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湿地生态修复规划研究:以岳阳南湖湿地生态修复为例

湖泊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涉及相关水系的重新调整或重新组织,使退化的水文环境得到恢复。岳阳楼洞庭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湖景区是岳阳市内最大的生态绿地,近年来由于南湖的排涝能力下降,暴雨经常导致城区洪涝严重,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通过研究历史上洞庭湖和南湖的水系特征,恢复部分水系连通两湖,扩大集水面积;构建南湖大湿地系统,增强湖水自净能力,避免湖体富营养化。为保护景区内居民的安全,在新社区的设计中将道路、建筑、河道和湿地相结合,提出具有防灾减灾功能的"海绵城市系统"。     

居民集中区黑臭河道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方法:以昆山珠泾中心河项目为例

介绍了一种人工湿地与岸线景观设计相结合的技术,应用于城镇居民集中区黑臭河道生态修复系统。针对苏州昆山珠泾中心河道居民集中区可用地较少、排口来水复杂、水质较差的特征,设计了一套峰谷蓄流湿地、水平流湿地、截留湿地相结合的黑臭河道生态修复工艺。该系统实现了河道常年保持《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Ⅳ类标准,同时解决了周边百姓因农耕行为对河道沿线景观的破坏,并为沿岸百姓提供了河道散步、观景、纳凉的民生服务,为城镇可用地较少的居民集中区黑臭河道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借鉴与示范。     

河流湿地生态修复规划:以鹤壁淇河湿地为例

淇河是我国著名的"诗河",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淇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河南省鹤壁市,其湿地生态环境具有我国典型河流湿地特征。鹤壁淇河湿地生态修复的重点是恢复流域水文联系的关键生态属性,规划利用历史参照系统、岸线修复、植被修复、食物链修复等技术措施恢复淇河水量,保护水质,旨在为河流湿地生态补水、生态修复、生境恢复等提供参考。     

可调式沉水植物网床净化河道中水质的效果——以苏州市贡湖金墅港断头浜为例

基于可调式沉水植物网床技术,对江苏省苏州市贡湖金墅港断头浜河水进行了净化水质的生态工程修复实验,监测了修复前、后的水质指标(NO3-—N、NO2-—N、PO43-—P、DO、NH4+—N、TN、TP和CODMn的含量及透明度),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对沉水植物网床生态修复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沉水植物网床修复后,沉水植物损失率为20%,4~5 d网床中的水盾草(Cabomba sp.)开始生根分蘖,且20~25 d后长满整个网床,3个月后河道中的沉水植物覆盖率达95%,其中优势种水盾草所占比例达70%,水体透明度由0.45 m提高到0.97 m,河水清澈见底。到2012年6月,水中NO3-—N、NO2-—N、PO43-—P、NH4+—N、TN、TP和CODMn的含量分别下降82.8%、74.1%、90.1%、92.6%、71.8%、95.6%和48.6%,DO含量提高了65.3%;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由5.1下降到2.7,降低了47%,与对照区相比差异显著(p0.05)。     

库滨湿地生态修复研究及其工程应用: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官厅水库作为北京备用水源地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重要节点,近年来面临生物多样性下降、滩涂人为侵占严重、水质退化等严重问题。为整体提升官厅水库库滨湿地的环境质量,改善周边人居环境,基于库区水面高程特点进行功能区划,通过污染源治理工程、湿地生态保育工程以及湿地修复及重建三大工程,重塑官厅水库库滨湿地景观,为解决库滨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技术借鉴和参考。     

区域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修复——以北京门头沟区为例

以1979年和2005年的LandsatTM影像为数据源,在对其进行几何订正、大气和地形辐射校正的基础上,采用归一化植被指数和改进的像元二分模型,对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植被覆盖进行了动态遥感监测,结果表明该区植被覆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研究区边界矢量文件和DEM数据,利用GIS技术和生态景观指标分析方法,定量分...     

高密度城区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生态连通性影响——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文章通过识别生态源地、提取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基于最小阻力模型,分析居住用地附属绿地支持与阻隔生物流通情景下的生态网络,探讨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高密度城区生态连通性的影响,提出保护建议。结果表明：1)福田区中部莲花山公园、东部荔枝公园、南部皇岗公园生态连通性受其周围居住用地内连片或连续分布的带状附属绿地影响较大。2)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生态连通性的影响体现在减小廊道阻力,其中对中阻力廊道的影响最大(单位成本距离下降29.2%);使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连片;能缓解在高密度建成区中的狭窄低阻力通道处形成夹点的情况。3)不同居住用地附属绿地连通情景下、不同阻力阈值下生态网络中重复出现的生态夹点被定为是最具有保护价值的一级夹点。根据不同情景下重复出现的生态夹点位置的重要性等级分类,针对性提出支持城市生态连通性的保护措施。建议加强新洲路福民路交汇处等一级夹点4处,优先保护靠近源地且位于源地间拓扑连接上的、规模超过平均规模5 920.22 m²的居住用地附属绿地。     

传统农区生态修复中的经济补偿探讨——以日本佐渡岛为例

当前,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在发达国家较为盛行,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模式。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在推行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基于长时间在日本佐渡岛上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在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朱鹮生息环境修复的背景下,以农户为主体的区域居民的意识和行为,揭示了区域环境整治和农户农业经营之间的矛盾。通过深入比较传统农业经营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经营在经济效益上的差异,阐明了农户反对朱鹮野化放飞和生态修复的必然性。从而提出为了尽快扭转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群体间生态效益及相关经济效益分配不公平的局面,利用经济、社会政策以及法律手段,寻求切合区域实际、各具特色的生态补偿方式的重要性。     

基于NbS的滨海湿地修复:以盐城湿地生态补偿区为例

为改善响水光伏发电项目对鸟类迁徙栖息造成的负面影响,建立生态补偿区进行生态修复。通过本底调查,重点分析鸟类对栖息地和觅食的需求,遵循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理念,在生态补偿区构建鸟类避险区、游禽觅食区、涉禽觅食区、鱼类避险区和生态缓冲区5个功能区。生态补偿区修复后,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鸟类多样性)显著提升,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NbS在中国滨海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成功案例。     

乡村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模式研究:以常熟市为例

由于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和难控制的农业污染,乡村地区大量分散的自然湿地或人工湿地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从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的角度对常熟市的3个典型乡村湿地的保护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并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乡村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模式的五大途径,以解决乡村湿地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所面临的困境。     

间歇性河流湿地生态修复规划研究:以云南楚雄龙川江湿地为例

云南楚雄龙川江流域上游的水库建设和河道渠化等工程改变了河谷盆地、缓坡、农耕地、河道、间歇性河流湿地和季节性溪流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曾经支持健康河流生态系统的间歇性湿地大面积退化,导致河流自净能力下降、植被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降低。通过调查和评估龙川江湿地,分析间歇性河流湿地生态修复的轨迹,确定修复目标、参考模型和技术路线,并制定湿地管理计划,旨在恢复健康的河流湿地环境。在湿地修复措施方面,挖掘和重新连接关键生态属性的湿地斑块,通过间歇性湿地保留雨水和流域的径流水量,实施综合种植计划,在河岸两侧恢复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季节性湿地综合体等。     

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城市道路地名演变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地名作为城市物质空间的代码,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其形成和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该文运用文献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以1982年和2010年南京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发现,经过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城市道路地名变化剧烈,总体变化率达82.3%;消失的道路地名主要集中在"老城南"地区,新增城市道路地名集中在秦淮区的西北部以及河西新城地区,呈现团块状分布;城市道路地名主要类型由反映典故故事、建筑和经济活动等,演变为以反映居民区和山水地物最多,各类型城市道路地名的比重变化较为显著。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分析其演变的动力机制,认为城市道路演变过程受到权力主导,是权力的空间表征,资本城市化过程则是推动城市道路地名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促使大量道路地名的产生,而在道路地名命名的过程中,隐含着地方文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商业文化"博弈"。     

生态修复下金川矿区植被覆盖度及景观格局的变化

矿区生态修复过程中植被覆盖度及其景观格局变化,可间接反映矿区植被生态修复效果.本研究基于NDVI数据,利用像元二分法提取甘肃省金川矿区植被覆盖度,分析矿区植被景观格局变化,探究矿区植被修复效果,为后续植被恢复与保护及生态修复措施调整提供参考借鉴.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金川矿区植被覆盖度从24.15％提升至...     

大都市边缘区城镇用地格局动态变化——以南京市为例

利用四期TM数据和GIS技术,分析了近20年南京城市边缘区城镇用地格局动态变化:城镇用地格局变化拐点在1994年和2000年,空间上表现出增长“热极”与“热带”;城镇用地格局变化阶段性是经济社会驱动过程演化阶段的反映,其空间特征是区域社会经济物质载体演化的体现,开发区是城镇用地增长首要来源,新市区与大学城是其增长核心和新形式,交通路网对其产生空间导向;但城镇用地增长相对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引致自然景观破碎化、社区“空壳”现象、大学城“圈地运动”耕地浪费严重。     

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市域人口增长调控分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构建人口规模收益函数和外部成本函数,对南京市主城、郊区和县城进行最优人口规模分析;进而通过人口随机分配模型和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的优化目标函数,以预测的总人口规模和圈层人口最优规模为约束条件,采用蒙特卡洛法进行求解,获得人口的优化分布结果,与现状人口分布相比,把南京市域空间划分为四类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认为,商业街区和老街区如湖南路、新街口街道、洪武路街道、朝天宫街道等老街区人口密度过高,需要进行人口规模的控制或调减;处于郊区的东山镇、沿江街道、仙林街道等,人居适宜性相对较高,现状人口密度较低,应快速集聚人口;南北两翼以及生态保护区的生态敏感性高,需要削减人口。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研究：以南京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长江三角洲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南京城市空间发展也日益受到了信息化、全球化的影响,并表现出了新的结构特征。本研究从全球、国家及区域背景出发,分析南京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空间结构的转型。这包括城市商务中心功能的强化与边缘商务空间的培育、信息产业密集区出现、学习型区域的空间重构几个方面。     

城市生态足迹计算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依据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并尝试性地运用了生态服务价值的有关理论,运用西安市2002年统计资料,对西安市2002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西安市2002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3402hm^2,可利用的人均生态承载力0．2972hm^22,生态赤字1．0430hm^2,反映了西安市的生产、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西安市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之下。通过分析西安市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可为城市生态研究、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