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社会、经济、生态三大子系统,脆弱性和适应能力两大要素着手,建立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黄土高原2000—2018年各子系统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进行时空演变格局分析,并甄别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00—2018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522增强至0.721。社会恢复力由0.548增强至0.629后减弱至0.525;经济恢复力由0.401持续增强至0.850;生态恢复力由0.725减弱至0.607后增强至0.734,子系统恢复力演化趋势均不协同,经济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趋势协同。经济系统恢复力的增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增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出现显著空间集聚趋势,较高地区除省会城市和包头等能源富集区外,关中平原地区始终呈现高-高（H-H）集聚格局,其余地区恢复力普遍相对偏低。（3） 2000年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生态维度障碍度始终高于社会和经济维度,不同地区指标层首要影响因素为人均GDP。     

滨海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恢复力视角,从脆弱性和应对能力两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对辽宁省滨海旅游地2006—2015年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揭示其时序变化与空间差异特征,并对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机制及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大连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其他均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上升趋势较为平稳,经济子系统具有一定波动性,生态子系统恢复力较低且增速缓慢。系统总恢复力受社会、经济子系统影响较大,但长远来看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的提升最为关键。(2)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社会-经济三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度以波动上升为主,三元系统协调发展度则与二元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空间维度上以大连最高,盘锦和营口最低。     

千岛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与影响机理

立足反映恢复力属性特征的盆地模型理论,构建基于稳定性景观的恢复力评价体系。从脆弱性、应对能力两大层面以及社会、经济、生态三大子系统入手,建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运用集对分析法,测度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甄别影响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揭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因子影响机理及曲线规律。结果表明:1 1987-2012年间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4576缓慢上升至0.5622,应对能力指数由0.0282快速上升至0.9725,恢复力指数由0.1276稳步上升至0.8669,恢复力应是脆弱性与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总脆弱性受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影响最大,总应对能力受经济子系统应对能力影响最大,总恢复力受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影响较大。总应对能力对恢复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作用更加突出。3恢复力因子影响曲线可分为线性递增和递减、非线性U型/倒U型递增和递减6种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因子对系统恢复力作用方式、性质、速率具有差异性,主要以非线性影响为主,且存在不确定性。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整合研究——演化特征、路径与理论模型

面对无处不在且不可预测的变化,减轻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增强恢复力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振兴的必要途径。基于田野调查与扎根理论方法,以黄土高原佳县为研究区,自下而上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的演化路径与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设施与服务系统范畴形成了7组典型脆弱性-恢复力演化路径。其中,地形与生态、气候变化与灾害、农业农村市场、人口发展等范畴为演化路径中的扰动来源,政策与工程、家庭行为范畴为应对扰动的行动策略,每条路径表现出相应的脆弱性、恢复力演变特征。(2)聚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现实困境,政府与家庭两大利益主体做出了减轻脆弱性、建立恢复力的响应行动。家庭响应聚焦于生计及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应对生态风险、人口空心化与文化淡化的行动。政府层面侧重于响应经济与生计困境、生态风险,而在建立文化恢复力与应对公共服务供给脆弱性的广泛行动较为缺乏。(3)提出了“三足式”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演化理论模型。“三足”分指扰动、行动、脆弱性-恢复力演化结果,三足之间交互耦合,且行动内部政府层与家庭层相互适应。最后,文章基于热点范畴、脆弱性与恢复力联合、家庭行为方面提...     

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城镇化等多因素驱动下,恢复力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综合考虑系统的脆弱性与应对能力构建指标体系,通过集对分析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根据恢复力测度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元（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及三元（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区域层面揭示其2000—2020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探究二元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的数量及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陕西省社会、经济恢复力增长显著,生态恢复力呈微弱的下降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303上升至0.779。（2）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子系统南高北低的协调发展差异减弱,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子系统形成中部低南北高的协调发展格局,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维持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二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在数量及空间上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正向关联性,以高-高、低-低类型评价单元在省域...     

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权衡-协同关系及驱动力——以陕南地区为例

秦巴山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探究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已有研究受限于系统复杂性,仅聚焦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整体性评价,缺乏对各子系统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的讨论。本文以陕南地区为例,从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脆弱性与应对能力两个维度建立恢复力指标体系,使用TOPSIS模型对陕南地区2005—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通过相关性分析衡量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各子系统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并识别其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陕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2)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别与生态系统应对能力、社会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权衡关系,其他子系统之间主要表现为波动变化的协同关系。(3)与权衡关系相关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地形破碎程度和垃圾处理能力;与协同关系相关的主要贡献因子为第一、二产业发展水平、地方财政实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垃圾处理能力以及教育发展水平。本研究从权衡与协同关系的问题视角出发解析社会-生态系统恢复...     

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分异研究——以安徽境内大别山区12个贫困县（市）为例

基于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分析 2008—2017年安徽境内大别山区12个贫困县（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时空演变过程,采用障碍度模型揭示恢复力影响因素和特征。研究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中低阶段。其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整体微升,局部年份有突变;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发展逐年提高;生态子系统恢复力“上升-下降-上升”反复波动,整体呈下降趋势;② 空间变化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上呈“极低-较低-中等”递进发展,各县（市）由分化到趋同,中部最快,南北均衡并进。其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相对较弱,部分相邻区域阶段一致,总体北部快于南部;经济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较强,连片提升,进度相似,总体南部快于北部;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居中,部分区域短时间内步调一致,总体南慢北快。③ 旅游发展、人地关系、生态环境是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县（市）越临近,影响因素相似度越高,但随地势复杂性增加,相似度由北至南递减。     

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基于协同发展视角

基于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城市旅游核心与边缘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旅游产品价格、旅游交通服务价格与服务次数、城市居民居址到RBD与到城市旅游边缘区的距离、城市人口等因素对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指出上海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为:上海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资源的空间互补特性、上海城市旅游边缘区旅游产品价格竞争上的优势、上海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快速旅游交通网络的建设及上海城市旅游边缘区人口的增加等。     

干旱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敦煌市为例

文旅融合背景下,分析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文化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敦煌市为典型案例地,从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BP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了2007—2018年案例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序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07—2018年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处于较良好的状态且可划分为波动-缓慢增长-快速上升阶段。（2） 文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决定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程度方面起到主导作用。（3） 社会-生态系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子系统间对系统总体的协调度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大。（4） 各因子的贡献率大小为敦煌百度指数>敦煌研究院研究生数量>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旅游业碳总排放量>文化产业经营单位。     

半干旱区社会-生态系统干旱恢复力的定量化研究

频繁发生的旱灾已成为限制中国西北半干旱区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扰动因子.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论可以加深人们对干旱环境中的社会学与生态学交互过程与机理的理解,提高当地系统抵御旱灾的能力.社会一生态系统恢复力是指系统能够承受且可以保持系统的结构、功能、特性以及对结构、功能的反馈在本质上不发生改变的干扰大小.目前,恢复力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的、概念上的描述,缺乏对恢复力可操作性的实证案例研究模式.本文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角度选择水分敏感因子,构建社会-生态系统,建立了恢复力测定的定量模型,计算了过去15年来榆中县社会-生态系统对干旱的恢复力变化,并分析了影响恢复力变化的因素.     

“人-地-业”协同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与目的地空间作用研究

随着中国乡村旅游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投资加快增长,给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和空间格局带来了深刻变革。本研究从“人-地-业”协同视角,在认识乡村旅游投资内涵及其“主体-要素-对象”体系基础上,剖析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的“投资-产业-空间”传导过程,理论化构建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的二阶梯级模式,探索性揭示乡村旅游投资目的地空间作用过程与机制。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是目的地“人-地-业”系统环境影响投资主体区位选择与决策,引起产业投资要素流动和投资对象布局变化,造成当地产业发展空间不均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三生”功能格局演化的结果。以期,研究发现从微观尺度深化旅游投资与旅游地空间作用理论,拓展乡村旅游地空间演化理论内涵,为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旅游地高水平建设与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人-地-业要素是乡村地域系统的核心,探索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及其人-地-业要素互馈如何塑造乡村发展动力不仅有现实迫切性,更有重要学术意义。论文运用逻辑分析法对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乡村地域系统可分为本底要素、直接要素与间接要素三大子系统,本底要素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台”,直接要素是乡村发展主体,而间接要素是乡村发展的“调节器”;人-地-业互馈的科学内涵是通过相互作用来优化要素数量组合与空间匹配而塑造乡村发展动力,驱动乡村地域系统向优化状态迁移;人-地-业要素互馈机制框架中三者存在相互作用路径,是一个联动互馈环,有动态性、传播性与关联性特征;人-地-业要素互馈理论框架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村庄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乡村振兴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人-地-业要素互馈耦合调控实际上是塑造乡村发展动力的过程,应根据互馈路径在综合权衡基础上确定互馈调控强度与方向。     

生态脆弱区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时空演变及情景模拟

从最具操作性的景观尺度探究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时空分异及其演变,对于揭示人类活动变化对生态环境及其景观服务的影响机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黄土丘陵沟壑区米脂县作为典型案例地,从生态、社会、生产3个系统维度构建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研究区各子系统和整体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2000-2015年社会—生态景观3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分异显著且都有增强。其中,“退耕还林”第1阶段（2000-2009年）增强突出,生态、社会、生产三系统恢复力指数分别上升0.134、0.048、0.028;第2阶段（2009-2015年）增强相对减缓,生态、社会、生产三系统恢复力指数分别上升0.038、0.017、0.021。② 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空间分异同样显著,其恢复力指数上升11.60%,呈现中间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③ 子系统与整体景观系统恢复力变化之间有主导性正向关系,且3个子系统恢复力变化协同关系显著,两个或三个系统协同率达到90%以上。最后,运用有序加权平均法,基于干扰指标与适应能力指标的不同权重设置情景偏好,绘制出“不可持续导向型”“维持现状型”和“可持续导向型”3种情景下的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模拟图,为区域景观适应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引入"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分析了广东省目前所形成的旅游区域结构,得出广东旅游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珠三角作为旅游核心区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已久;相对而言,粤东西两翼与粤北山区就成了旅游边缘区.推进全省旅游全面深入发展,应协同好珠三角与两翼、山区之间的战略关系.提出了推动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的几点战略措施.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千岛湖旅游地演化过程及机制

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认为千岛湖旅游地是以外部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为支撑,以吸引物子系统、设施子系统、服务子系统和支持子系统为基础的旅游地耗散结构系统(TDSS)。分析了其演化过程,认为从1959 年新安江水库建成到1981 年“富春江-新安江”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千岛湖旅游系统处于萌芽状态,各子系统尚未完善成形;1982 年至1994 年为系统形成期,各子系统发展逐渐完善,旅游系统整体效应开始初步显现;从1995 年起,千岛湖旅游地系统进入发展期,各子系统基本上发育成熟完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明显,系统的整体效应显著;2000 年以后,千岛湖旅游地系统处于优化发展状态,各子系统之间进一步协调发展,旅游系统整体效应大大增强,并推动了旅游地的转型发展。探讨了其演化机制,认为旅游地系统演化的本质是耗散结构的负熵输入过程,系统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是其演化动力,并通过基于外部环境和政府主导的中心控制的系统他组织与基于供给与需求、人地关系、区域协调以及利益主体平衡四类非线性作用的系统自组织而实现。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SES）由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构成,具有不同于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单独具有的结构、功能和复杂特征。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旨在通过适应性的社会权利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在动态条件下可持续地保障人类福祉。适应性治理理论的形成受到“公共池塘资源管理”“韧性”和“治理”3方面理论的影响,并为“转型治理”与“协作治理”提供了建构基础。该理论具有以下3个主要目的：① 理解和应对社会—生态系统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② 建立非对抗性的社会结构、权利分配制度以及行为决策体系,匹配社会子系统与自然子系统;③ 通过综合方法管理生态系统,使其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因此,面对人类行为主导地表过程的“人类世”,实现适应性治理有助于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鉴于中国的生态环境正处于迅速变化时期,且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复杂,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① 理解耦合系统的多元互动过程,增强适应能力;② 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研究;③ 提高环境变化背景下理解和预测系统动态的能力。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

城市溢出和景区辐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对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区位下“城市-景区”双驱动乡村的发展路径探索较少。以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村、北沟村、田仙峪村和辛营村4个行政村共同组成的“长城国际文化村”为案例地,探索城市和景区双重优势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景区和乡村自身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乡村发展,继而导致其发展路径呈现出非线性、多元化的演变特征;②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的发展路径可分为“景区主导-城市辅助”“城市-景区并重驱动”“城市主导-景区辅助”和“城市-景区双重弱驱动”4种类型;③ “城市-景区”双驱型乡村发展竞争性路径随着城乡、景乡间要素的差异化集聚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变动及区域空间格局演化。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