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基础理论的中国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经济基础理论是分析城市经济活动的经典理论之一,但此理论既没有获得全面认可也没有被完全否定。基于改进的区位商方法、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选取吉林省中小城市、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1~2013年,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基本经济活动,与经济基础理论相符合;规模大的广州市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与经济基础理论不相符。研究结果表明：“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这一城市发展必然现象假说对于具备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城市成立,存在城市规模门槛。运用边际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更加有效,平均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存在明显不足。规模大的城市其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城市经济活动已不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表现为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的模式。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2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     

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为例

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这徉。但是城市为什么会增长？本文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框架,探讨经济活动密度在城市增长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文章的第一部分指出了当前理论界在城市规模增长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和不足;第二部分讨论了三个在不同假设条件下关于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增长、经济活动密度与城市增长的模型;第三部分采用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数据资料对理论模型的主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在外部经济模型还是在外部经济前提下再考虑企业的垄断竞争或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中,区域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密度既是集聚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加速增长极的增长。因此经济活动密度在一定的递增区间内可以成为城市的主要内生增长源。本文既对廖什用市场密度来确定城市体系区位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以点轴经济系统带动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特征及其机理分析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表观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分能源品种和分行业类型的碳排放总量核算,利用基于IDA理论和Kaya恒等式的LMDI模型对碳排放总量变化进行多要素的分解分析,在解析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影响机理的同时,进一步纳入人口结构性因素、产业结构性因素和能源结构性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对其2003—2013年产业活动和居民消费2个部门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影响因子在2003—2005、2005—2010和2010—2013年3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广州市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前期以煤炭为主,近年来以石油为主,同时外购电力对广州市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影响显著。2）各影响因子对广州市碳排放总量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在3个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措施和政策背景对于各个影响因子的碳排放效应影响显著。3）总体分析,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产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工业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是遏制产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城镇居民收入效应是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城镇居民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是遏制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规模经济、对外贸易与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探讨——以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双核结构为例

区域双核结构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论文构建模型,分析了规模经济和对外贸易推动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生成过程和经济机理。模型研究表明,规模经济和对外贸易是塑造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基本力量:规模经济的增强放大了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了区域核心城市的出现;对外贸易影响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地理优势,决定着港口区位核心城市和内陆地区核心城市的并存。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双核结构模式生成过程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双核结构模式是制造业活动完成由以手工业为主导向现代化大生产为主导转变、区域发展环境完成由相对封闭向相对开放转变之后才产生的经济地理现象。     

多层次城镇化:城乡发展的综合视角及实证分析

多层次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分析转型期中国区域城乡发展特征和发展动力的综合视角,它强调在城乡系统中,用不同的空间层次去解构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以便更清晰地洞察城镇化的特征和发展动力。以山东省淄博市为例,围绕跨省市的城镇化、组群式城市间的城镇化、本地区的城镇化、基层社区的城镇化等方面探讨了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特征,提出以血缘、地缘和商缘关系,经济落差、中心城区规模效应、县城吸引力,以及多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构成淄博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动力。基于淄博的经验,概括了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认为随着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用单一模式难以反映和概括新时期区域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前提下,应强调城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中国海水养殖碳汇经济价值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是全球海水养殖第一强国,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根据碳税法和人工造林法测算海水养殖碳汇经济价值,并探讨时空分异特征;采用LMDI指数分解法,分析海水养殖业碳汇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8—2017年碳汇量和经济价值均呈上升趋势,2017年经济价值达到91.8亿元;各省碳汇效率排名波动较大,效率和经济价值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逐渐缩小,经济价值处于持续增长趋势。② 时空演化上,经济价值呈现出泛环渤海、泛长三角、泛珠三角三足鼎立分布态势,时空演化揭示了中国碳汇渔业在科学引导,合理布局,陆海统筹,试点先行,全国推广的演化机理,表明中国碳汇渔业发展态势趋好。③ 碳汇能力影响因素中,价值效应大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渔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影响显著。研究海水养殖碳汇有利于促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以期为开发利用海洋渔业碳汇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集聚、市场结构与生产率——基于中国省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7~2003年中国制造业8个产业分省份面板数据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制造业8个产业中,大部分产业存在地方化经济效应和城市化经济效应,即产业自身规模以及其他产业规模对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同样对市场结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没有支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能促进创新"这一理论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要强于市场竞争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小城镇经济集聚与扩散动力机制分析

小城镇经济集聚与扩散动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功能转换直接推动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其中集聚效应是小城镇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近邻效应和分工效应是其突出表现，由于小城镇处于农村之首城镇体系之尾，区位优势也是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经济行为者聚集在小城镇能获得比较利益和互补利益，当前，中国小城镇在经济集聚与扩散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规模过小，结构雷同，环境污染严重等，亟需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及其经济驱动因素

基于2003-2013年经济与环境污染数据,运用EKC模型、Moran's I指数、LMDI指数,将污染排放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能源开发效应、技术污染效应,探讨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总量未到达EKC曲线拐点,处于EKC曲线左侧。在时间维度上,规模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恶化,其他效应的变化间接改善了环境状况。在空间维度上,规模效应的高值聚集区是东部地区;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技术污染效应的高值聚集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低值聚集区多为东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开发效应是全国范围的整体偏低。中国污染重心在113°E~115°E,32°N~34.5°N的区域内移动,以北京—吉林—广东—浙江等省份所构成的区域,受不同经济效应影响,在向东、向西之间“抉择移动”。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及影响因素分解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识别流域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结构视角测度黄河流域水足迹变化,进而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Kaya-LMDI分解模型,解析水足迹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并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禀赋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识别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水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农业水足迹占比高达85%,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倒挂问题突出。(2)黄河流域上下游水资源量与水足迹空间分布不匹配,中下游面临更严重水资源约束。(3)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弱脱钩,但2015—2019年各省区开始向强脱钩转变。(4)规模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拉动作用,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禀赋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抑制作用,但仍有提升潜力,各省区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为此,需要强化水资源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推动农业集约式发展,提升农业用水效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缓解水资源约束困境,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及影响因素分解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识别流域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结构视角测度黄河流域水足迹变化,进而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Kaya-LMDI分解模型,解析水足迹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并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禀赋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识别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水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农业水足迹占比高达85%,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倒挂问题突出。(2)黄河流域上下游水资源量与水足迹空间分布不匹配,中下游面临更严重水资源约束。(3)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弱脱钩,但2015—2019年各省区开始向强脱钩转变。(4)规模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拉动作用,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禀赋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抑制作用,但仍有提升潜力,各省区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为此,需要强化水资源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推动农业集约式发展,提升农业用水效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缓解水资源约束困境,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动力学模型的城市资源竞争机制

城市间资源的过度竞争是城市群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本文采用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城市发展与其资源约束的关系,并引入风险规避函数,建立城市资源竞争模型来模拟城市资源竞争的演进机制。分析表明:(1)城市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效应,在初期由于集聚效应,城市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得以更为迅速的发展;当城市发展规模过大,必然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出现规模效应递减;(2)城市资源竞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力过程,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作用,也受到政府行为、科技水平等人类行为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人口与科技等相关因素都会对资源竞争的结果产生深刻作用;缩小人均收入与生态效率的差距有助于协调城市间资源竞争关系。     

经济增长与耕地消耗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理论的分析

采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79-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聚集效应、投资效应与耕地消耗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各变量与耕地消耗之问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经济规模扩大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增长指标在短期内对耕地消耗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同时经济增长的聚集效应在短期内具有减少耕地消耗的趋势,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在短期内对耕地消耗的作用不明显;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与耕地消耗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城市标度律及标度因子时空特征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新疆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其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为深入探究新疆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基于1990-2015年新疆统计数据,运用索洛残差法对新疆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并对估算结果与影响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技术进步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明：（1）新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是一种典型的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2）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很强的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其中技术转移和转化是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制度进步和自主研发对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不明显。（3）新疆制度发育尚不完全,阻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因素很多。（4）新疆的R&D经费投入偏低,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未能显著地促进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对团队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城市的知识生产也将越来越多的受到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基于航空客运直飞航班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专利申请量测度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研究了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航空网络的知识管道效应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拥有更高网络地位、能够利用更多网络资源的城市具有更高的知识生产效率;航空网络嵌入的知识产出效应呈现递减的边际影响,知识产出水平越高的城市从网络链接中得到的收益越小;知识来源较多、创新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将从网络联系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技术问题可分解性较强、技术处于成熟阶段的部门受益较少;由于知识产出规模、主导产业特征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从航空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海南省旅游业规模经济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根据海南省旅游业产出函数的产出弹性分析,海南省旅游业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旅游业规模经济的主要源泉是技术的外部性和货币的外部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海南省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海南省旅游业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人民币贬值对旅游业发展具有"J曲线效应",世界经济对海南省旅游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海南省要努力打造旅游品牌,酿造旅游文化,精心设计并不断提升海南旅游业的国际旅游形象,打造旅游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旅游业空间经济效应的特征与变化——以湖南省地市为例

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及多变量Moran’s I等分析方法,从规模相对差异、空间分布集中度与空间关联性等方面分析了2001―2010年湖南省地市旅游业内部差异与外部关联性的空间经济效应。论证了旅游业区域差异的不断缩小并不表明其必然具有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即在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时,湖南省旅游业规模相对差异的逐渐缩小只表明了其扩大区域经济规模相对差异的效应在不断减弱;而空间分布集中度的持续降低则表明其由起初的扩大效应不断减弱逐渐转变为缩小效应的不断增强。在外部关联性的空间经济效应上,总体上旅游业的外部空间关联性并未起到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显著效应;但在局部上旅游业空间关联效应的增强却强化了已形成的经济差异格局,具有扩大区域经济局部差异的作用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