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住环境的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面世以后,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虽取得较多成果,但方法创新还有待推进。本文以常州作为实证研究地区,将人口普查数据与大数据（城市POI数据）相结合,借助网格化处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计算方法,从居住内部环境（住房条件）和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两方面综合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而探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与扇形结构叠加的模式,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即不同类型居民属性区的生活质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各类居民属性区均有与之重叠度较高的相对应的生活质量区,这种空间关系的揭示对城市规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从居民社会空间与实体空间互动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辩证法进行了诠释。     

基于宜出行大数据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分析——以重庆主城区为例

多中心已成为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多中心结构的有效识别对于规划效果评价、规划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百度热力与手机信令数据,腾讯宜出行数据具有时空分辨率高、获取成本低的优点,可精细比较城市主副中心的人口集聚能力,为多中心结构的动态识别提供新的手段。论文以重庆主城区为例,基于连续一周的宜出行热力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等方法,识别其多中心城市结构、影响范围与组团发育情况。结果表明：作为山地城市,重庆在自然限制、经济驱动与规划引导下主动选择了“多中心、组团式”结构。重庆内环以内的各个城市中心人口高度集聚、用地规模相近、发育相对成熟,并强于内环以外的副中心。研究指出,西永、茶园副中心及外围组团的发展与人口集聚能力有待提高。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广西区域多尺度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为揭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分别从亚区域、地级市、市区―市区、市区―县（市）和县（市）―县（市） 5个尺度测度了其网络关联强度和中心性。结果表明：1）在水平联系上,亚区中桂南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桂西和桂北,桂东中心性最低;4个亚区间的联系表现为桂南与桂西间联系最密切,桂南与桂东、桂北间的联系相对较强,桂北与桂东、桂西间的联系相对较弱,桂西与桂东间联系最弱。地级市间南宁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来宾;关联网络以南宁为核心向外辐射,有2条突出的联系,分别为南宁―河池和南宁―来宾。市区联系网络中,桂林市区的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柳州市区和玉林市区,河池市区中心性最低;有5条联系较为突出,分别为防城港―钦州、贵港―来宾、钦州―南宁、来宾―柳州、崇左―南宁。县（市）之间的关联强度总体水平较低,关联强度较高的联系主要分布在北部湾城市群、西江经济带、324国道沿线以及桂林漓江风景区周边。2）在垂直联系上,亚区内部城市间联系表现为桂北最强,桂东、桂南其次,桂西最弱。受行政管辖的影响,市区与县（市）间的联系符合一般的距离衰减规律,部分市区和与县（市）之间的联系超出行政管辖的范围;基于各市区的...     

近年来移动办公发展的城—郊异质性特征研究——基于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大数据

移动办公是信息时代新型的生产办公活动,其发展对大城市办公活动的移动化转型、郊区办公区位提升和城—郊办公区位的优化重组具有重大价值。论文基于2019与2021年武汉市城—郊联通用户的手机App使用大数据以及企业分布数据,运用数理统计、Getis-Ord G_i^*与层次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武汉市移动办公的城—郊异质性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从移动办公人数占比和人均时长看,近郊区非常接近中心城区,且近郊区的增长率高于中心城区,反映了移动办公的扁平化发展趋势。② 从空间分异看,郊区新城的移动办公人数占比、移动办公人均时长的高值区域远多于中心城区,并且在近郊区范围内越远离中心城区,其极大值往往越高,局部集聚程度也越高,表明移动办公对郊区的办公区位具有较好的补足效应。③ 从产业类型和规模看,中心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移动办公发展水平较高,而近郊区的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并且中心城区企业数量越多的大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而近郊区新城中企业数量较少的小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研究对于明晰移动信息时代城市移动办公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不同产业类型的移动办公发展规律,进而实现郊区办公区位优化重组有一定价值,而基于手机App使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也为日益重要的城市线上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渠道。     

基于出租车轨迹数据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在地理大数据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利用深圳市2009年5月和2016年9月2期出租车轨迹大数据,通过构建2层空间网络,并使用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发现网络中的全局空间社区和局部空间社区。通过对比空间社区的变化,并结合遥感数据和规划政策等,探讨深圳市长时期多层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揭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划政策制定等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局尺度下,城市的空间结构趋向于紧凑式发展,如深圳市郊区的小空间社区合并成了5个大空间社区,这与深圳2020年总体规划有较大的关联。局部尺度下,城市的空间结构趋向于多中心式发展,如围绕深圳高铁北站和南山中心的2个空间社区分裂成了多个小空间社区,这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关联。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县域城镇体系识别——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科学识别城镇体系对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常住手机活跃用户识别、跨城镇出行起讫点模型和城镇中心性测度,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江西省鄱阳县城镇体系,并与现行总体规划的城镇体系进行对比以揭示鄱阳县域城镇体系实际发展与规划目标之间的偏差。结果发现:鄱阳县各乡镇常住手机活跃用户数与其总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2,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鄱阳县当前实际的城镇体系分为三级,其中县城为第一级,田畈街镇、油墩街镇和芦田乡为第二级,其余乡镇为第三级。发展至今,仅有县城、油墩街镇与芦田乡达到预期规划目标,其他乡镇均与规划目标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新一版的规划中予以调整,从而引导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县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的村镇空间结构效应——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传统的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要经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通过回顾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村镇空间结构在21世纪初期的演变,发现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石榴红村在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等方面实现了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在这种模式下,村镇经济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② 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③ 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

针对已有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存在视角单一,对活力多样性体现不足的问题,本文在深入理解活力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多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从个体行为、空间活动、空间交互联系网络的复合视角,围绕活力的核心,综合考虑活动类型及空间联系,提出了重访性、混合性、网络交互中心性三项测度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框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采用手机大数据,进行了公园活力的综合评价。分析表明：手机数据可从多个维度快速准确的识别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现状,并展开综合评价。同时,可进一步参照活力不同维度特征的测度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活力营造及提升策略与路径指导,体现了本方法对已有评价方法具有一定修正和延展作用。     

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生活圈及设施配置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老年人生活圈是社会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该领域已有一定研究,但在数据类型及其覆盖范围、空间尺度效应、空间分异特征等方面仍需进完善。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数据等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北京为样例,探讨老年人生活圈范围及其同设施配置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生活圈存在空间分层特征,包括邻里生活圈、居住区生活圈、都市生活圈等多层次生活圈;② 生活圈同设施配套之间的关系存在尺度效应,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邻里生活圈层面;③ 不同设施之间存在差异,购物、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设施等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类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呈现出负相关,而餐饮、文化教育设施等消遣娱乐设施的可达性则反之;④ 不同的地理区位也存在显著差异,设施可达性水平对生活圈范围的影响在市中心较弱,反而在郊区较强。结论将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宜老化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依据。     

基于分形理论的沙漠化土地空间结构——以内蒙古多伦县为例

借助RS和GIS技术提取内蒙古多伦县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沙漠化土地的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理论的原理与方法,通过计算斑块周长—面积关系、分维数和稳定性等指数,揭示了不同沙漠化土地类型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多伦县各时段的土地沙漠化类型具有分形结构,不同沙漠化土地的平均分维数在1.3988~1.5635之间,接近于随机运动值,有潜在的流动趋势。在轻度沙漠化土地、中度沙漠化土地、重度沙漠化土地和严重沙漠化土地等4种类型中,轻度沙漠化土地的分维数在所分析类型中总体上呈波浪式增加,说明其空间结构越来越复杂,稳定性趋于减弱,而重度沙漠化土地空间结构从1987年以来稳定性逐渐变好,且稳定性相对较高。通过对区域沙漠化土地空间结构分析,可以为政府治理沙漠化土地提供支持。     

基于GIS 的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

社会科学开始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空间 模式和非常态分布, 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空间结构问题。人口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最为活跃的因 素之一, 同时也较易获取、容易做到时空连续, 因此往往是衡量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指标之 一。借助于GIS 技术, 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为例。研究结果 表明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总体表现为集聚。具体来说: 1990 年和2000 年深圳市人口密 度均以特区内东门街道为最高, 特区外各街道人口密度增长较快; 1990~2000 年人口重心向西北 移动约4km; 1990 年人口密度函数和2000 年人口密度函数均以反函数模型拟合较好, 从市中心 随着距离增加, 人口密度递减; 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中心附近具有较大的向心效应, 带 来周边邻近区域人口的增长, 而在东部郊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 出现部分离心效应。     

基于大数据的生活圈范围与服务设施空间匹配研究——以北京为例

生活圈建设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内容之一,生活圈内服务设施配置是做好生活圈规划的首要基础,居民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空间匹配关系也是地理学“人地关系”在城市社区尺度的重要体现.学术界对生活圈与服务设施的匹配关系已有研究,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该类数据存在样本量少、地域覆盖范围小等不足.论文将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基于空间句法的商品交易市场空间结构——以义乌国际商贸城为例

空间句法作为一种定量空间形态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城市设计和建筑的诸多方面,但是在商业建筑结构方面的应用研究较少。本文运用GIS和空间句法的集成方法定量分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内部的空间结构特征,探讨了空间句法在商品交易市场空间结构形态研究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义乌商贸城内部空间结构在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较差,局部区域及部分入口的便捷度较差,部分辅助设施不易达;针对这些不足本文也提出相应的优化调整建议。另外,该研究也可为商品交易市场的规划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生态导向的山地城市空间结构控制——以重庆涪陵区城市规划为例

城市生态格局是决定城市空间结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对涪陵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发展方向选择中,针对提出"生态引导"的方法。通过对山地自然属性、生态基底划分和用地类型空间管制的具体变化分析,认为将生态导向引入城市规划,确定城市增长边界,从远景城市空间布局入手,对城市空间布局进行控制,最终实现城市空间形态的合理演化,有益于山地城市建设范围、结构、发展方向的合理性,为涪陵区城市空间布局提供良好的方法,最终实现控制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目的。     

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成都市和兰州市为例

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基于GIS的旅游交通巨变下客源空间结构演化分析——以惠州龙门县为例

基于GIS技术,结合旅游需求引力模型,以惠州市龙门县为例,选取3个时间段,对旅游交通变化驱动下的旅游客源空间结构演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龙门县旅游交通从无高速公路连接、向有相关高速公路连接到高速公路过境变化,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对应表现为经济要素为第一指向性的跳跃式分布、向交通要素为第一指向性转变的连续分布到基本以交通驱动...     

基于照片分析的背包客景观偏好及其空间结构研究——以秦岭太白山背包客为例

互联网上信息丰富的地理标记照片为景观偏好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经验学派"整体性"思想指导下采用符号学综合分析法研究秦岭太白山背包客分享在六只脚户外网上的地理标记照片。结果表明:太白山背包客的景观偏好包括山光水色、天象变幻、险径觅踪、冰川奇石、自然脉动、山林野营六大类。景观偏好的环境依赖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背包客景观偏好总体沿旅行线路呈点状和带状分布,并存在空间分异,拔仙台、大爷海是多个景观偏好的热点。社交媒体上照片体现的景观偏好是一个超出景观本身的社会化过程,受审美、证明和表征的三元动机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