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     

1990—2015年中国县市尺度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在中国也日益明显。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5年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趋势,并定量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市尺度非常明显,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占比均超过20%;②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以大面积扩张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北部和福建西部等局部范围;③ 2010—2015年人口收缩转缓慢增长成为主要特征,仅东北地区、河南等人口收缩区仍有所扩张;④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占比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人口收缩区的形成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则与人口收缩的演变密切相关;⑤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人口收缩区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其作用呈增强趋势。     

中国老工业城市人口增长与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

老工业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轨迹,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增长与收缩并存的背景下,碳排放强度差异性凸显,深入探讨人口增长与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利用夜间灯光反演出的碳排放数据,结合空间分析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2001—2020年人口增长与收缩对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整体下降,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不同类型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演变轨迹具有差异性。(2)人口增长与收缩可以直接影响老工业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演变,此外,人口变化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政策干预、城镇扩张、投资强度和对外开放引起碳排放强度的变化。(3)不同类型的老工业城市,人口变化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路径具有独特性。     

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通过建国后人口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指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困难，并提出了从中国人口国情出发，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则思考和路径选择     

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人口发展功能区格局下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差异及其协调发展

在对我国人口发展功能区提出的背景、意义、分布区域和政策取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我国四类人口功能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五大因素,并结合新增长理论对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类功能区主要通过影响长期工人的产出增长率、资本的增长率进而影响区域空间增长率的长期差异,四类人口发展功能区经济增长率展现了永久的增加而非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的特征。最后提出四大人口功能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和机制。     

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的MGWR探测

人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其收缩态势关系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平稳性。基于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数据,利用年均人口变化率公式测算人口收缩的空间态势,并选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定量探讨贵州县域人口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08—2012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增长显著,尤其西部与南部地带;2013—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锐减,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重度石漠化区域。（2）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类型以阶段收缩为主,持续增长次之,持续收缩最少。（3）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各因素对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政府财政支出是人口收缩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起伏度次之,到地级市中心距离和到省会距离影响较大,非石漠化地域占比、人均GDP和二三产值占比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山区县域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20年中国山区县人口收缩的时空格局,借鉴“3D（密度、距离、分割）”框架设计解释变量,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而在“四层一体”框架下解析山区人口收缩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山区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持续降低,收缩型山区县数量不断增多,山区人口收缩程度加重并存在自我强化特征。(2)人口密度等级降低的山区县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为（100～200）人/km2的过渡区是人口变化最活跃区域,过渡区向稀疏区、集聚区向过渡区转型是山区县人口变化的主要方向,仅少数山区县由过渡区转为集聚区;位于省际和市际边缘区的山区县人口变化剧烈且以收缩为主要特征。(3)山区人口收缩区范围持续扩大且集中分布,形成内蒙古中东部-东北、武陵山、秦巴山区、大别山、太行山、云南中部、山东丘陵及福建丘陵共八大片区,其中内蒙古中东部-东北片区、武陵山片区主要表现为重度和中度收缩,其余片区以轻度收缩为主。(4)人口收缩存在等时圈指向,倾向于发生在地级市2h、省会城市4h等时圈范围内,随时间距离增...     

人口流迁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流迁对区域经济差距是扩大效应还是缩小效应的争论一直存在,文章利用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1—2017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此议题再作分析。主要结论为：1）对于全局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与经济差距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早期为扩大效应,后期为收敛效应,这与中国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化发展理念吻合。2）对于省内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亦表现为先扩大后收敛的作用,人口迁移则仅表现为扩大效应而无收敛效应。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作用差异来源于后者户籍变更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空间转换。3）考虑空间效应后,判断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内生关系变得相对复杂,但更为全面客观;效应分解显示,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最终是利于区域均衡发展的,其中溢出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基于多维分析框架的中国城市收缩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从城市收缩的维度类别、维度数量、时序演化3个方面入手,提出了一套新的多维度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在1995—2000、2000—2005、2005—2010和2010—2015这4个时期中,人口收缩城市占中国城市总量的比例分别为9.55％、20.34％、15.34％和19.72％;经济收缩城市占比分别为5.32％、4.85％、0.47％和8.29％;空间收缩城市占比分别为7.04%、3.44%、3.76%和1.72%。2）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并不是很严重,大部分人口收缩城市的收缩率均低于3％。3）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存在3个悖论：93.03％的人口收缩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扩张,92.37％的人口收缩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增长,94.57％的经济收缩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扩张。这与中国的要素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模式等存在较强的关系。文章所构建框架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较强的适应性,有助于增强收缩城市研究的可比性。此外,该框架在推动城市多维度收缩的类型学研究,分析城市收缩的时序演化规律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潜力。     

基于人口变化的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特征和机制研究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考察东莞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东莞城镇人口在规模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不同类型增长城镇与收缩城镇的产业经济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因素和机制。研究表明,东莞总人口规模趋于波动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呈现出外来人口市民化加快、男女性别失衡加剧、人口年轻化与高学历化的转变;增长类型城镇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收缩类型城镇则面临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空间上呈现“北增长-南收缩”的格局,形成了中部增长、西北部和东南部收缩的城镇集中片区;而宏观经济波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投入、地方发展方式影响着东莞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收缩。     

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分析

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格局及影响因素

增长与收缩是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议题,然而其判别标准与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论文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的判别标准和理论(驱动力—结果—响应)分析框架,利用统计数据与NPP/VIIRS系列遥感数据,借助Arc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和广义加性模型探究黄河流域5268个乡镇增长与收缩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并存,人口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几字湾”地区,经济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关中、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人口—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乡镇增长与收缩可分为持续增长型(6.4%)、转型增长型(5.8%)、缓慢增长型(42.4%)与持续收缩型(45.4%)4种,增长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收缩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其中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乡镇增长态势明显,资源型城市收缩型乡镇所占比重较大。自然条件的多个阈值表明平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乡镇均存在增长优势,规模经济与交通区位整体对乡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涓滴效应与外部性会造成乡镇的收缩。不同增长与收缩类型的乡镇应当探索因地制宜的增长与转型路径。     

上海人口经济增长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分析

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经济及能源消费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发现人口、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密切正相关，呈同向变化；人口、经济及能源消费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密切相关，但并不存在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环境污染水平随人口经济增长而上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5500元左右时，环境污染水平达到峰值，此后即随人口经济增长而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