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尺度的北京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

儿童服务设施是建设儿童友好性城市的重要内容。基于北京城区社区人口数据及儿童服务设施数据,通过两步移动搜寻法,以社区为单元分析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分布模式。结果显示,不同类别儿童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在1000米阈值范围内小学的空间可达性水平优于幼儿园,3000米阈值范围内儿童诊所的空间可达性优于公园。受儿童人口和儿童服务设施分布的影响,小学、幼儿园、儿科门诊的可达性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公园分布则相对分散,其可达性呈现边缘区域优于中心区域分布特征。北京城区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情况可分为五种类型区,类型区之间以同心圆的结构进行组合,局部体现出扇形的特征。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区域儿童服务设施的改善策略。     

郑州主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与访问偏好匹配度的空间格局研究

现有对城市公园绿地利用的评价多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覆盖率等指标衡量,忽略了对绿地使用者(城市居民)的关注,致使很难真正从评价结果得知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从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与居民的访问偏好等要素着眼,探究两者匹配程度,采用腾讯宜出行及百度规划路径时间等开源大数据,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地评价了郑州主城区公园绿地。结果表明:郑州主城区街旁绿地访问密度均值最高,专类公园访问密度均值最低,街旁绿地可达性高,社区公园次之,专类公园可达性在部分区域较好。郑州主城区公园绿地整体利用匹配度较差,其中综合公园利用匹配度最高,社区公园与街旁绿地次之,分布在郊区的专类公园匹配度最低,未能被妥善利用。绿化程度、社会活力、地价、绿地面积和形态指数对城市公园绿地的利用匹配度有影响,但对不同种类的公园绿地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有选择地提高这些指标来改善相应公园绿地的利用匹配度。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北京城区交通时间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运营与发展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与内容。北京市长期实行“环状+发射状”的城市路网格局,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时间可达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城市核心区与主要干道的交通设施负载量巨增,严重制约了城市的通勤效率,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为应对挑战,实现交通设施跨越式发展,北京市自2008 年以来加快了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以改善城市的通勤能力。本文采用一般道路设施与轨道交通(矢删数据) 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城区进行了时间可达性的综合度量和其空间特征的分析。通过可达性与道路密度双重指标的运用进行区域综合分区,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市城区内的空间可达性特征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两者在南北城区内的空间表征差异。在综合分区的基础上,分析2008 年以来各个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与区位因素的相互关系,甄别土地利用效益区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从而对不同分区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支撑。     

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北京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本文尝试利用大量微观空间数据从供需角度评价北京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空间效率和供需匹配情况,分别采用比例法与最短时间距离法测算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运用定序变量相关法与因子空间叠置法分析公共设施可达性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居住小区公共设施总体可达性水平较高。其中,4环以内各类公共设施可达性水平最高,居住小区到公共设施的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高达90%以上;5-6环可达性水平最差,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在50%以下。高需求高可达性街道比重相对较高,而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主要分布于5-6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在公共设施中,小学可达性最好,而医院和购物中心则更强调空间效率。针对识别出的公共设施的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应从出行方式、公共交通线路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对策,化解公共设施的供需矛盾问题。     

基于两步移动搜寻法的城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研究——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低龄老年人为例

基于Arc GIS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可以解决设施(供给)与人口(需求)的空间分布差异性及两者可跨越区界的潜在相互作用。通过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常住居家低龄老年人与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两步移动搜寻法获取各服务设施到人口聚居点的可达性数值并利用Map Info绘制成图,得出89个社区供需间潜在的空间可达性呈现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4种结果,为大连沙河口区针对低龄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发展规划提供辅助决策支持,也展现了两步移动搜寻法在公共服务空间可达性评价方面的作用。     

北京城市居民消费区位偏好与决策行为分析——以西城区和海淀中心地区为例

以居民消费行为与商业区位选择为研究目的,从消费者属性和商业环境双重视角,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居民消费区位偏好和区位决策行为。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交通出行方式和购物出发点等居民属性特征显著影响着居民消费区位的偏好,居民对区位、商品价格、服务质量、休息场所、配套设施、停车场等商业环境满意度的评价水平明显影响着居民的消费区位决策,但居民对交通条件、商业规模和商业氛围等满意度的评价水平对消费者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针对不同消费者要开发和建设不同类别的商业区,以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消费需求;另外,良好的商业区位、多元化商品价格、高质量服务水平、完善的休息场所和配套设施、充足的停车场设施等是吸引居民消费的重要条件,也应该是商业区环境建设的重点内容。     

城市居民快递自提行为空间研究——以南京市城区菜鸟驿站为例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快递业的发展,自提空间在我国出现,并逐步被政府纳入各级规划与社区服务基础设施之中。本文主要从居民行为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GIS、SPSS软件分析,以南京城区菜鸟驿站为例,对居民行为的空间特点与城市快递自提空间布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自提服务设施的科学布点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研究发现,自提空间布局与居民的社会属性、居住、就业、出行等行为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居民行为偏好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空间环境对自提空间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

宏观上将北京作为一个整体,借助于空间错位指数,研究1982、1990和2000年不同地域范围的空间错位情况;微观上,利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边缘区居民通勤的时间、距离、方式及费用.研究发现,宏观上,北京市不同地域范围的空间错位指数及其变化是不同的,北京市20世纪90年代之前空间错位不明显,1982和1990年的空间错位指数(SMI)分别是3.13和1.98,此后以年均增长1.48个点的速度达到2000年的16.81;中心城区三年的SMI非常低且随时间缓慢增长,2000年时仍小于1;城八区的SMI在20年来不断增大且加速发展;同时就业远离居民、居民追逐就业,空间错位的强度取决于两者作用的强弱.微观研究发现,居民就地或就近就业的比例较低,超过50%的通勤者通勤距离在10～40 km之间且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 h,通勤方式以公交、地铁和私家车为主,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费用的相应增长,50%的通勤者每月通勤费用在100元以下.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导致通勤给居民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很小,长时间通勤带来的时间消耗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消耗才是最主要的.     

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与意象空间结构

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323份感知地图中提取和统计相关数据,并据此分析北京城市居民空间感知的基本类型、构成和发展阶段,以及各种差异性特征。研究表明,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类型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但存在一定差异;居民居住地域、性别、学历、收入以及出生地的不同,感知地图类型的级别也不相同。感知空间的构成要素在居住地域、年龄、收入和出生地方面差异明显,而发展阶段主要与性别、收入和出生地有关,社会角色和经济收入水平在决定居民感知空间发展阶段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文章最后还根据各种地物和构成要素出现的频率,概括了北京城市意象的空间结构,并发现它与现实中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极为相似。     

北京市景观可达性与住宅价格空间关联

随着城市居民对住宅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景观对城市住宅价格分异影响日趋显著。分析景观对住宅价格分异格局的影响,可为城市住宅空间结构的规划提供依据,为规划与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以北京城区二手房小区为样本,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特征价格模型,探讨景观因素对北京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以主流房地产交易网站二手商品房报价资料为基础数据,共采集到2012 年1 月北京市城六区有效住宅小区样本3174 个,对住宅样点进行空间化处理,并建立住宅空间信息数据库。运用密度分析、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北京市住宅空间分布特征与价格空间分异格局。核密度分布图显示：北京市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向心化与离心化并存现象,总体上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周边呈衰减趋势,在地铁转换站点形成了多个集聚次中心。在此基础上,从住宅属性、交通因素、区位特征等方面选择主要解释变量,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住宅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重点探讨景观可达性（如绿地、水景、山景等）与住宅价格的关联。结果表明：次中心与住宅价格关联最为显著,绿地、水景、山景与住宅价格存在一定程度关联。其中,山景和高绿化率对住宅价格增效明显;由于水质较差,北京城六区内河流与住宅价格存在负相关;污水处理以及丧葬场所等污染源与住宅价格也存在显著负相关。远离污染源、靠近宜人景观、低容积率、高绿化率是居民选择住宅的需求。     

基于大数据的生活圈范围与服务设施空间匹配研究——以北京为例

生活圈建设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内容之一,生活圈内服务设施配置是做好生活圈规划的首要基础,居民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关系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在城市社区尺度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匹配关系已有研究,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该类数据存在样本量少、地域覆盖范围小等不足.论文将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     

北京城区公共交通满意度模型与空间结构评价

以北京市城八氏的公共交通为切入点.探索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分析方法.通过"公共交通可达性"指标.将城市实体空间结构的指标与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连系起来.建立了以满意度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体系.并对提升城市空间结构的实体空间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各项影响因子进行了梳理,从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区域经济特征、道路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包括公交通达度、人口和经济集聚度、道路密度、区位指标等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构建了以居民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分析定量揭示了公交站点配置、公交通达度、经济密度等凶素对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作用.同时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的优化需充分考虑不同属性的居民群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据此,从城市空间结构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公共交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①市政交通规划的重点应放在五环以内地区;②实现800m公交站点服务面积全覆盖;③加强各地与市区重要功能节点的公共交通联系来提高其通达度;④根据居民的分布和属性特征出台相应的公交服务政策提高不同居民群体的公共交通满意度.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基于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达性与城市空间联系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城市空间联系进行分析是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推进沿线区域合作共赢的基础工作。本文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栅格可达性空间格局,并依托陆路交通网络进行了城市空间联系状态模拟。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城市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走廊"空间特征。城市节点平均可达性时间为16.25 h,可达性在2 h以内的区域仅占全区总面积的10.60%,可达性最差的区域大都为荒漠地区,最差可达性高达171 h;西安作为门户城市,承担了中国西北五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关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联系。中亚国家内部及其与外部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薄弱;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发育形成4条轴线,在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进过程中,应实施"点—轴"带动,协同推进重点发展走廊和中心城市培育工作。     

智能技术对城市居民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从技术演变与居民活动视角,总结智能技术呈现出的交互性发展趋势,在回顾传统信息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对居民活动影响的基础上,从智慧出行决策、新居民活动形式、新时空间利用特征和社会与文化效应4方面对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居民活动变化进行梳理。最后,对“城市居民?智能技术?城市空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并构建智能技术对居民活动影响的研究框架,从特征与模式、机制与效应、预测与模拟3方面梳理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以期为智能技术背景下的居民活动研究提供参考。     

城市的网络优势--中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结构与节点可达性分析

过去十余年,中国的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新的基础设施空间架构也已经基本形成。本文在回顾有关通信网络与城市体系的文献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评价中国互联网城市可达性的方法,并对五大骨干网络的空间结构和节点可达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空间格局整体上趋于均衡,节点可达性基本遵循原有的城市等级体系;北京、广州和上海三大国家交换中心和几大区域核心节点城市的可达性位列顶层;节点可达性的高低与城市地理区位存在紧密联系。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广佛都市区城市扩展的模拟与分析

可达性是连接土地利用与交通建设的关键环节,对城市扩展具有指向性。利用Auto-Logistic回归的CLUE-S模型,预测区域发展与交通规划两种情景下2020年广佛都市区的城市扩展,分析了1982~2020年交通可达性格局演变与城市扩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CLUE-S模型在城市扩展上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且加入可达性因子有助于提高模拟精度;1982~2020年广佛都市区空间和时间可达性格局由双核心圈层结构演变为单核心圈层结构,且时间可达性格局有明显的交通主干道指向性;城市扩展强度与扩展差异逐渐拉大,预测2020年扩展区域集中在白云与花都交界处、天河黄埔一带、顺德部分乡镇;都市区由无序扩张转变为交通指向性,随着可被开发的土地的减少,交通指向性的影响减弱;初期的城市用地规模越大,交通可达性提高越显著,但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先行建设的开展,城市规模对交通可达性的正向影响减弱。未来侧重于完善站点的公共配套设施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