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2)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3)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中国乡村治理的新视域:基于现代性与认同互动的角度

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倚仗于良好的乡村治理。从本质上认识乡村治理,需要把乡村治理放置于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量。目前中国出现的种种乡村发展问题和治理乱象,某种意义上是传统中国乡村在遭遇迅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不适”之后的必然反应。从现代性与认同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重点探讨现代性进入乡村后的诸种遭遇,聚焦现代性对乡村4种类型治理主体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从“当家人”向“代理人”转变;作为“资本下乡”的主体,返乡创业企业主难以站在村民的立场推进乡村治理;外出务工人员因为思想分化、凝聚力差,成为乡村治理的阻梗;留守者因为“能人”的标准发生变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最后,着重分析村民基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角度是如何面对和调试现代性,从农民文化认同、治理主体性形塑和外部支撑条件等方面提出优化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     

乡村文化治理视角下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广东案例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文明变革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议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明变革和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而祠堂是其中传统而典型的类型。论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性方法,探究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映射的乡村文化治理方式。研究发现：(1)当代祠堂的再生产是嵌入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视角为理解当代乡村祠堂的再生产提供了一种共时性的解释力;(2)当代祠堂主要通过空间、主体、实践与价值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空间再生产,四者之间相互支持,缺一不可;(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践行“以实化虚”,包括紧紧依托具体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治理载体、合理划分多元治理主体职责、使用经验性治理技术、强调乡村治理目标,以激发乡村文化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研究结果对中国乡村文明变革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湿地文化现代化路径初步探索

加快实现传统优秀湿地文化传承和发展,形成乡村湿地与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业和小规模创意手工业等结合的产业模式,对解决湿地过度利用问题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恢复乡村生命活力的有效途径。在厘清湿地文化内涵与湿地保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讨论传统湿地文化面临部分优秀湿地文化消失、传承利用泛娱乐化和外来文化入侵的问题,从保护意识薄弱、传承动力不足以及缺乏深入挖掘和有效传承路径等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应从传统湿地文化鉴别保护、传统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现代化以及湿地文化利用现代化等方面实现传统湿地文化现代化传承。并以洱源西湖湿地为例,通过静态整体性保护和全方位活态传承,构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湿地文化传承和发展模式,以期为我国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文化语境下的公众参与--以环境法为视角

任何法律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并发挥作用。西方文化为公众参与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使之成长为法律制度。而在中华文化语境下，该理念却遭遇到一系列文化困境，这是法律借鉴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细致深入地寻找文化支持，是在法律的应有范畴之内的，否则所谓的制度设计，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劳动。     

新时代乡村婚礼的地方认同与传统重构研究——以粤西Z乡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

乡村婚礼是农村地区风俗与传统的延伸和体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婚礼传统受到了一定冲击并发生了变化;但在粤西Z乡,婚礼虽也有一定变化,但仍然能够保持地方传统。以存在于当地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用数据分析、个案研究和参与式体验等方法,对Z乡这种婚礼仪式进行分析,总结出乡村婚礼仪式归化于舆论及传统之下,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传统重构意味;同时,它本身具有的地方性会使它继续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并传承下去。     

民族文化与地方作物品种的农家保护——基于文化认同的再思考

回顾文化与地方作物品种保护关系的研究进展,基于农家保护的文化驱动力实践难点,确定从文化认同视角作为探讨这一问题的突破口.通过景洪电站江头曼咪寨案例调查、分析得到结果:地方作物种植演变的农家种植决策因素与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民族文化认同中地方作物与之的相关程度差异性.最后得到结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作为地方作物品种保护手段具有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将文化作为潜在优势,纳入经济内容的文化产业发展是形成地方作物品种农家保护的有效途径.     

基于环境史视角的苏州湿地文化路径探索

人类文明与湿地在数千年历史中共同发展、协同演进,创造了丰富的湿地文化。目前既有的湿地文化框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为了更完整地展现湿地作为生态系统对文化的形塑作用,有必要在广义的“文化”范畴内讨论湿地对人类的影响。苏州湿地是国际公认的深受人类影响的湿地典型代表之一,苏州湿地文化的研究框架有待于在思维逻辑和层次感上进一步拓展。文中尝试引入环境史研究视角,通过基于环境史视角的苏州湿地文化路径探索,建立适用于广义湿地文化的新研究框架,为苏州湿地文化的深入梳理以及围绕苏州湿地文化的学术研究、写作提供新的参照坐标。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路径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例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耦合。尽管村集体企业是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关键主体,但其生成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究。论文以行动者网络为理论视角,以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旅游公司为案例,综合实地调研、政策分析、半结构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村集体企业促进行动网络搭建的动态过程及主体间互动关系,进而探究村集体企业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研究发现,余东旅游公司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利益征召与动员、转型与优化等步骤初步搭建起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该公司通过文化空间强化、社会空间更新2个补充路径的构建,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研究结果归纳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本土路径,解析村集体企业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拓展和经验借鉴。     

乡村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

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底层与基座,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考量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替代传统乡贤成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探究其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政治能人—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关系和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构了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评指标体系,以甘肃省金昌市139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139个行政村中,“内生”型（En型）和“内生+嵌入”型（En-Em型）村庄分别占45.3%和54.7%,两类村庄中,内涵特征指标值差异较小,而外延指标值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大;② 产业融合以中低水平为主,且En-Em型村庄产业融合的基础、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均好于En型村庄;③ 单因子探测显示两类村庄乡村产业融合受外延因子的影响较内涵因子大,且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显示内涵因子在En型村庄中的作用较En-Em型村庄强,而外延因子相反,表明嵌入型政治能人治理能力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较为显著。     

亚运会开幕式对广州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仪式理论的分析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既是体育事件的仪式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事件。基于事件与仪式理论视角,阐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呈现及文化象征符号意义,透过举办地本地居民对具有本地文化表征事件的态度,分析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与举办地文化的关系,探讨在事件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呈现及可能的变化趋势。透过对作为阈限的事件、事件的文化表演、事件的文化时代连结、事件对地方意识的激发等关系的阐释,呈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研究发现:①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唤起的情绪是文化本体认同的体现,事件亦提供认识文化体系中文化符号及其意义的一个途径,同时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推进了文化的整合;②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影响文化认同的过程需要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只有将暂时的情绪转化成人们对于文化的主动性思考、认知与认同,事件的刺激作用才能得以延续并最终作用于文化认同。此外,事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需要在时间延伸上进行讨论和完善,事件后文化的发展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     

民间祠神视角下的地方认同形成和结构——以宁波广德湖区为例

以国内外地方认同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为依据, 通过宁波广德湖田区历史空间结构演变 中地方祠神为象征的地方认同分析, 探讨地方认同的形成和结构, 进而提出一个地方认同的 结构框架, 包括空间、象征和集体记忆三个要素, 它们互相依存, 共同组成地方认同整体。 其中, 空间是地方认同的指向和发生容器, 集体记忆是地方认同得以区别于他者的唯一性和 特征, 而象征标志则使得记忆凝缩、人群凝聚、记忆凭依, 并使地方概念得以升华和延续。     

基于扎根理论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大学生地方认同维度研究——以武汉大学为例

为探索大学生地方认同的组成结构,以武汉大学为例,通过非结构访谈手段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大学生地方认同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大学生地方认同维度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武汉大学大学生地方认同具有认知、情感、行为、自我效能和承诺5个维度的结构特征;学生对学校的地方认同较高;入学时间、所属学部、高考志愿、籍贯是地方认同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大学生的个人背景（年级、所属学部、高考志愿、籍贯）不同,在地方认同及其各个维度上有较大差异。     

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路径的组态视角研究——基于黄山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

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政策变迁紧密相关。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由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东道主居民参与以及旅游市场舆情组成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的构型。研究发现：① 单项因素影响中,组织/领导的变更对文旅局层面的旅游政策出台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在市级政策的出台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所有单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② 在可能形成的32条路径组合中,存在4个充分性条件的特定组合路径影响市级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3个充分性条件特定组合路径影响文旅局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③ 对于市级旅游政策变迁来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旅游市场舆情和东道主居民参与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旅游部门的领导变更在组合中影响力相对较小;④ 对于文旅局层面的政策变更来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和旅游市场舆情在路径中影响较小;⑤ 多源流的政策变迁动力下旅游政策的效应涉及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研究可为未来政策研究领域的深入与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乡村振兴视角下基于设计思维的地理研学课程设计——以杭州市青山村为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文教旅融合成为乡村发展的“新捷径”。研学旅行不仅能直接激发乡村活力,还能召唤青少年投身乡村建设。本文试图基于设计思维过程模型,围绕“如何打造乡村项目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设计杭州市青山村的地理研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