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金融网络：理解全球-地方经济联系的新框架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长三角一体化下的金融流动格局变动及驱动机理——基于上市企业金融交易数据的分析

金融资本是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并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金融地理学的理论,将金融资源流动纳入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和一体化的研究框架之下,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构建区域金融流动的格局及机理的分析框架。基于长三角16 市金融发展状况和上市公司2002 年、2005 年、2008 年和2011 年的交易数据,构建了金融资源流动和联系的网络,并进一步测量了网络密度和中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金融发展与金融资源分布形成了差异显著但有缩小趋势的发展格局,除上海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南京、杭州和宁波也成为金融流动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金融流动网络密度不断增强,跨省金融流动增多。分别选取表征市场化、全球化、分权化和一体化的指标,使用QAP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长三角金融流动的动力机制。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FDI、文化差异、外资金融法人数量和行政边界均对金融流动有显著的影响,相反金融业比重和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则并无显著作用。本文探讨了从地理学空间差异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解释金融差异与金融流动的方法,对于深入研究金融一体化问题有借鉴作用。     

全球城市—区域的生产组织及其运行机制

随着资本和信息在全球尺度的更快流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重构现象,并促进了各国区域生产空间组织出现变化,学者开始重新定位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世界城市并提出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生产空间结构亦开始出现重构现象,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全球城市—区域初步浮现。在分析全球城市—区域的经济学本质并分析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以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为实证对象进行分析。提出基于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系是冲破目前行政区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使中国各层级地方经济的发展同全球生产体系相联系,最终推动中国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金融企业全球扩张的城际关联网络演变研究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深化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金融企业不断完善全球战略布局。金融企业通过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为其他行业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金融支撑，推动了国际业务往来与资本流动，建构起了城际联系网络。论文以中国金融企业全球布局的时空演化为切入点，基于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探究1979—2019年中国金融企业链接全球城市的网络塑造过程。研究发现：(1)中国金融企业全球扩张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明显；(2)随着全球分支机构数量和扩张范围的增加，扩张由主要世界城市延伸到全球范围的中小城市，亚太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欧美主要金融中心等成为网络中重要节点；(3)城际联系主要是通过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式、“总部—区域中心—分支机构”式和收购式扩张等3类扩张模式塑造而成。最后，探讨了国家经济战略与地缘关系、企业性质差异、节点城市或国家的特点等对企业扩张路径和城际联系形成的影响，为金融企业全球扩张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参考。     

网络城市研究回顾:概念、特征与发展经验

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城市成为新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通过构建多中心网络城市来促进均衡、可持续的地域发展成为规划界的研究热点。网络城市不仅是构建形态上的网络,更重要的是成为具备关键功能性关联的功能实体。本文将从概念辨析与特征描述、形态与结构演化、功能联系与整合分析、典型案例研究四个方面,系统地回顾国内外网络城市相关研究的进展,从而更好地指导国内城市空间发展的实践。     

离岸金融中心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金融国际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岸金融中心是在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促进资本流动与新兴金融市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独特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离岸金融中心也开始受到地理学的关注。论文在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相关概念和发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离岸金融中心的地理学文献,从离岸金融中心产生的区位条件、离岸金融中心对全球和区域产生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与全球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最后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对中国未来如何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给予展望。     

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创新网络研究进展

全球化、创新驱动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网络成为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在评述现有创新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内涵和特征,论述了其类型、结构、作用机理和分析方法,并得出结论：全球创新网络与地方创新网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地方创新网络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子系统,知识流是创新网络各主体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技术联盟与成员之间的多次协商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重要组织方式,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则能较好地实现定性分析结论与统计计算结论的融合,能较好地刻画、模拟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形态、结构、演变和机理。从服务国家建设和推动中国创新地理学发展的目标出发,有必要开展基于中国国情和视角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机理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启动不同产业领域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检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区域金融空间集聚与金融城市体系研究——基于美国外资银行的分析

周期性金融危机表明．大国的区域金融系统越来越融于全球资本流通和金融服务网络体系中,外资银行对东道国区域金融网络的空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区域金融流动的同时放大区域金融风险。本文总结了区域金融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理论基础,以外资银行为例,论述了美国金融城市体系的规模和等级结构,分析了美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特征与网络化趋势。     

战略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北大核心CSCD

当前经济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卡脖子”问题成为当下最需创新研究解决的问题。但现阶段创新研究最新的理论成果——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局限于内生性的理论视角,难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创新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梳理区域创新系统与全球生产网络间的理论异同,进一步利用战略耦合这一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要素,通过理论融合提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21个城市的区域创新系统为例,基于理论梳理与回归分析,从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活动、创新绩效这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系统与战略耦合的联系与影响以验证框架。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战略耦合对于区域创新系统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并不完全是显著正面的,甚至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二,以出口为主导依附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促进及对区域创新绩效和创新活动的抑制;相比之下,市场换技术的互惠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各个维度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对于广东省而言,港澳台资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外资,而其他外资对创新系统的具体影响更为复杂,未有稳定的模式出现。本研究通过向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战略耦合理论,探明了战略耦合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建立了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作用,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更为批判和辩证的研究视角,可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提供理性、科学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特征分析

巨型城市区的概念于1999年由P. Hall提出,是中心大城市向新的或临近的较小城市极度扩散后所形成的,是21世纪初正在出现的新城市模式,其概念强调区域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城市间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联系与区域的多中心结构相关联。近年来,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上海依托长三角腹地建设全球城市成为共识,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连绵带正在向巨型城市区演变。在介绍巨型城市区的概念的基础上,从多中心、功能性和网络性三个角度对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的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指出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是一个多中心网络状的城市区域。     

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互馈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18年长三角地区跨国、跨区以及区内企业异地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其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 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分别处于初步发展、稳步发展和完善发展阶段,各尺度网络均呈现出区域化倾向,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网络空间结构正在形成。② 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提升能够促使其融入全球和全国尺度城市网络,反之,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提升却未能促进其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内部城市网络,融入全球尺度城市网络甚至对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多尺度城市网络互馈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并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耦合。     

城市-区域的概念演进与形成机制研究进展

作为新的地域现象,城市-区域成为西方近几十年来城市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梳理出“城市-区域”概念的演进过程和城市-区域形成机制的研究脉络,指出了城市-区域研究的新动向.城市-区域概念是在“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概念基础上理论创新而来的;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区域是内生的过程;理解城市-区域的动态过程并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的多样性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焦点.     

基于产业组织的城市国际化网络研究——以长沙工程机械产业为例

全球性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产品与服务贸易、生产要素配置、中介机构国际往来等三种方式实现产业组织全球化。随之地方城市逐步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在全球化网络体系中得到重构与再造。长沙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业全球化组织趋势明显,在此作用下长沙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城市国际化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源和发展机会,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城市国际网络。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地方城市必须积极主动地对接全球产业链,融入全球生产组织网络,推动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     

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中资律师事务所全球扩展及其网络空间结构演变

运用链锁网络模型,分析了1993-2015年间中资律师事务所全球布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全球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中资律师事务所在西欧、北美和亚太三大区域重点布局的基础上,全球空间覆盖范围迅速扩展,全球布局同时考虑全球金融型中心城市和政治型中心城市等多种类型区位;②中资律师事务所的全球网络,在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外的香港、纽约、伦敦、迪拜等核心城市构成的骨干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其网络的全球化程度也不断增强;③中资律师事务所的全球扩展对北美、西欧、非洲、中东以及东欧等区域城市的全球网络联系影响较大,对空间临近的亚太地区影响相对较小,这也与以往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及辐射研究

以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对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威尔逊模型揭示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发展不平衡,北京的城市金融竞争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环渤海地区并未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金融辐射网络,金融一体化还不成熟,仍有金融盲区的存在;各中心城市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应打破地区间行政壁垒,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金融发展。     

经济全球化下区域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经济全球化是跨世纪时代经济国际化在全球纵深发展后进入全面与成熟的高级阶段的产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区际联系应当成为区域地理学的新领域.区域地理学区际联系的理论,包括空间相关和空间扩散两个方面,这些联系又以全球联系为背景和最终归属.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是最终将整个经济发展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区域地理学应积极拓展区际联系的研究领域,具体包括全球区位论、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经济空间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地理、国际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地理、区域集团化组织地理、跨国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和共同开发等研究内容.     

全球金融科技产业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深层次融合,深刻改变着金融业的运作模式。当前,金融科技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的前沿和关键领域,其发展也正在重塑全球和地方的金融格局。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金融科技产业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梳理了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总体而言,在全球范围,亚洲和北美洲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崛起对全球金融格局影响深远。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地,同时科技中心城市也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新摇篮,两者共同决定了金融科技产业的地理格局。在城市内部,金融科技产业呈现出集群发展的态势,往往围绕现有的大型金融或科技企业集聚,或者依托加速器和孵化器发展。各级政府的推动进一步加速了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的形成。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的监管环境以及扶持金融科技的产业政策是影响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