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梳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创业与创新两条传导路径。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11—2018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整体提升趋势,但两者均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② 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存在一定的数字隔离。③ 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大致呈现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依次递减的趋势。④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验证了创业和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但同时这种传导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城市群空气质量时空演化及收敛趋势

选取2015—2020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监测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收敛模型等方法,定量考察城市群空气质量差异及其来源和收敛机制。结果显示：① 2015年以来,中国20个城市群空气质量均未表现出逐年改善的理想趋势,绝大多数城市群空气质量在波动反复中趋于改善,且O₃开始取代PM_2.5成为部分城市群最主要的首要污染物。② 中国城市群空气质量“南优北劣”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但考察期内空间差异有所缩小,且群间差异远大于群内差异。③ 中国城市群空气质量不仅存在σ收敛趋势,而且存在绝对和条件β收敛趋势,无论是否考虑除初始值以外的其他异质性影响因素,城市群地区各城市空气质量都朝着稳态水平变化发展。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2)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4)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5)针对不同发育阶...     

中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

过构建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金融排斥程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大,在空间上形成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渐递增的格局;2）中国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东部的低－低集聚与西部的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且态势稳定;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能力、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与本地区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与人口密度增加对降低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有显著作用。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测算一体化指数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指数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整体上呈现出从省会城市向周边递减的格局。空间杜宾模型能够较好地对一体化进程的溢出效应进行定量估算,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算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本地一体化进程每提高1%,将促进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增加0.575%。就本地效应而言,一体化进程各维度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就溢出效应而言,一体化进程各维度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均低于本地效应,基础设施一体化对周边地区的旅游经济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未来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本地一体化,同时也要重视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     

金融供给对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让金融活水“滴灌”乡村发展沃土是新时代赋予金融的使命与任务。本文全面探讨了金融供给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理论上,金融可通过其功能发挥所释放的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范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应而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实证上,本文测度了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金融供给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金融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这一结论在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以及借助工具变量开展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但对于东部地区以及2014年以后的时段,金融对乡村高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这也得到了费舍尔组合检验的证实。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对于全部省域总样本及5类子样本,促进乡村消费升级、释放民生改善效应是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环境美化效应和社会规范效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各渠道的适用性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本文推动了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动因以及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效应、机制和时空差异的理解,丰富了金融地理学和乡村...     

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关键词检索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数,运用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空间杜宾分解模型,探析中国城市人工智能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人工智能发展在时间上可分为起步期、成长期以及高速发展期;空间上呈明显的层级效应,东部沿海城市优势明显,中西部城市正加快崛起。② 人工智能存在较强的空间正向相关关系,局部地区城市形成集聚发展态势。空间分布沿“东北?西南”方向产生极化现象,沿“西北?东南”方向产生扩散现象。分布重心位于安徽省内,有持续向东南迁移的趋势。③ 市场化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外商投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干预与人工智能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研究空间单元,通过文献梳理识别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并且由初始相对均衡转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流域分异特征。产业各维度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产业活力、创新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分异明显;各城市群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上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不足,与中下游城市群差距在扩大;各城市群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趋于加重,黄河流域中游城市群成为环境污染的高值区。     

中国城市区域高质量发展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高质量发展下的生态城市评价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熵值-TOPSIS模型评价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变化及差异,运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城市生态化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稳步提升,城市间生态化水平差异显著并呈扩大趋势;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城市生态化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生态化水平要显著优于其他城市;城市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层面指标上的评价得分具有不平衡性,各城市优劣势有所差异,并且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生态化水平差异大于生态环境层面的差异;对大多数城市而言,经济层面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是主要障碍因子。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应立足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升城市生态化水平,建设高质量生态城市。     

中国城市群地区PM2.5时空演变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空气污染的核心区域。本文选取2000-2015年NASA大气遥感影像反演PM_2.5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了中国城市群PM_2.5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主控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0-2015年中国城市群PM_2.5浓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出现拐点,低浓度城市减少,高浓度城市增多。② 城市群PM_2.5浓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城市群间空间差异性显著且不断扩大,东部、东北地区浓度提升更快。③ 城市群PM_2.5年均浓度空间集聚性显著,以胡焕庸线为界,热点区域集中东部,范围持续增加,冷点集中在西部,范围持续缩小。④ 城市群内各城市间PM_2.5浓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城市群影响要素差异显著,工业化和能源消耗对PM_2.5污染有正向影响;外商投资在东南沿海和边境城市群对PM_2.5污染具有负向影响;人口密度对本地区PM_2.5污染主要具有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则相反;城市化水平在国家级城市群对PM_2.5污染有负向影响,在区域性和地方性城市群则相反;产业结构高级度对本地区PM_2.5污染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则相反;技术扶持度对PM_2.5污染的影响显著,但存在滞后性和回弹效应。     

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结合东北地区的区域特色,构建有效性、稳定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6个维度的34项具体指标,测度其发展现状及空间差异。研究发现:大连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副省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居前列;高质量发展整体呈"南高北低"且沿哈大线形成"隆起带"的基本格局;协调性和持续性水平较高的地市集聚于辽中南和哈长经济区,有效性和创新性水平较高的地市主要分布于哈大交通走廊沿线,稳定性和分享性水平高的地市则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西部和中部;将各地市划分为7种类型,对应不同的发展短板和提升重点。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 表明:①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多维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

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论文梳理并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多维机制,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在揭示城市创新水平时空动态特征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 2010—2019年,中国城市创新水平呈现一定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地区间发展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呈现显著且稳定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2)全国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的发展仅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城市创新水平,而数字技术在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方面具有更强的渗透效应。(3)数字经济多维度水平均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的城市创新水平表现出积极作用,但只有数字技术在4大区域的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城市类型异质性看,数字技术同样表现出最强的影响力和技术扩散效应。文章拓展了数字经济赋能创新发展的研究视角,并为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英文）

城市群应满足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双重要求,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是：评估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并基于“波特假说”视角,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同。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政策提高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但明显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该政策对长三角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仍处于“弱波特假说”状态,城市群政策激发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不足以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波特假说”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

基于“收入-消费”二维视角,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贫困的异质性影响。采用改良的突变级数法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并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验证所提假设。结果表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普惠金融初期发展水平不同,但随时间推移呈现趋同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存在非线性现象。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贫困具有显著异质性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影响力呈现递减趋势;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农村消费贫困的影响力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现象。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