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到中央:中国湿地保护制度的现实与未来

2003年,黑龙江省颁布了中国首部湿地保护地方性法规,经过10余年的立法探索,中国已经有27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颁布了湿地保护条例,形成湿地保护制度27项,构建了包括湿地保护基础制度、湿地开发利用制度、湿地修复制度、湿地监管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在内的湿地保护制度体系,为湿地中央立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目前,湿地地方立法存在地方湿地保护制度框架体系不完整、制度配套不齐全和部分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在未来湿地中央立法时,应该在地方湿地保护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细节完善,使制度之间得以相互配合,发挥其保护湿地的最大功效。     

参与式的地方可持续发展规划行动方案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编制一个相对实用而完美的地方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行动方案。具体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地方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的基本框架,包括具体行动计划的目标设计、行动主体的确定和具体的实施内容等;二是针对行动目标,分析了不同的行动主体,如政府、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团体和个人的职责和义务,以及各自应该实施的工作;三是为了使行动方案能圆满实施,提出了如何建设地方可持续发展行动的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     

地方自治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空间规划面临的挑战

空间规划通过协调区域活动,合理地利用空间,辅助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事务的治理。印尼的空间规划由总统制定、落实,它体现着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愿景和任务。当国家治理结构改变时,各区域的空间规划及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也随之改变。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是2001年以来印尼政府体制的重大变革。通过相关规划法律条文和文献分析,发现空间规划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政策交叉现象和空间规划违规行为等。此外,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对空间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系统的管理增加了区域收入,以支持空间规划的实施;其次,地方政府开始优先聘用空间规划的专业人员,制定更加有效的空间规划政策;最后,各地区加强了对空间规划违规者的执法力度,增强了区域间团结意识,从而促进地区繁荣发展。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仍存在着大量的博弈和冲突,应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保障地方对地方相关事务决策时的参与权,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的机制,提高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中国低碳治理的制约因素和相应对策

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中国低碳治理的发展方向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通过中国低碳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其成因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行为是中国低碳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鼓励不符合低碳发展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城市开发及地方政府制定与执行低碳政策的积极性不高。而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是各种制度环境因素。因此,改善中国低碳治理需要从制度改革入手。对制度改革提出3个建议：① 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制;② 缓和地方政府过于强烈的发展意愿;③ 加强公民参与低碳治理。     

论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的政府责任

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稳步推进,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了基本改善,但局部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仍需修复。政府作为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定主体、首要主体,应依法准确履行黄河流域湿地的生态环境修复职责。目前政府在履行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时,仍存在政府责任主体交错、责任标准模糊、责任形式和责任追究举措不清等问题。需通过完善地方立法保障,明确黄河流域湿地的产权主体和权属界限、建构黄河流域湿地的政府责任清单制度、界定黄河流域湿地的政府责任形式构成、形成黄河流域湿地的政府责任追究机制,有效落实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的政府责任制度。     

陕西榆林地区的脱贫对策与制度创新

榆林地区是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之一,目前仍有400000贫困人口,脱贫任务还很艰巨。造成本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系统脆弱,经济系统低效,社会文化系统落后和政策体制不合理。提出的脱贫对策是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控制水土流失,调整扶贫的优先秩序,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立足综合资源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建立公平合理的政策体系。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给予地方政府矿产资源的部分所有权,荒地的长期使用和经营管理权,以及重视地方和农民的利益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边界、风险管控与经济协调——以福建省为例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需要地方政府正确调整角色定位、明确工作职责。以福建为例,区分各类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测算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安全边界,并寻求合理可行的风险管控措施。结果表明:地方产业保护、吸引外资优惠政策竞争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竞争等3种竞争行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呈现"倒U"关系,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和政治激励略有"走偏"倾向。需通过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加强法律规范等方式限定地方政府竞争行为边界,并通过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构和对落后地区进行政策倾斜等进行风险管控。     

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概括了制度环境的变化与耕地保护制度变迁的特点,指出了耕地保护制度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结了现行制度的被动性、镶嵌式、地方政府主导征用收益、违法占用耕地与地方政府GDP冲动及官员的政绩追求密切相关等特点。评估内在制度的柔性对刚性制度的化解与冲突,提出了诚信与合作意识、用地观念、计划意识与强势主导等3类因子的影响。分析了未来耕地保护制度的供需及其主体,指出耕地保护作为我国重要的管理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作为唯一的制度供给主体的行为、地方政府作为制度执行主体及农民作为耕地保护的最终执行主体耕地保护的行为与利益诉求。据此,提出了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改革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以鹤壁市为例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别于西方,主要特色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方式的组合,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时代特色和多种地域类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中央政府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8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地方力量影响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等多种类型的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相对于沿海地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规模集聚、改善居住需求引发的内城更新和对外扩张而言,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则更多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强行实施.其中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鹤壁市为例,探讨了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证了在征地、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企业吸引等多个环节中的地方政府作用.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及其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但或许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中国城市化路径.     

多层级治理视角下跨界地区合作模式探究——以广佛为例

基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以广州、佛山两市为研究地区,通过深入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宏观政策尺度和微观项目尺度分别对广佛两市及其所辖的区、街镇不同层级政府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过程中,跨界地区合作模式制度建构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出于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级市政府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水平联系显著增强,促成了跨界地区合作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新进展,形成了“以项目库为载体的地级市单一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不同城市的诉求表达程序化,可以协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督办项目的进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目前的跨界合作集中在地级市单一层级,区及镇街政府缺乏直接合作的平台;合作平台不能全天候运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难以持续等。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for west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objectives of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ment for West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cludes: (1)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system protection,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2) developing complete database and analytical tools and strengthening decision-making support capacity; and (3) improving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China, spreading ecological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serving decision-making of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and promoting socio-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re of significance under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west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By the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western China, we can get the first-hand data covering all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well as disclose the situations and their changing trends of ecosystem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which will benefit the decision-making for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ther wo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o a certain extent, can guarantee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中国地级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空间格局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

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的体制机制是这一地域广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大河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按照“国外经验—国内实践—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思路,本文从流域综合研究和规划、区域协调机制、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探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建设管理强调深入的系统综合研究,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设置综合性的政府管理机构,建设流域开发综合法律法规体系。国内在长江开发与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也建立了一些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总体上仍存在缺乏综合性的国家管理机构与系统性的政策支撑、区域与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市场一体化受到行政壁垒制约、流域开发管理缺乏综合性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为有效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尽快理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管理的体制机制,包括成立长江经济带开发管理委员会,建立多层次协调平台与机构,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实行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及制定和出台《长江法》等。     

中国金融抑制水平测度及时空动态演变特征

以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测算区域性金融抑制水平,运用核密度和动态度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GIS技术采用四分位数分类方法展现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 经济危机对区域金融抑制水平具有正向冲击作用,被冲击区域主要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危机时期的区域金融抑制水平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② 经济危机过后,政府政策使得各地金融发展水平逐渐恢复,金融抑制水平逐渐缓解;然而政府对金融发展的政策性支持具有局限性,降低金融抑制水平需逐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依靠市场促进金融发展。③ 依据经济危机前后金融抑制水平变化对比,尝试性提出金融抑制水平可作为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风向标。     

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

自 198 4年国务院首批设立开发区以来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历了沿海布点、东南铺开和向全国推进三个阶段。开发区是 18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部分开发区在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已经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开发区成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政策作用力、市场作用力和社会文化作用力 ,从长远来看 ,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开发区发展的重要提升力。对开发区发展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政策作用层面上 ,而应着眼于构建区域发展的内动力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