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边境旅游产品创新与联合开发——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观点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出了边境旅游的行动者-网络体系,由入境元素、景观元素、区位元素、营销元素等异质性元素构成的边境旅游行动者-网络在转译过程中,必须通过“强制通行点”：简化入出境手续,构建区域合作机制,各行动主体通过相互作用就能达到旅游产品创新的目的。实施边境旅游集散地开发项目,开发建设中朝边境“自由旅游区”。联合开发“鸭绿江国际旅游廊道”,提升边境旅游产品创新层次,促进网络中各种行动主体的联动与互动。促进边境地区“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把人与非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要素并置在行动者网络内,为地理学家审视“空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应用日益增多。文章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使用ANT研究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从偏僻乡野向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家各级政府、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旅游企业、旅游者、碉楼华侨业主、碉楼当地业主、其他非业主居民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环境。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处区域的经济衰落呈现出的行动者集体的问题是行动者转译原因,也是开平碉楼空间再生产的起点;申遗与旅游开发成为行动者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过程,也同时阐述了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机理,由部分业主对网络提出的异议则指涉了新的空间再生产。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批发市场新电商模式

在电商兴起和旧城更新的背景下,传统批发市场出现衰退趋势,亟需转型升级。本文在梳理广州市一德路海味干货市场转型历史的基础上,得出市场近年经历了由衰退到出现电商再到综合升级的初步判断,并构建了一德市场电商化的行动者网络模型探讨转型机制和效应。通过深入的现场调查,详尽分析人类行动者如商、客、政府和非人类行动者如海味干货商品、网络在电商化过程中的作用,得出具体的转型新模式。研究表明：①传统批发市场经过电商化转型,不会走向单一电商化或地理空间无用化的极端,而是出现综合多样的业态形式,如电商和实体、批发和零售4种类型的交叉组合;②在引发传统批发市场转型的多元行动者力量中,非人类主体如商品和网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商品的客观特性阻碍着地理空间的消除,而网络引发人们对空间重要性的重新权衡和促进对实物商品的升级改造。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动态转型研究——以德国多特蒙德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转型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已分析了转型的原因、症结并给出相应对策建议,但对转型战略的实施机制、相关新旧作用者的识别及其动态博弈过程的研究较为欠缺。因此选取成功转型的典例城市多特蒙德,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了其转型背后的人类、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复杂交互过程,链接其与动态城市转型的关系,并通过访谈获取后转型时期公众对于城市社会文化转型的认识,从而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借鉴。研究表明多特蒙德城市转型是多阶段多主体在多种利益驱使下的复杂博弈过程,且前期作用者行为在后期会产生重大影响。多特蒙德新兴产业的成功依托于动态博弈后的新旧企业角色的不断转化、管理机构政策的不断调节以及工会、协会、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主体的进入。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2)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3)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4)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路径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例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耦合。尽管村集体企业是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关键主体,但其生成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究。论文以行动者网络为理论视角,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案例,综合实地调研、政策分析、半结构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村集体企业促进行动网络搭建的动态过程及主体间互动关系,进而探究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研究发现,余东旅游公司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利益征召与动员、转型与优化等步骤初步搭建起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该公司通过文化空间强化、社会空间更新2个补充路径的构建,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研究结果归纳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解析村集体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拓展和经验借鉴。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土地利用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林保护区为例

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树保护区为例,探讨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根源、类型及其治理机制。按照冲突的强度和显隐程度,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潜伏、显化、转变和胶着等4个阶段,但冲突循环的存在使其进一步的演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土地利用冲突治理过程中,各种社会行动者通过协商和谈判而建立纵横交织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的机制,从而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基于空间涌现性的空间研究新范式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背景和地理学"文化转向"、社会学"空间转向"的理论背景,空间生产为旅游地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推动着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的转型。在认识旅游地空间系统性的基础上,界定了空间涌现性的概念,提出了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新范式。这一新范式主要表现在:1新的空间研究视角,厘清旅游地空间生产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学科理路;2新的空间观,树立以内涵复杂性、尺度嵌套性、过程非守恒性为核心特征的新的旅游地涌现空间观,实现空间认识从要素到系统、从简单环境系统到过程系统再到复杂耦合系统的转变;3新的空间研究路径,更加注重社会空间、微观解构、尺度转换;4新的空间研究框架,遵循"过程-格局-机制"的研究路线,建立复杂系统涌现空间研究框架,开展多尺度、多类型旅游地空间生产的系统研究。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将有助于拓展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和范式,增强旅游地理学对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响应和指导。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交通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结构多维测度

交通流是表征区域联系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域空间结构新的测度手段。本文基于流空间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使用高德导航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联系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节点特征、联系机理进行识别与分析,以期对湾区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结果显示：(1)整合尺度后的大湾区呈现“四组团三圈层”的空间组织形态;(2)多中心化发展态势明显,依托广深莞核心交通资源出现高强集聚;(3)网络整体骨架尚未建立。本研究揭示区域城市间交互关系与结构特征,对推动大湾区构建多极化、组团化、协同化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000—2011年产品空间网络视角下中国出口演化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三生”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基于土地“三生”功能视角,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2000—2020年西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特征与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三生”空间地域分异显著;“三生”空间结构演化呈生产、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缩减的变化趋势。（2）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0.22720升至2010年的0.22724后降至2020年的0.22699,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保持相对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空间上呈“东南较高、西北次之,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演化的冷、热点区主要聚集于东南和西北部,与区域内人口、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趋同性。（4）生态用地结构、归一化植被指数和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自然因子内部以及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交互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效果。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2)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3)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