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在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针对陆域和海域,探索构建了“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3大功能导向下的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多源遥感数据及相关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实证开展了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结果表明：1）海岸带地区84%左右陆域面积、超过1/2县（市、区）的海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均以可载为主要特征,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整体良好;2）生态保护功能导向下60.05%的陆域以及14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东西两翼;3）农业生产功能导向下的陆域农业承载情况较为严峻,以临界超载为主,而海域农业生产下可载县（市、区）数量相对较少;4）与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功能相比,城镇建设功能下可载区域面积分布最广,86.93%的陆域和29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仅3.01%的陆域以及10个县（市、区）的海域呈超载状态。     

怒江流域云南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人为干扰分析

基于乡镇单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为干扰社会经济指标,计算怒江流域云南段2005、2010、2015年各乡镇人为干扰指数（HDI-Human Disturbance Index）,分析了怒江流域云南段乡镇单元、已建自然保护区和相关保护优先区的人为干扰强度变化。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研究区乡镇HDI整体呈增长趋势,低和较低HDI乡镇数量减少但整体HDI增长,中度和较高HDI乡镇数量和整体HDI都增加,高HDI乡镇数量增加不大但整体HDI增幅最大;各级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强度都呈增加趋势,国家自然保护区增幅最大达到较低人为干扰强度,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为较低人为干扰强度,县级自然保护区处于中度人为干扰强度,需加强永德大雪山、龙陵小黑山、临沧澜沧江、南捧河4个自然保护区所涉中度及以上HDI乡镇的人为干扰管理,避免人为干扰压力的大幅增加;研究区分布的3类保护优先区人为干扰强度缓慢增长,至2015年基本为低或较低人为干扰状态,有优化的空间和潜力;建议在怒江流域云南段上游增设碧罗雪山自然保护区,在下游考虑已建自然保护区外部空间扩展和自然保护区斑块间的生态廊道构建,在其他中度或较高HDI乡镇可根据保护需求开展迁地保护或自然保护小区建设。     

基于NPP数据和样区对比法的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分析

在青藏高原选择11个代表性自然保护区,基于高寒草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简写NPP）变化过程数据,比较分析了自然保护区与其相邻等面积区域的NPP变化差异;采用样区对比法,在自然保护区内外选取21组对比样区,比较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及其内外的生态状况,评估了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研究表明：1. 1982-2009年间,82%的代表性自然保护区NPP比保护区周邻区域及青藏高原的平均水平低,反映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状况更为脆弱;2. 在代表性自然保护区中,曼则塘自然保护区的NPP增长趋势最为明显,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NPP增长趋势最弱;除色林错自然保护区外,以草甸和湿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NPP增速明显高于以草原与荒漠草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3. 代表性样区的研究发现：① 自然保护区内76%以上的样区和国家级保护区内82%以上的样区NPP增加幅度明显高于保护区外对应样区的增幅;② 取得明显保护效果的有中昆仑、长沙贡玛、若尔盖和色林错等自然保护区;曼则塘自然保护区的东南部边缘地区和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北部边缘地区的效果不明显,可能与保护区及其周邻地区人类扰动增强密切相关;③ 高寒草甸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效果最为显著,高寒草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效果较差。本研究展示了样区对比法在评估大区域生态变化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其关键在于科学设计样区并进行合理的空间抽样。     

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构建人类干扰指数,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评估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总体来说,2018年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0―2018年,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干扰增加幅度小、增长趋势慢,定量说明中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人类活动整体管控成效好;② 1980―2018年,3类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优先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人类干扰指数均呈逐步增加趋势。以“胡焕庸线”为界,重要生态保护区域以西、以北人类干扰总体较小,增加相对缓慢;以东、以南人类干扰相对明显,增加也相对明显,今后对这些区域要重点加强管控;③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干扰指数在5个监测年份均最低,增加趋势最平缓、增幅最小,人类活动实际管控成效最好;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区人类干扰相对较大,管控成效有待显现,结果反映中国对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分类管控力度和梯度的差异;④ 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内部人类干扰指数及增幅均低于外部未受保护区域,构建重要生态保护区域有效降低人类干扰。     

基于生态本底-格局-潜力框架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恢复潜力、修复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建构了生态本底-格局-潜力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通过生态优先修复区的识别实现修复效率的提升。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显著下降,自然恢复力良好与保护政策支持强的地区存在空间错配。以乡镇为单元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发现：1）生态维持区占总面积的7.7%,应以综合改善为主,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2）生态保护区面积占44.5%,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3）生态提升区面积占11.9%,应通过多样化、持续的维育措施为主,以强化区域生态网络的冗余度。4）生态修复区面积占35.9%,此中,优先修复区是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与政策扶持的地区,应以实施长期、渐进式的修复工程为主;协同修复区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应当协同上级政府或区域联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修复效率。     

中国典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时空变化特征

中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2740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8%。本文以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遥感反演、模型模拟、空间分析等方法,获得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NPP）和土地覆被时空数据集,分析2000-2015年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时空变化及人类扰动的影响,进而评估自然保护区在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2000-20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从36.3%提高到37.1%,各类型自然保护区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森林类保护区年增速0.11%,草原草甸类0.84%,内陆湿地类0.21%,荒漠生态类0.09%,野生动物类和野生植物类则分别为0.11%和0.08%。草原草甸类、内陆湿地类、荒漠生态类、野生动物类自然保护区植被NPP年增速分别为2.06 g·m^-2、1.23 g·m^-2、0.28 g·m^-2、0.4 g·m^-2,而森林类和野生植物类则分别以3.45 g·m^-2和2.35 g·m^-2的年速率减少。近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扰动呈现微弱变化,除青藏高原区和南亚热带湿润区内保护区人类扰动略微下降以外,其他区域均有所增强,特别是北亚热带和温带湿润区,其保护区人类扰动由4.70%明显增至5.35%。     

不同水平年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可承载灌溉面积研究

利用水量平衡原理,基于流域水资源量及水资源利用水平、灌溉定额等资料,计算探讨了塔里木河流域“四源一干”现状水平年（2010年）和规划水平年（2020年、2030年）可承载灌溉面积、不同来水频率下规划年灌溉面积超载和生态水保证情况。结果表明：（1）现状水平年,流域可承载灌溉面积为129.06×10⁴ hm²,除和田河流域外其它区域均超载,超载面积为41.7×10⁴ hm²。（2）2020年,25%来水频率下,除开都-孔雀河流域其他区域均不超载。在50%与75%来水频率下,流域规划灌溉面积超载较大,分别为10.21×10⁴ hm²与28.05×10⁴ hm²,管理部门应对规划方案进行科学论证。75%来水频率下,流域生态水保证率为76%,表明枯水期生态水供应存在压力。（3）2030年,25%来水频率下,除开都-孔雀河流域其他区域均不超载。在50%与75%来水频率下,流域规划灌溉面积超载较大,分别为7.06×10⁴ hm²与24.09×10⁴ hm²。75%来水频率下,流域生态水保证率为81%,表明枯水期生态水供应仍然存在压力。研究结果为流域水资源配置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     

长江上游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类型及分布

以最新的长江上游植被图为基础数据源,以生态区的优势生态系统类型、特殊生态系统类型、特有生态系统类型、物种丰富度高的生态系统类型和特殊生境等5项指标作为评价准则,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借助GIS分析工具,综合分析了长江上游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类型和分布特点,提出了长江上游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的重点分布区.结果表明,长江上游301类生态系统中有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类型83类,其中森林生态系统40类,灌丛生态系统16类,草原生态系统7类,草甸生态系统6类,湿地生态系统10类,荒漠生态系统4类.根据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的分布特点,筛选了秦巴山区、横断山北端-岷山地区、横断山南端地区、川黔渝鄂交界处山地、长江源区、三峡库区6个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的集中分布区域,这些地区可作为长江上游生态系统优先保护的重点地区.研究结果对于合理布局长江上游自然保护区,提高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黑河中游生态功能区划与生态系统管理

生态功能区划是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施区域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途径。以黑河中游为研究区,基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自然地理数据和土地覆被数据（1986、1995、2000、2010、2011年）,在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分析的基础上,以最小子流域为基本单元,运用二阶聚类法进行生态功能区划;并依据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对研究区进行分区管理与生态调控。得出结论：（1）黑河中游生态系统类型以荒漠、草地和农田为主,占总面积的90%;森林、水域、城镇与农村居民点零星分布,所占面积不到10%;1986-2010年,农田经历了减少-扩张-再减少的变化,但城镇与农村居民点一直呈现扩张趋势;（2）西北部生态敏感性明显高于东南部,其中极敏感区（约占24%）主要位于张掖-临泽-高台平原北侧、合黎山、祁连山山前戈壁与荒漠、肃南明花区;高度敏感区（约占58%）分布于走廊中部冲洪积平原;（3）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非常重要和极重要综合服务功能区约占3.2%,位于走廊中部的黑河干流缓冲区内;中等和一般重要地区约占20%,分布在山丹和民乐境内祁连山、焉支山、龙首山附近;（4）黑河中游可分为祁连山森林草地生态区、走廊冲洪积平原农田生态区和走廊北部平原灌丛荒漠生态区3个生态区8个生态功能区,依其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分为生态保育区、生态协调区和生态控制区3类,进而提出了对应的生态系统管理措施。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类型转换趋势

国家为了防止生态系统恶化、保护自然栖息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到2010年底已建立258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149.44×10⁶hm²,超过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土地覆盖变化作 为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首要因素,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本文选取180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总面积44.71×10⁶hm²,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29.9%,全国陆地面积的4.7%,根 据各保护区的生态系统特征和主要保护对象,将其划分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 地生态系统、珍稀动物、珍稀植物、地质和古生物遗址、以及荒漠生态系统7类自然保护区类 型,并在此基础上按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及西南6个大区对其进行空间分析。论文 构建土地覆盖类型转换方向判别指数模型,运用生态多样性模型和斑块连通性模型,对各大 区内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土地覆盖转换趋势进行计算。结 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5年时段内,18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盖转换强度 整体呈减缓趋势,西南地区的平均转换强度最大,而华东地区的平均转换强度最小。在各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除了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外,其他各类型保护区的土地覆盖都存在逆 向转换,但逆向转换速率总体呈减缓趋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土地覆盖逆向转换的 速度平均为0.16%/10a减少,其土地覆盖景观格局相对于缓冲区的和实验区更为稳定。生态多 样性指数和斑块连通性指数模型计算显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景观格局的生态多样 性和斑块连通性在1995-2005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另外,各大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非保护区 的土地覆盖转换强度对比显示,保护区土地覆盖转换强度整体上小于非保护区的土地覆盖转 换强度。总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盖转换处于良性变化趋势,尤其是在1995-2005年期间,保护区内的土地覆盖类型及分布逐渐趋于正向转换和稳定态势。     

盐城滩涂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

建立自然保护区足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盐城滩涂动物种类繁多、遗传多样性丰富,这里建有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大丰麇鹿Elaphurus davidianus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东台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自然保护区。本文介绍了盐城滩涂野生动物、保护动物及经济动物的种类,论述了盐城滩涂白然保护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然保护区建设及野生动物保护的对策。     

海南省麒麟菜自然保护区的资源分布、存在问题与保护对策

海南省麒麟菜自然保护区由文昌和琼海两个省级麒麟菜自然保护区合并而成,面积17 517 hm~2。区域内资源丰富,有麒麟菜2种,面积19.40 km~2,平均覆盖度0.54%;造礁石珊瑚75种,分布面积约92.34km~2,平均覆盖率10.21%;海草8种,面积约46.16 km~2,平均覆盖度35.15%。目前保护区存在功能区划缺失、重点保护对象缺位、保护区域重叠、管理力度不足及区域内资源退化严重等问题。提出了调整保护区结构、开放实验区参观考察和旅游功能以及健全保护区管理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海南省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盐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十年评估与启示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已有近60年的历史,并成为我国最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网络。如何对已建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快速演变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进行评估已成为我们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其认定的保护区开展评估已有多年,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此知之甚少。以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以盐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十年评估为案例,介绍了该组织对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方式与过程、特点,提出了我国湿地自然保护区今后如何开展保护成效评估的3点启示:1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必需转型到重建设和保护成效的新阶段;2对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和长期监测是提高保护成效的重要基础;3要特别重视滨海湿地的保护。     

高原湿地纳帕海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分区初探

高原湿地保护区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态结构特征,其功能区分区不应照搬传统的3级规划模式。本文通过对纳帕海湿地保护区功能区分区的特点、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适合纳帕海保护区湿地特征的分区模式。     

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区域土地利用动态的影响

以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保护区外2 km邻近区为研究区,选取1986―2019年7期Landsat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遥感解译,并基于GIS与R语言空间统计方法分析近35年土地利用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保护区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邻近区林地和耕地面积占比最大。2）邻近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比非核心区更剧烈;二者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变化均呈现升高－降低－不变的波动趋势,表明保护区建立后人为干扰的下降有助于土地利用格局的稳定。3）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频率为邻近区向非核心区递减,表明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可以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4）保护区非核心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重心总体上向东北方向迁移;邻近区建设用地与耕地重心总体上都为向西方向迁移,表明已有建设用地扩张对保护区周围的土地利用空间动态变化有重要影响。5）保护区的管理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保护区内部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内部建设用地的缓慢增加与资源的不合理生产开发,仍然对保护区的生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浅谈干旱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及开发利用

本文针对干旱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具体条件的特点,论述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开发利用问题。     

河北唐海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现状及保护对策

介绍了唐海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和管理现状,分析了保护区在保护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政策法规、加强执法、筹集资金和引进人才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区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经验

通过参加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湿地管理培训以及实地参观考察,学习了米埔保护区在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公众意识及环境教育、生态监测和科研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内地自然保护区发展的比较分析,归纳出一系列值得内地自然保护区管理者借鉴和参考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为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Outside the boundary - Land use changes in the surroundings of urban nature reserv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ndscape surrounding a protected area for sustaining its values is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conservation literature.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s of urbanisation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t the global scale suggest that protected nature attracts urbanisation, and that this in turn might negatively impact the area. However, studies specifically addressing such land use dynamics at city scale are largely missing.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change in proportion of built up area in two zones (500 m and 1000 m) surrounding 15 urban nature reserves in southern Sweden. By using comprehensive maps from the last 50 years, we compared the zones to the overall urbanisation in the cities to reveal discrepancies in land use surrounding the nature reserves. We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built up area in the buffer zones surrounding nature reserves followed the same trend as the corresponding cities and this relation was stable over time, although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had no detectable effect on surrounding land use, however two distinguished groups of reserves were identified with either more or less built up area in buffers zones compared to cities. These differences were related to specific local drivers such as land ownership, land use history and nature reserve location. In contrast to earlier studies at global scale, our study did not show that nature reserves attract urbanisation. Instead, we stress that the great variety of contextual factors at the city scale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is kind extremely difficult. However, a general neglect from planning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gencies to recognise nature reserves’ dependence on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could be detrimental to sustain their values in the long-term. Hence we suggest that zones surrounding nature-protected areas should be planned and managed according to local land use history and current landscape conditions to enable and enhance necessary cross-boundary intera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