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2)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3)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尺度陷阱

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论文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和尺度理论的新进展,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中的尺度陷阱,包括功能定位的尺度范围、自身尺度形式选择和多尺度主体的尺度政治。论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涉及不同尺度的功能定位、复杂的尺度形态和多尺度的利益博弈关系,在实证分析和政策设计中,必须尊重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性和诸多矛盾的普遍性,通过对比多尺度实证分析和方案设计的结果,推动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模式创新,避免落入尺度错位和尺度政治的陷阱。文章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和拓展尺度陷阱的应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交通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结构多维测度

交通流是表征区域联系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域空间结构新的测度手段。本文基于流空间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使用高德导航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联系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节点特征、联系机理进行识别与分析,以期对湾区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结果显示：(1)整合尺度后的大湾区呈现“四组团三圈层”的空间组织形态;(2)多中心化发展态势明显,依托广深莞核心交通资源出现高强集聚;(3)网络整体骨架尚未建立。本研究揭示区域城市间交互关系与结构特征,对推动大湾区构建多极化、组团化、协同化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生态位研究

基于多元有向流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扩展优化城市生态位内涵和测度方法体系,构建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城市生态位研究框架,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深入剖析城市的“态—势”特征,揭示各城市生态位和竞合关系。研究发现：整体势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要素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就业服务流、经济服务流、知识流和生态服务流层面呈首位型,在信息流层面呈集中型,在综合流和合作流层面分布较为均衡,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局部势方面,不同要素流中城市种群划分各异,相互交织形成多维“核心—区域核心—边缘”流强度等级结构,其中“港深”“广佛”和“珠澳”的跨市合作最为密切,同时“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内陆城市种群初见苗头;宏观态方面,各城市在城市群落不同要素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分为扩散型、受益型、均衡型、孤立型和中介型5类,而通过各要素矩阵下的城际优势流分析又可将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参与模式分为全域型和局部型2类;微观态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着复杂的伙伴城市与竞争城市关系,共形成11对互惠型伙伴城市、7对互补型伙伴城市、42对强竞争城市和31对弱竞争城市。本文基于流数据扩展了城市群生态位研究视角,构建了城市群空...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媒介互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协同的演变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耦合模式差异与区域协同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利用战略耦合,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与分工的差异,以深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到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3）在上述2个尺度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文章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和边界效应测度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网络结构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旅游经济收入的联系状态、增长状态和差异状态的量化分析,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良好上升态势,集中表现在:(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经济收入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出现一定的聚集特征。(2)广州、深圳的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3)各城市的旅游收入增长差距逐渐缩小,旅游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4)大部分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州最高,中山最低。     

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文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以拓展国内区域环境治理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深入发展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矛盾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所启示。文章回顾了20多年以来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治理模式与影响效应3个重点议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层面环境问题的应对已成为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主体之间采用了由国家政府或者地方行动者主导的协调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区域层面的环境参与受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组织框架,实施环境治理的地域因素、影响效应,探索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研究

区域一体化下的跨界合作与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借助流空间网络、耦合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大湾区区域合作突破地理邻近性,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城市网络联系指数整体上升;(2)大湾区城市产业布局、要素一体化过程中极化效应显著,产业发展内部差异悬殊;(3)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其空间演化呈集聚趋向,空间布局结构具有局部稳定性,整体分布格局呈“东南独高、中北趋凸、周边低凹”的特征;(4)大湾区西部及东南沿海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增长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整合性,大湾区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具有空间依赖性。研究表明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性,大湾区应持续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合作,促进产业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高度耦合。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变化及城市扩展研究

监测和分析不透水面的动态变化不仅能了解城市化进程,而且对城市未来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Landsat TM、ETM+、OLI和HJ-1A、B数据,结合地表特征指数变化,分析199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时空扩展变化,并利用象限方位分析方法探索城市扩展模式,进而揭示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扩展主要集中在1990-2010年,后10年扩展速度最快,对耕地面积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林地和湿地;2)近3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扩展主要呈东—西向,重心沿东南—西南—西北方向迁移,区内城市不透水面扩展模式主要为跳跃式组团扩展和沿交通轴线带状扩展,对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未来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翼的协同发展,增加城市的绿化设施建设,避免城市扩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