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理论研究和科学分析的一般方法探讨

根据近年来地理学家和物理学家对城市发展和演化分析的有关成果,总结出地理理论研究方法的一般模式:第一步,根据观测数据建立经验模型;第二步,构造假设、建立理论方程并且求解,求解的结果要与经验模型及其参数一致;第三步,基于第二步的假设条件进行计算机模拟实验,模拟结果要与观测的结果一致。第一步用到的方法从地理学"计量运动"时期开始发展,至今已经比较成熟;第二步用到的方法发展多年,但进展较慢;第三步用到的方法目前正在快速发展,但没有与第二步的方法有机结合。强调的方法在于,将地理学的经验建模、理论解析和模拟实验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不同步骤相辅相成的研究程序。这一套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广到地理应用研究领域,推广之后的第二步可以大为简化,但第三步则会更加复杂。     

环境遥感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拓展

环境遥感对于地理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持作用,体现为使地理科学研究从定性到定量,对地球表层系统物质地信息和能量信息的双重同步考察等。而地综合分析客一的加强,规范化的“信息合”技术应用以及以地理环境遥感信息分析处理为核心的地理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则是环境遥感的发展对地理科学研究理念的一系列拓展。     

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与研究方法——从整个科学体系的视角看地理科学的发展

所有科学的主要任务都是建立数学模型,如果地理学想要发展成为一门标准科学——而不是走"例外主义"的道路,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可以判断,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也是建立数学模型。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数学理论、实验室实验和计算机模拟,其中数学方法和模拟实验必将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至于实验室实验,可用调查取证进行有限度的补充。未来地理研究的数学规范化和定量分析主要借助后现代数学工具(分形几何学和混沌数学等),而模拟实验则需要倚重仿生数学理论和模型。     

地理学的模型建设及其选择标准——简析非欧几何学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非欧几何学产生以后,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由寻求真理转变为建设模型,地理科学的任务也理当发生相应的转向．像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地理学的研究目标不再是发现真理,而是提出假设、建立模型．判断一个地理理论模型好坏的标准不是模型的假设是否符合实际,而是该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预言能力．在模型的解释和预言能力一定的情况下,模型越是简单,就越是可取;在模型的复杂程度一定的情况下,模型的解释和预言能力越强,就越是优越．当一个地理模型不仅仅对地理现象具有刻画能力,而且对其他相关领域具有某种启示作用的时候．该模犁就具有超学科的理论意义或者研究价值．     

地理学的模型建设及其选择标准——简析非欧几何学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非欧几何学产生以后,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由寻求真理转变为建设模型,地理科学的任务也理当发生相应的转向．像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地理学的研究目标不再是发现真理,而是提出假设、建立模型．判断一个地理理论模型好坏的标准不是模型的假设是否符合实际,而是该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预言能力．在模型的解释和预言能力一定的情况下,模型越是简单,就越是可取;在模型的复杂程度一定的情况下,模型的解释和预言能力越强,就越是优越．当一个地理模型不仅仅对地理现象具有刻画能力,而且对其他相关领域具有某种启示作用的时候．该模犁就具有超学科的理论意义或者研究价值．     

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与研究范式及展望

作为一个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社会地理计算彰显出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本身,缺乏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面临着泡沫化、碎片化和无根化的突出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些学术挑战,本文首先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通过考察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根源于“空间转向”与“计算主义”两大标志性学术事件的碰撞;其次,以“游牧空间”反谱系学的思维模式划分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而从横向分化与融接、纵向交叉与拼装两条路径阐释其“根茎”结构;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在认知论层面界定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社会系统中的何物存在、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理论与算法双重驱动”的分析方法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了社会地理计算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与方法的研究现状及建议

正"地理"是一种教养、"地理"是一种气质。高质量的地理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会用地理的眼光终身欣赏和认识这个世界。地理课程最终要帮助学生形成地理观念,其背后的"灵魂"是学科思想与方法。地理思想方法是人们在科学认识地球表层各种地理事物和现象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具有发现和解释其他同类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观念和规则,是分析处理和解决地理     

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知识贡献——基于中外引文内容的分析与对比

以引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的898篇英文文献和363篇中文文献为数据基础,综合运用引文内容分析和引文情境分析方法,基于中外引文的分析与对比,研究了"网络社会理论"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知识贡献。研究发现:"流动空间"是国内外文献引用最多的理论观点,且国内研究的引用比例明显高于国外研究;国内外研究对于"网络社会理论"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社会的外在空间形态及其的转型,而国外研究则更加关注网络社会的内在空间动力;引文内容承担着9种引用功能以及3类知识贡献,体现了"网络社会理论"对于人文地理学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批判性引用揭示了"网络社会理论"的不足之处,指出了"空间二元论"的抽象性、地方空间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数据、方法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性,为未来"网络社会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的应用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启示。     

科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内容与学科性质

在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知识形态,科学史研究的地理思潮转向,地理学向“软”的一面转向并关注社会,科学史研究的地理思潮倾向于关注“社会→地理→科学”关系的历史解释,地理学家在科学史的地理解释思想上的贡献等理论基础上,拙文主要阐述科学地理学这一新学科在建构“科学—地理—社会”关系体系上的独特性:①建构关注过去的、现在的及未来的“社会→地理→科学”关系;②践行“以任务带动学科”和“任务学科并重”的地理学发展方略,主要建构“科学→地理→社会”关系;③聚焦于科学活动因素的区域性,注重区域相关性分析方法论。基于这种独特性和地理学方法论精髓,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包括:①科学研究及其组织与传播的时空结构;②科学研究及其组织与传播的时空结构与地理环境、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结构要素的时空结构及其相互关系;③科学研究及其组织与传播对自然景观、社会景观、文化景观等的影响;④科学研究及其组织与传播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进的影响。科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建构“科学—地理—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和研究内容决定了科学地理学的交叉性、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与地理学特征是一致的,促进着现代地理学微观上的“深”化发展和宏观上的“综合”发展。     

去中心化和（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批判性理论探索与方法创新

文章以去中心化和（逆）全球化为背景评估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去向。笔者认为近年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争端的不断升级会减缓但不会扭转知识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不应该对进入世界舞台失去信心,而应该勇敢正视当前理论和研究创新的重要机遇和挑战。文章通过对比中国人文地理学科与西方同行的研究,发现两者有不少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包括研究命题、研究框架和解释方式。比较而言,中国人文地理学更加规范统一、富有组织和系统性,并积极支持国家发展议程;而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个人自由、多样性、天马行空（“Blue-sky enquiry”）以及独立于政府的批判性视角。文章指出三种不同的价值观作为供中国人文地理学者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视角。其他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式包括将问题置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进行多重验证,从基本假设出发来进行理论解构,批判性地辨析因果关系,以及在不同的尺度下重新检视研究问题等。中国人文地理应通过更好地理解三种不同的地理知识,建立有利于激励研究创新的评估体系,探索国际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促进比较研究,以及融合利用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等策略来促进研究创新。文章结尾提出三种可能的（逆）全球化情景供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思考如何迈向充满新挑战和新机遇的未来。     

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的理论框架与研究重点

“流空间”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打破了传统的资源配置逻辑、重构区域关系并驱使区域一体化的网络化组织形成,区域发展更加强调“合作”“互惠”与“共栖”。都市圈是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表现形态,都市圈一体化也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流空间与网络化的背景下,建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都市圈一体化理论框架以探究其一体化的特征、效应和机理,是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本研究基于共生网络视角,初步建构了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理论模型,并讨论了都市圈一体化的研究重点。研究认为：(1)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包含经济空间、社会文化空间和生态空间等多领域的实体设施网络和虚拟关系网络,具备共生系统和复杂网络的双重属性,同时符合城市体系的组织特征和演化规律,反映都市圈一体化的组织作用机制、演化方向和规律。(2)共生网络形成机制、共生网络效益生成机制和共生网络系统演化机制是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基本的运行机制,体现都市圈一体化的内在必然联系。(3)对都市圈一体化的网络化特征的总结,正向、负向效应的全面梳理,不同阶段内生、外生和网络驱动机理的解析,以及跨界网络关系治理路径的探讨等都是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探索建构都市圈一...     

城市网络韧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探析

城市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地域系统组织形式和研究范式被广泛关注。目前绝大多数城市网络研究都基于正面视角,对城市网络的负面效应、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却鲜有提及。论文通过梳理城市网络与区域韧性的相关研究进展,探索性地提出一种基于演化韧性的城市网络韧性概念来探讨城市网络的“负面问题”。城市网络韧性可理解为城市网络系统借助于城市间社会、经济、工程与组织等各领域的协作和互补关系,能够预防、抵御、响应和适应外部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影响并从中恢复或转换的能力。基于此概念,结合演化韧性与适应性循环理论,将城市网络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基于基础设施、组织、经济与社会等4个维度,兼顾适应性与适应能力,尝试性地提出基于韧性特征和韧性过程视角的城市网络韧性综合分析框架,并对城市网络韧性的分析方法、优化方法予以展望,对涉及的若干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可为以安全发展为目标的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和区域组织建立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各城市节点找准自身角色、有效参与区域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高等地理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与问题

通过对我国高等院校地理科学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统计，反映我国高等地理教育改革发展的四大趋势，发现我国高等地理教育改革发展的五个问题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高等地理教育改革发展的四条途径：①提高地理科学的社会认知度；②改善专业结构，扩大专业规模；③加强高等地理教育研究；④深化高等地理教育课程体系与教材改革。     

2004—2019年全球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时空演变北大核心CSCDCSSCI

旅游流是社会网络关系的一种地域表现形式,国家(地区)之间旅游流网络中心度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地区)之间一种不对称的社会活动相互作用关系。面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旅游流网络中心度刻画指标不清晰、时空规律不精确、影响因素不明朗等问题,本研究构建了5个网络中心度指标,并据此分析了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入境旅游流总体特征与空间演化规律,识别了主要地理因素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发现:2004—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流规模增长近一倍,亚洲地区之间旅游流规模快速提升;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旅游影响力、向心力和辐射力提升,中国各项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指标的提升速度均处于世界前列;多数中心度指标之间显著相关,其中约束力和辐射力与其他指标相关程度较低;地理邻近性对旅游流规模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人口规模不仅与亲和力等指标显著相关,并且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在时间序列中显著提升。研究结果体现了中国入境旅游在全球旅游流网络结构中的持续向好态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地震灾害情景下产业空间网络风险评估——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例

以日本东南海地震为情景,以日本丰田汽车及其关联企业为例,基于工厂个体数据及其部件供应的拓扑和空间网络,模拟灾害风险在产业网络中扩散转移过程,建立直接损失与间接功能损失的评估模型,为产业空间网络风险评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结果表明：在东南海地震情景下,丰田汽车约48.1%的工厂将直接受损,其中生产设施损失约5587亿日元,厂房建筑损失约1980亿日元。由于关键工厂受损,将间接导致整个产业网络中断。在最长37日恢复情景下,将造成约9230亿日元的间接功能损失。地震灾害对丰田汽车产业网络影响显著,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减灾降险。     

城市网络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研究

开展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是全局把握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并指导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相关研究仍较滞后。本文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网络的角度,结合已有地理区划理论和创新地理研究,设计了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法,基于中国357个城市间2017—2019年的专利合作关系数据,研制了一套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案。研究认为,将网络空间拓扑关系与地理空间位置关系相结合,借助空间邻接约束下的层次聚类与以模块度为依据的图分割技术,可以得到内部联系紧密且占据一定连续地表的区划结果,是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的有效方法。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和二值与加权网络分区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研制出一套包含4个一级区和20个二级区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参考方案,将中国大致划分为北方、南方、东部、西部4个科技创新功能板块,每个板块包含4~6个二级功能区。这一方案的分区边界与省级行政边界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可为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科技创新统筹管理提供辅助参考。建议未来依托科技创新功能区的建设与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对其中国认同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流动到其他国家后,其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会因为迁入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已经毋庸论证,人们需要知道的是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和机制为何。在当今世界中,要破解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将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做细致分解。研究组设计了一般性分析框架,将社会网络之地理特性作为影响因素,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国认同作为影响结果,再以之分析在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认同变化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分析结论是: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的三个地理特征对他们的中国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韩朝鲜族的业缘网络对中国的覆盖度不断增加;其二是家庭长者作为亲缘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位于中国;其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地理学视角有助于更清晰地分析国家认同。未来需要分析在韩朝鲜族对哪个国家的认同更强,这对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或许更为重要。     

青藏高原统计数据分析--以人口为例

在自然地理单元与行政单元交叉情况下,如何根据行政单元统计数据获得该自然地理单元的精确数据是当前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之一。以青藏高原为自然地理单元和人口数据为例,选用并设计了数据统计的运算方法(实际数值模型、边缘等密度法推算模型、最小值模型、最大值模型和估测值模型等5个线性统计模型)及试验应用。主要研究结论为：(1)在青藏高原中国境内分布于6个省区的221个县(市),其中155个县(市)位于高原内部,其余66个县市位于高原边缘地区,文中给出了边缘县在高原内外的面积比;(2) 边缘等密度法的计算结果更接近实际, 而估测值模型与边缘等密度法计算结果相差最小;截止2001年,青藏高原人口约1204万人; (3)结合居民点的实际空间数据进行叠加分析或结合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将进一步提高测算的精确度。     

Exploring multi-criteria decision strategies in GIS with linguistic quantifiers: an extension of the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using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perators

Many real-world spati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give rise to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based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ANP)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y for representing complex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as a network of criteria and alternatives, where feedback and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s may exist within and between all the criteria and alternatives. Experts’ experiences are used to estimate relative magnitudes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factors through paired comparisons in order to make rational and consistent decisions. However, the GIS-based ANP, an adoption of weighted linear aggregation rule, typically employed a high trade-off decision strategy and neglected other decis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develops a novel GIS-based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MCE) procedure by extending the ANP using fuzzy quantifiers-guided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WA) operators. This extension, which generalizes the aggregation process used in the ANP, would provide a generic powerful decision-making tool that allows decision-makers to define a decision strategy on a continuum between pessimistic (risk-averse) and optimistic (risk-taking) strategies. By changing the linguistic quantifiers, the GIS-based ANP–OWA can generate a wide range of decision strategies taking into accounts the level of risk the decision-makers wish to assume in their MCE. A land-use suitability analysis in a region of Saudi Arabia is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