、环境协调发展、引导居民树立低碳消费的价值理念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