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媒介与第三空间：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进展

随着近年地理媒介逐渐兴起,城市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技术物品与符号表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地理学中早先存在的“虚拟/实体”二元论亟需理论革新。作为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地理学研究的“传播转向”的产物,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发展蕴含突破二元论的张力。论文梳理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议题和研究框架,以期促进国内地理学与媒介传播学者的学术对话,扩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建立在后现代和后人类思潮影响下的动态关系性媒介与空间观之上,以纹理(texture)、移动性、物质性和具身性为核心概念。既有议题主要聚焦于数字媒介与后人类媒介空间性,数字媒介表征和算法逻辑支配下的混合空间政治,以及移动媒介带来的混合空间体验。论文借用“第三空间”概念,将其作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超越原有二元论的潜在方向,并认为物质性和具身性构成了媒介与空间的本体论联结之处,促进国内跨学科的“媒介—空间”理论建构,为媒介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文学和旅游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以文学旅游地为切入点,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凤凰古城如何通过文学和旅游的影响实现其空间重构,得到结论如下:1开发者的旅游开发行为迅速改变了凤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其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政府、开发商、小成本经营者、旅游者等)之间的权力博弈实现了空间的"权力化"重构;2以沈从文及其作品等为代表的湘西文学作品和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共同建构了凤凰古城的地方形象,文学和旅游的"邂逅"赋予凤凰诗性的想象空间,实现了凤凰古城诗性空间的构建;3权力空间和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权力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包含了权力主体对诗性空间建构过程的运用;反之,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也包含着不同权力主体对空间的利用和争夺,并受之影响。     

经济地理研究的第三种方法:演化经济地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发展迅速,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不断出现,似有形成新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和演化经济地理三足鼎立之势.从方法论、核心假设、分析模式和空间引入4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与演化方法的异同,对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进展及其学科贡献做了简单的回顾.研究得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方法既不能还原为新古典的方法,也不能还原为制度的方法,在研究方法、核心假设、分析模式、空间处理和解释途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然而演化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并不是毫无联系、彼此没有可借鉴之处,它们是经济地理研究中的3个不同方面,且各自解决了一个对方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     

基于GIS的城市犯罪行为空间分布特征及预警分析

本义利用中原某县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道路图、社区人口统计资料,以及10年的城区犯罪案例数据等,对该县城区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年份的犯罪数据进行了空间分析。对该县城区犯罪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该县城区的核心区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东关和西关较多,而边缘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少;②就所有犯罪案件在城区的空间分布看,犯罪密度空间分布具明显的分区特征,其中水口路、十字街和袁山市场是犯罪密度最高的区域;东关、西关以及城北新区是犯罪密度较高的区域;城市边缘区的犯罪密度最低。研究表明城市犯罪与城市建成区的发展有关系;城市犯罪案件数与城市出行人数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城市犯罪空间分布模型,可以模拟与预测城市犯罪未来空间分布,从而使公安部门及时准确地作出防范措施。     

基于“双评价”与FLUS-UGB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以长春市为例

运用系统性思维,在综合考虑国土空间全要素、协调空间规划各阶段的前提下,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与FLUS-UGB模型,提出了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系统流程,包括基于“双评价”识别本底特征、基于功能遴选划分功能适宜区和基于FLUS-UGB模型划定边界3个步骤。以长春市为例,基于201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模型模拟与精度验证,总体精度为0.922 3,Kappa系数为0.844 6,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精度,进而模拟了2035年长春市城镇发展形态,划定了城镇开发边界,并制定了切实有效的管控手段。这套划定方法以科学评价识别前端本底,以协同共生整合中端功能,以有机生长优化末端布局,为长春市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确立迈出了稳健的一步。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与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分析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不同尺度空间的修复作用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但大部分研究仍缺乏对于中国经验案例的探讨。为进一步发挥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区域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中西方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实践对话,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探讨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及其空间效应。基于多案例观察发现,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性、象征性和情境性3个维度。研究发现,这些跨境办学机构只能被视为一种教育飞地,对城市空间所产生的物质影响仅仅是体现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周边社区的绅士化等方面,对于城市深层的发展格局和肌理重构缺乏实质性帮助。相较于对城市的物质性修复,这些跨境教育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作用显然更加明显,对城市品牌营建、城市发展愿景的扶持以及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都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从情境性来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除了在校园尺度上提供了独特的境外学习情景模式之外,在与迁出地的联系以及与城市和社区尺度上的社会文化联系等情境性交流方面都比较缺乏。研究提供了对非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所产生的(城市)空间效应的反思,对现有的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对话,对跨境办学及其政策也提供了非教育学层面的反思,对于面向教育的区域与城市发展决策也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城市住房价格空间分异比较

鉴于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住房价格的空间依赖性,较少涉及空间异质性对住房特征价格的影响,也很少尝试构建不同计量模型来比较模型间刻画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的准确性,以长沙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采用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比较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都表明,长沙市中心城区的住房属性边际价格随着区位的变化而变化,揭示住房价格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小区环境、交通条件、教育配套、生活设施等因素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②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扩展模型都能对传统特征价格模型进行改进,但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解释能力和精度方面都超过空间扩展模型;对属性系数估计空间模式的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形成的结果比采用坐标多义扩展的空间扩展模型更为复杂和直观。     

城市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基于成都市主城区各街道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2010-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并从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视角选取影响变量,分析其对居住自选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据此揭示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过程,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权衡对其居住自选择和居住空间格局形成的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动人口在主城区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态势为西高东低;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房租、公交、企业及生活服务设施对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有明显影响,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和房租影响显著,但影响关系受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影响显著;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变量对居住自选择的解释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流动人口通过不同变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权衡不同区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选择并最终形成居住空间格局。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基于“三生”视角的镇域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乡村振兴需遵循乡村发展的地域差异,科学把握乡村功能的空间特征,揭示乡村功能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异质性,深度挖掘乡村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论文在从“三生”视角解析乡村多功能性内涵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兴趣点、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构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功能指数测度模型、全局空间自相关、Spearman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深度剖析山东省1636个镇域乡村“三生”功能的空间格局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异质性,进而划分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结果表明：(1)乡村“三生”功能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和空间分异;(2)“三生”功能间相互作用的总体关系和局部关系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局部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3)根据乡村功能空间分化的理论逻辑进行类型划分,将山东省镇域乡村划分为8种功能类型,并揭示了不同类型乡村功能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数量差异,进而提出了不同类型乡村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研究结果可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提供参考,为差异化的乡村功能协同发展路径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基于多智能体的地理空间分异现象模拟 ——-以城市居住空间演变为例

许多地理现象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地理空间分异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从上至下”的方程式方法很难对这些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行解析。采用“自下而上”的多智能体系统, 对复杂地理现象的分异过程进行了重现。采用java-swarm 仿真技术, 以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为例, 模拟出城市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为发展和验证城市理论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空间分异模型展现了居民智能体聚集现象的产生过程及对房屋价值的影响, 比较了居民不同收入差异情况下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收入差异扩大使中低收入阶层在居住的空间区位选择上处于被动地位。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经济适用住房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基于DEM的武汉市实例分析

经济适用住房作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居住其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和聚散程度,这不仅是一个建设选址问题,也关系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特点,分析了经济适用住房在城市中空间分布的“两阶段性”,分布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经济适用住房“空间福利”概念和计算方法;选取武汉市作为分析实例,基于GIS 平台和构建DEM的方法对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分布概况、空间福利比较以及微观面上的建设选址和空间质量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加强中学生地理空间素养的培养——地理信息技术在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一、研究背景 首先,地理空间素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要素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前任校长俞立中教授曾经讲过：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空间分析能力都会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所说的空间分析能力就是地理空间素养的一部分。其次,地理信息技术的时空性、多维陛对地理空间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从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到勒皮雄“板块构造学说”,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     

基于地理模拟方法的昆明市空间拓展情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原湖滨城市经历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给湖泊流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调整需要关注城市空间拓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位于滇池湖滨地区的昆明市为例,设定6种不用的城市空间拓展政策情景,应用SLEUTH模型预测了6种情景下未来20年的城市空间格局,采用空间指数和空间分析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昆明市城市建成区具有典型的摊大饼式空间拓展模式,城市道路网对城市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6种情景模式下未来昆明市建成区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总体上呈集约、紧凑型的发展趋势。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滇池湖滨地区的景观影响最小。多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和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城市总体空间规模的控制具有明显的效果,但不宜在湖滨地区实施。滇池湖滨地区需要划定景观或生态保护区,严格禁止城市建设用地对湖滨用地景观的占用与分割。滇池湖滨以外的区域,适宜执行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多中心发展模式。     

具身空间视域下的地理空间思维建模探索——“地球公转”教学案例分析

地理空间思维是中学生地理学习的重要素养。课堂教学中,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可以提升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在“地球公转运动”的学习中,由于空间尺度大、动态性强,教师可以通过营造适合学生操作实践的具身空间,认识地球公转现象,再通过空间转化,搭建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联系,构建地理空间思维模式。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旅游开发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无锡惠山古镇经历着"地方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文献信息分析法,对空间生产、认同及其在古镇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梳理;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话语分析法以及影视人类学摄影法对古镇物理、社会和文化多维空间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多元主体认同倾向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场空间转变过程中,古镇物理空间出现资本的空间化形态,社会空间呈现非共同体化、联接业缘化、流动性增强、主体泛化下功能和交往的社会性,文化空间出现混合文化嵌套并存结构。针对多维空间的生产,居民、社会精英和部分游客表现出人本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主观性构建内生认同;空间开发主导者、开发商和另一部分游客出现结构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从一种再生产视角观察问题,强调以过程和建构为主。在对社区居民调研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开发表达出"不要无感增长,需要有感发展"的认同倾向,根本上反映了旅游开发成果能否反馈于居民并能共同分享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关涉文化的,而文化总是表现出流变性,如何使生产出来的文化既开放又多元,既让居民和游客无感疑惑,又不心生迷惘,需要保持古镇先进文化的独立性、传承性和生产的方向性,积极营造"第三空间"之上的文化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