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异质性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以南京市街道（镇）区划尺度,采用文化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①南京市文化企业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高的负向空间整合性,不同街道单元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③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表明南京市文化企业选址会考虑到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企业技术、人才的输入源以及交通通达性。     

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作为主导产业部门之一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北京具有较强的产业实力及较好的发展前景。本研究通过分析电子信息产业和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在北京的分布情况, 总结了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郊区化趋势明显且呈集聚分布, 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也呈集聚分布, 生产环节的远郊化明显, 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北京市主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呈现明显的功能分工、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工。     

产业集聚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大都市区为例

主要从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不同集聚机制对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路径着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城市资本、就业与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大都市区几个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实例,在探讨其不同形成、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扩展演化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时北京大都市区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导资本流动格局、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布和推动周边房地产市场3个方面;并以此推动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摊大饼"向轴向发展延伸,促进了近郊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区新城的形成,使得北京城市空间向多极核、多功能的结构模式发展.     

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高尔夫旅游不仅是中国旅游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产业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调整的重要支撑点。选取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域,对18洞及以上共51处标准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0年缓慢发展阶段,2001-2011年蓬勃发展阶段。②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已经出现多中心特征,由空间点状集聚分布转向扩散化并形成线状网络体系。③从球场面积的空间容量分布来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中心城区球场密度大,但空间容量规模低;外围新兴区域球场密度相对较低,但开发强度高,空间容量规模大。总体上看,区域地形特征、重要水系分布、交通区位条件、配套服务设施、关联产业开发、土地价格、规划及政策引导等各种要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影响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阿里研究所发布的2013―2014年中国淘宝村的相关数据,运用最邻近点距离和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法、回转半径法等方法分析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淘宝村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呈集聚分布,且主要集聚于东部沿海城市,占据总数的98%;同时,淘宝村分布与大中型城市分布变化具有一致性。2)淘宝村的分布主要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集聚以及上网普及率的影响,淘宝村更多地分布在资源禀赋较好、交通便利、产业集聚区和上网普及率更高的地区。3)淘宝村共有2种发展模式,即城市依托模式和乡村内生模式。未来淘宝村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主要围绕大中型城市及有一定产业集聚基础的专业村。     

甘肃省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及其拓展测度指标,对甘肃省所辖14个市（州）畜牧业综合质量、区域间引力值和断裂点距离值进行测算,分析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中心形成机理及其辐射范围。结果表明：甘肃省畜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梯度特征,并可划分为5级梯度。畜牧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已形成以白银市和甘南州为二级集聚中心的"双核心"空间结构：以白银为中心,辐射带动兰州、定西两个三级集聚中心构成了甘肃中部畜牧产业集聚区;以甘南为中心,连同三级集聚中心临夏带动陇南、辐射天水成为甘肃南部产业集聚区。以武威为三级集聚中心,辐射张掖、金昌等市形成河西走廊产业集聚区;以庆阳为中心,联动平凉市的陇东产业集聚热点区初步显现。本研究对分析产业空间结构特征和制定推动产业集聚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世博建设期上海市旅游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借助GIS空间分析手段, 研究世博建设期上海市旅游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探索大都市住宿产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 世博建设初期, 上海市住宿产业呈现“两中心集聚、沿一轴线梯度向外分布”的初始格局;到世博举办时形成“多中心集聚、多轴线梯度分布”的总体格局。② 世博建设期, 住宿产业空间布局逐渐从内环线向外环线扩散, 主要集聚中心由两个演化成多个, 空间上呈现3 个显著的演化方向, 即城市西北方向、浦东方向和沿黄浦江两岸由中心地区向两端延伸的发展方向。③ 世博建设期, 上海旅游住宿产业发展速度先低后高, 星级饭店呈现高集聚-高集聚的发展特征;经济饭店呈现低集聚-高集聚的发展特征。④ 世博会对上海住宿产业布局影响显著, 形成了以世博园区为中心的产业集聚中心与密集分布区, 相对而言, 世博会对经济型饭店产业影响强度高于星级饭店。⑤ 总体上, 住宿产业空间格局形成演化与城市发展格局、城市功能结构演化相一致, 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以及发展环境、企业个体等各种要素, 通过互相影响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住宿产业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相结合的时空格局演化。⑥ 上海世博会通过政府政策、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巨大的经济效应以及后世博开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 共同影响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方向与速度。本研究为重大事件影响背景下的住宿产业体系建设布局以及大都市旅游产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发达地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以无锡市区为例

制造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时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效应。论文拟以无锡市区为例, 利用核密度函数(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评价, 按照河流自然综合特征划分的环境单元进行污染物分布格局评价, 在此基础上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 探讨制造业与河道污染物分布格局的定量关系, 揭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性。模型分析表明:无锡市区的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 污染强度以主要运河为轴线向两翼地区逐渐衰减, 二者空间格局的关联性存在行业差异性, 污染物分布与纺织、石油化工业以及冶金业集聚和扩散格局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显著, 而与食品制造业和造纸印刷业的空间关联性则不显著。论文进一步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模式,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 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准入导向。本研究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也可以作为制造业布局调整的科学依据。     

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基于Ripley’s K函数浙江城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分析

以Ripley′s K函数为核心,通过城市区位与规模联立估计、地理权重引入、全局函数分解等手段,研究2001~2010年浙江省已有县级及以上城市空间分布的总体及局部估计问题,探讨城市空间格局与特征,以期揭示边界效应和市场潜力对浙江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浙江省城市区位与规模的空间格局不一致,即前者是分散分布而后者是集聚分布,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其分散或集聚程度逐步加强。2无论是行政边界还是海岸线,对浙江省城市区位与规模的空间分布演化有一定的负向作用。空间尺度越大,边界负效应越强。3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浙江形成了3个各具产业特色的块状组团式城市聚集区,但边界负效应会抑制它们的发展,此时杭州、宁波将承担起服务全省经济的重要职责。4浙江城市规模因受市场潜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城市规模与市场潜力显著正相关,其程度却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而减小。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广东产业集聚区发展状况浅析

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珠三角核心区外围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新的产业集聚区.文中介绍和分析了广东产业集聚区的总体发展状况,并着重研究广东省新出现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概况,分析产业由集聚到扩散,再重新集聚的空间结果.新产业集聚区具有距城市建设区较远、规划建设规模较大、发展迅速、产业选择因地而异等发展特征,广东传统与新产业集聚区在产生初期相关作用因素、空间发展规模、企业技术更新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     

省域视角下中国汽车营地的空间格局及成因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以中国目前所建的307个汽车营地为研究样本,借助地理数学方法的空间分析手段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定量分析汽车营地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均衡程度和分布密度,并揭示其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汽车营地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聚型,且空间分布均衡性较低,区域差异性明显;(2)汽车营地的空间分布密度总体上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形成了以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为主要集聚区,以泛长三角地区和蒙西地区为次级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格局;(3)影响中国汽车营地空间格局的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分布状况、旅游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区位交通条件、地形、水文和气候。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大都市旅行社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对上海市旅行社长期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运用GIS 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大都市旅行社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探讨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上海市旅行社空间分布由初始的“单核心集聚中心,两次级集聚中心,各集聚中心分散”的分布格局,发展到当前的“环形核心集聚区,C 型次级集聚环,各集聚中心连接”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旅行社空间扩张方向上,由市中心不断向西、向西南的扩展趋势更加明显,向东、东北方向扩展较弱。旅行社空间扩张趋势上,向各级商业区、景点景区、人口聚集区等周围不断扩散。旅行社空间集散的总体演化特征呈现出由分散―低集聚―高集聚的演化态势,并且集聚程度不断加强。旅行社产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化受到城市空间格局、人口分布、区域开发、旅游资源、接待能力、交通等综合作用的影响。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及时空演变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方比例法识别其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利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随机森林作为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且具有较高的精度。② 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匹配,生产空间集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生活空间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呈面状分布,生态空间整体呈点状分布。③ 随着郑州市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0年间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向产业集聚区集聚,生活空间逐渐分散,生态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基于POI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识别方法更加有效,识别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在更小的尺度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及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最后讨论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②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全局依赖性有所减弱但局部依赖性逐渐增强;H-H型集聚主要在京津分布蔓延,京津之间的廊坊市显现出L-H型集聚;L-L型集聚主要位于河北各地市的边缘地带,个别区县呈现H-L型孤岛集聚形态;③ 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及人才技术是影响当前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资源影响稳定而政策环境效应空间分异性大,未来应结合地区发展空间关联性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性针对性地实现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