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耕地资源保护偏好研究:选择实验法的应用（英文）

耕地资源保护有效方案与政策一直是国内外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利用武汉市农民和市民实地调查数据,基于选择模型法构建假设的政策与交易市场,模拟在此假设市场下主要相关利益群体耕地资源保护偏好意愿。依据选择实验法的基本原理选取耕地面积、耕地质量、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支付耕地保护费用作为环境商品的属性。首先考查了主要相关利益群体的偏好,并获得了对于保护属性主要相关利益群体农民和市民不同偏好的实验证据;然后分析不同环境商品属性组合方案所可能引起的福利变化水平。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中国的农地保护制度和目前实施的耕地保护基金、农业补贴制度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决策参考。     

耕地保护主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特征分析

耕地保护主体具有基于逐利驱动下的理性思考,从而直接影响耕地保护的效果。在耕地保护行为过程中,地方政府掌握耕地的实际支配权,主导耕地的规划布局,而农民对待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则受经济利益的影响较大。现行制度框架下,耕地保护政策具有"委托-代理"关系、政策公平偏好、信息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等、多方面利益干扰等特征。转型时期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容易凸显,应理性地正视耕地一定程度上的减少,但耕地保护的力度不容放松,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耕地管理方式的创新,深化国家土地管理宏观调控。     

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概括了制度环境的变化与耕地保护制度变迁的特点,指出了耕地保护制度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结了现行制度的被动性、镶嵌式、地方政府主导征用收益、违法占用耕地与地方政府GDP冲动及官员的政绩追求密切相关等特点。评估内在制度的柔性对刚性制度的化解与冲突,提出了诚信与合作意识、用地观念、计划意识与强势主导等3类因子的影响。分析了未来耕地保护制度的供需及其主体,指出耕地保护作为我国重要的管理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作为唯一的制度供给主体的行为、地方政府作为制度执行主体及农民作为耕地保护的最终执行主体耕地保护的行为与利益诉求。据此,提出了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改革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实证研究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是经过多年调研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新土地管理法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有效地保护了耕地资源。文章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含义分析着手,研究评价该政策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同区域发展、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等的实际影响,分析了与此相关的费用转嫁和归属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土地休耕制度研究:回顾与启示（英文）

土地休耕对于耕地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土地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土地休耕制度比较、土地休耕制度的农户响应以及土地休耕制度带来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效应三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土地休耕制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1)根据土地受破坏程度的不同,制定休耕土地评价体系和补贴核算标准,有针对性的将强制休耕与自愿参与相结合;(2)完善监管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农户环境意识、环保技能,改变农户的生产习惯,鼓励农民有针对性的改种其他覆盖率较高的作物保护土地。(3)针对休耕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采取相对应的管理和补偿措施。     

中国耕地保护研究的回顾与进展

以CSSCI检索出的1998年~2015年共18年的331篇耕地保护研究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CitSpaceⅢ、Ucinet及SPSS软件,采用社会网络和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近18年我国耕地保护研究可以分为探索研究阶段(1998年~2003年)、全面发展阶段(2004年~2009年)、稳定发展阶段(2009年~2015年);(2)耕地保护研究的知识基础聚类相对集中,形成以"耕地动态变化"、"耕地安全"、"耕地制度"及"经济补偿"四大类;(3)耕地保护热点主要为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及耕地资源五大方面。农户、农民权益及社会责任等则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4)耕地保护研究成果与国家层面的耕地保护政策相对一致,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国家层面的耕地保护政策制定及实施。     

基本农田用途管制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成都和武汉的比较

以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和尚未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湖北省武汉市43个村庄430名受访农民为实证,建立微观经济模型分析基本农田用途管制对不同区域农民家庭农业收入及农业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测算基本农田用途管制给农民家庭造成的福利损失、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农民个体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特征显著影响基本农田用途管制的实施成效;2基本农田用途管制明显提升受访农民的家庭农业收入及农业劳动力配置,但受粮食作物比较利益低下、农地经营规模等的影响,武汉农民农业收入的相对增加量要高于成都农民,同时作物种植结构等的差异使武汉农民的家庭农业劳动力配置低于成都农民;3经济补偿政策一定程度缓和了基本农田发展权受限给农民福利带来的影响。     

人与保护区:理解态度差异提高保护成效（英文）

如果当地群众对野生动物以及保护的态度与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不一致,则易引发显著的冲突,削弱或破坏保护工作的成效。本研究收集了中国西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周边171位当地居民和59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数据,这些问题覆盖了受访者对生态系统服务、自然保护区和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三类主要问题的态度。通过对当地居民与政府公务人员态度的相似度统计分析,探究这些差异存在的本质。两个群体对涉及保护区和人与野生动物共存问题的态度的相似度极高,分别为60%和100%,而对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态度的相似度只有25%。政府工作人员群体的属性特征与他们的态度并无直接相关,当地民众的态度常常与其居住地所在的子村寨相关。本研究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态度的分析结果显示,鉴于两个主要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未来在利益相关问题上存在产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应当予以关注和认真对待。     

游客特征及偏好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响应 ——以广东省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为例

以广东省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游客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星湖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市场是高度近域化的市场,其游客主要是学生、企业职员、工人与农民等;(2)从游客总体看,星湖风景名胜区游客的选择偏好由高到低依次为自然风景、区位因素、门票价格、地域文化和其他因素,但不同特征的游客群体表现了各自相应的选择偏好;(3)游客个性特征与产品选择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不同来源与职业的游客群体表现了不同的消费水平。     

城镇化路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问题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保护受到破坏和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土地问题,同时征地赔偿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农牧民权益受到损害,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明显,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首要的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城镇化的路径优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农牧民失地与人口迁徙,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合作化为突破口,在保护地域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布局创新机制,破除土地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合作社组织中实现自治、农业在新产业形态中一体化发展,农村在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转变公共行政理念、加强土地生态重整与修复,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耕地生产力与粮食安全耦合关系与趋势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粮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耕地、粮食安全测度模型对2005~2014年河南省粮食安全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升10%,耕地压力指数下降71%,农民经济收益上升 13%,耕地重心向西南移动。 ② 不同指标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具有差异性。2005~2009年粮种比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最大,2010~2014年贡献率发生转移,粮食播种面积单位产量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最大;10 a间,粮种比的贡献（69.77%）相对粮食单产的贡献（39.28%）更能促进河南省耕地生产力的提高。 ③ 耕地压力受到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各指标间相关关系较强,种粮积极性与农民耕地保护能力的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闽东南地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根据1997～2005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及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闽东南地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趋势;利用SPSS软件对9个驱动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揭示研究区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10年来,闽东南地区的耕地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压力、比较经济利益驱动和城市建设是研究区耕地减少的4个驱动因子,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驱动因子与耕地变化的关系。其结果将为进一步研究闽东南地区耕地变化提供借鉴,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999-2007 年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

选取耕地保护“新政”时期的1999-2007 年为研究时段,以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变化的分歧原因—耕地生产力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空间与计量分析探寻粮食安全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种粮积极性变化决定着耕地集约利用是影响粮食安全的关键;2003-2007 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持续提高主要来自市场粮价的上涨;粮食直补仅在开始实施的年份激发了农民对种粮收益的预期。此外,本文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优化粮食生产投入及改进耕地保护模式3方面,提出了耕地保护发展的政策建议。     

江苏省耕地细碎化评价与土地整治分区研究

在明确耕地细碎化内涵空间尺度特征的基础上,从资源规模性、空间集聚性和生产便利性3方面构建耕地细碎化空间测度体系,以江苏省为例,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开展了省域尺度耕地细碎化多维评价及相应的土地整治协同探讨。研究表明：① 江苏省资源规模属性值总体偏低,呈现苏北-苏中-苏南逐级递减的分异格局;空间集聚属性值总体较高,但区域差异明显,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徐淮平原及里下河平原地区;利用便利属性值总体呈现与资源规模及集聚状况相反的格局特征,苏南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两极分化明显,地域差异较大;② 在乡镇尺度对各分维属性进行耦合形成江苏省耕地细碎化指数,省域尺度下该指数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增加的格局特征,表现为北部的低值聚集区和西南部的高值聚集区;③ 基于区域耕地细碎化不同属性特征的层次组合特点,全省可划分为利用提升区、集约归并区、设施改造区、规模流转区、资源优配区和综合整治区6种类型分区,据此提出不同分区土地整治的主要整治方向及关键问题。     

资源环境保护下天津市用地空间增长模拟

从资源承载和生态保护的角度预测城镇土地利用变化,是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客观需求。以典型缺水城市天津市为研究区,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土地利用规模、最小成本路径法构建生态廊道和FLUS模型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等方法,分别模拟自然扩张和资源环境保护情景下天津市2035年土地利用情况。结果表明：① 资源约束条件显著制约城镇人口和建设用地的超量发展,随着资源约束增强、科技发展增速,人口和建设用地增长量随之降低,城镇GDP保持稳定增长。② 天津市重要生态廊道以南北向联系为主,东部和北部生态廊道重要性较高,部分生态廊道由于路径较长或距离建设用地较近而面临被蚕食挤压的风险。③ 水体湿地在资源环境保护情境下面积略有增长,在自然扩张情境下则延续以往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出现向草地退化的情况,部分生态源地和廊道受到耕地侵占和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④ 受交通发展和京津职住分离的影响,天津市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主要发生在蓟州、武清和宝坻区。此外,在资源环境保护情景下,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增长率较低,津南区表现出较大发展潜力。以资源环境承载约束城镇扩张,能够为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提供科学引导。     

基于社区理论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问题分析——以长春市兴华园社区为例

基于长春市兴华园社区典型案例,利用社区理论揭示了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用体制下以农村社区为载体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实现了乡村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和重组,地域空间并入城市发展范畴,城镇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城市景观和设施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包括就业非农化与生活方式市民化等,但存在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珠江口两岸耕地景观破碎化定量分析

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3．0对珠江口两岸耕地资源进行景观破碎化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岸耕地资源碎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珠江口东岸高于西岸,深圳最高,番禺耕地地块数量破碎化与珠海耕地地块形状破碎化程度最低;地貌结构是两岸耕地资源破碎化差异的主要内在因素;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占用大量耕地资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两岸耕地资源空间分布特征与耕地资源的完整性。     

近30年来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时空演变及政策启示

厘清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时空演变,为新时代农村土地保障功能提供科学判断。把拥有承包权的耕地看作农户的一项资产,利用1986—2015年农村固定观察点中近61万份农户资料,分别从全国和省级尺度揭示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演变规律,为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按1986年不变价,全国层面上,人均耕地养老保障价值从550元/年降至150元/年,研究期内降幅达到72%。20世纪80年代,农民依靠承包耕地能够满足家庭老年居民的养老支出;1994年其价值已无法支撑老年居民消费,此后养老需求的缺口不断扩大。省际层面上,研究期内各省份耕地的养老保障价值均呈现下降趋势,且省际间存在明显差异;养老需求的缺口不断扩大,其中东南沿海、长江沿线地区尤为突出。耕地养老假说已失去其基本论据,依靠耕地无法满足农村老年居民的养老支出。农村养老保障必须建立在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而不能再指望农户家庭拥有的少量耕地,政府应加强农村养老服务的建设。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