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 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     

珠三角地区耕地多功能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借鉴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珠三角地区实际情况,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求和评分法计算得出耕地各类功能指数。结果表明:2005—2013年珠三角各城市耕地总功能整体表现稳定,空间差异表现为中心城市的功能等级较低,外围城市的功能等级较高,耕地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耕地总功能的最主要因素;耕地的各项子功能整体表现较为稳定,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城市化水平、要素投入水平和政策因素等是影响各项子功能的主要因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入园率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全国化工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详细数据,从化工企业入园率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均值中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析并揭示了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企业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入园率由6.19%提升到36.98%;化工企业“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明显,且近似呈“先东南,后西北”的路径迁移规律,较之全部企业,入园企业具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迁移幅度,入园企业与全部企业逐步由空间失配演变为空间匹配;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态势并存,发育并逐渐形成了环太湖集聚区、沿杭州湾集聚区、沿长江密集带及沿海密集带四大化工产业集聚片区,化工产业的区域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有序化与稳定化;地级尺度上化工企业入园率不断提升,2003年与2013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区逐渐由浙江东南转移到苏皖北部,冷点区从安徽北部迁移到浙江西北,基本完成了空间格局上的对称反转变换,但化工企业入园率与空间密度分布一直处于错配失衡状态。通过结合化工产业特性与长三角区域特征,定性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阐述了化工产业“园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长江沿江地区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探讨了长江沿江地区2000—2013年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化工产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和江苏沿江地区;中上游部分地区化工产业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由3个主要热点区发展到20余个不同规模大小的分布热点,成为化工产业新兴“增长极”;城市主城区化工产业减少而远郊区县增加,分布热点变化也反映了化工产业“郊区化”“园区化”的过程;相对低端基础的行业呈现集聚趋势,其中肥料业集聚明显;相对高端精细的行业呈现扩散趋势,其中合成材料业分散化明显;地区化工产业增长受到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交通区位等因素显著影响,外商投资和交通区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呈现显著的抑制效果。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协调,是当下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亟需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从全国到地市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并对比OLS和空间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国家尺度,随着制造业产值提升了10.67倍,制造业UPG指数实现了由5.987到6.225的提升,但金融危机后略有下滑。② 区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递次降低,东北地区在2003年后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底端且在全国地位略有下降。③ 省域尺度,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制造业UPG指数相对较高且成长更快,而中西部尤其是多数边疆省份较低且成长缓慢,甚至下降。④ 市域尺度,制造业UPG指数热点区域由北方传统工业城市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个以长三角地区为导向的核心—边缘模式。⑤ 劳动力工资的提升是城市制造业UPG指数提高的重要推手,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有所下降,居民消费和开发区的作用在后期逐渐显著,外资的集聚总体抑制了城市制造业UPG指数的提升,而沿海三大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尚不显著。     

西安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西安市物流企业微观地理数据,采用平均最近邻、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描述1995—2019年西安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物流企业聚集区与市中心的距离关系,并构建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西安市物流企业从2000年开始出现聚集趋势,逐渐从单核发展为双核,现有出现第三核的趋势;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扩散特征,演化过程沿着“西南-东北”方向延伸,整体呈现出“郊区化”趋势,集中分布于距市中心15km左右的位置;上一年度物流企业数量、常住人口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影响西安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对物流企业布局和集聚具有积极作用。     

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民宿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兴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并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以民宿业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去哪儿网相关民宿数据,采用空间最邻近分析、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并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民宿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地区民宿呈现高度集聚的状态,整体上表现为多核心分布,并形成一、二、三级组团,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递减。② 民宿集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核心景区周边,具有明显的中心性。③ 基于对经济基本状况、交通状况、人口条件、居民消费能力、旅游市场状况、旅游资源与环境条件等方面共15个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四个指标对民宿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影响力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南京商铺租金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商铺租金是衡量城市商业活力与地段商业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南京中心城区3294处商铺为研究对象,在通过核密度分析、莫兰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商铺租金时空格局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从交通区位、周边配套、消费能力等方面挖掘商铺租金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南京商铺空间分布以新街口为核心,...     

乌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民生资源,从失配视角研究其配置问题,运用熵值法和健康距离模型,分析乌昌地区2007—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推进乌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乌昌地区8个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的平均值逐渐减小,2007年为0.759,属于高度失配,2016年为0.573,属于低度失配;2007年高度失配市县占比高达87.5%,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配置较高、高度失配的市县占比仅为25%,整体上各市县基本公共服务状态有所提高,但2016年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市县占比仍高达75%,说明乌昌地区仍有较多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时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演化主要经历3个阶段:高度失配主导阶段(2007—2011年)、失配度下降过渡阶段(2012—2014年)和中度失配主导阶段(2015—2016年)。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由均衡高度失配逐渐演进成不均衡中低度失配,并呈现出"核心、两翼"格局,"两翼"基本公共服务大多处于高度失配和较高度失配状态,而"核心"则一直处于良好或优秀状态,在变化趋势上,失配度由"核心"向"两翼"逐渐变化,离"核心"越近的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越早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客观权重赋值法,从自然禀赋、流动投入、产出能力、设施机制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实证测算了2000—2016年中国29省农业竞争力,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针对性、差异化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业竞争力呈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空间溢出强度呈倒“U”型变化趋势,流动投入、产出能力两项子竞争力呈上升趋势,资源禀赋相对稳定,设施机制波动上升;② 东部省份农业竞争力异军突起,中西部省份不断下降,两级分化趋势明显,局域空间集聚格局以高—高和低—低集聚方式为主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路径依赖性;③ 农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基础、R&D投入、种植结构、粮食品种选择对本省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存在直接效应,对其他省份存在间接溢出效应;④ 应充分发挥农业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推动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谋划农业竞争力均衡发展。     

流域视角下安徽省传统村落时空格局差异性研究

选取安徽省内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演化差异性并探究影响传统村落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村落差异明显。淮河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形成期—饱和期—平缓期”,传统村落以农耕生活方式平稳发展。长江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发展期—转变期—鼎盛期”,传统村落以经商生活方式迅速发展;(2)在空间维度,传统村落重心迁移路径均为由北向南,但空间格局特征差异性显著。淮河流域传统村落主要聚集在耕地密集的淮河北岸但聚集度较低,分布聚集度先减小后增加。长江流域传统村落显著聚集在长江南岸,分布聚集度持续增加;(3)两流域内传统村落均主要分布在低海拔、低坡度、邻水系及气候适宜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气温和降水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长江流域传统村落受高程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内现存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受地均GDP和人口密度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内传统村落。     

制造业集聚对物流业空间演化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全局熵值法计算江苏2007—2017年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江苏物流业的空间演化。从制造业考虑,采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物流业发展空间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近11年江苏物流业整体水平一直在提高,但各城市的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从整体看,江苏物流业发展趋于集聚分布;从局部看,形成了无锡、南通组成的高水平集聚区以及以淮安为中心的低水平集聚区。制造业的规模、人力吸引力、集聚能力、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开放性都对物流业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依次减弱;制造业主要是通过扩大物流产业规模促进物流业发展,并对物流基础设施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