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的MGWR探测

人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其收缩态势关系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平稳性。基于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数据,利用年均人口变化率公式测算人口收缩的空间态势,并选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定量探讨贵州县域人口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08—2012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增长显著,尤其西部与南部地带;2013—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锐减,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重度石漠化区域。（2）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类型以阶段收缩为主,持续增长次之,持续收缩最少。（3）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各因素对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政府财政支出是人口收缩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起伏度次之,到地级市中心距离和到省会距离影响较大,非石漠化地域占比、人均GDP和二三产值占比影响相对较小。     

城镇增长下的收缩：以武汉为例

首先从人口、经济、用地3个维度综合考察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并采用县区及街道2个尺度的数据定量描述了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特征与空间格局,发现武汉市下辖青山区、硚口区、汉阳区和蔡甸区存在局部较严重的收缩现象,空间上形成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进一步以青山区为案例,着重从资本视角探讨发生局部收缩的内在机制,发现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但局部收缩的主因是资本从产业部门的“逃逸”。     

基于人口变化的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特征和机制研究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考察东莞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东莞城镇人口在规模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不同类型增长城镇与收缩城镇的产业经济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因素和机制。研究表明,东莞总人口规模趋于波动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呈现出外来人口市民化加快、男女性别失衡加剧、人口年轻化与高学历化的转变;增长类型城镇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收缩类型城镇则面临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空间上呈现“北增长-南收缩”的格局,形成了中部增长、西北部和东南部收缩的城镇集中片区;而宏观经济波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投入、地方发展方式影响着东莞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收缩。     

1990—2015年中国县市尺度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在中国也日益明显。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5年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趋势,并定量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市尺度非常明显,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占比均超过20%;②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以大面积扩张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北部和福建西部等局部范围;③ 2010—2015年人口收缩转缓慢增长成为主要特征,仅东北地区、河南等人口收缩区仍有所扩张;④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占比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人口收缩区的形成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则与人口收缩的演变密切相关;⑤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人口收缩区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其作用呈增强趋势。     

2000-2010年广东省流入人口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流入人口大省,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省外流入人口达21497787 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20.61%,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一位。本文以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力图找出广东省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降维的技术手段,说明广东省流入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关系,讨论广东省流入人口与当地产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流入人口数量增多,但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入人口的聚集度略有下降;②流入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布格局与当地产业转移政策关系明显。     

城市收缩背景下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 ——以东莞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出现城市收缩现象,东莞城市政府出台了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吸引人口定居、改善人口流失情况。然而,在政策实践中,不同特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或有差异,但已有研究鲜有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市民视角评价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重点对比未入户外来人口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基于2013年东莞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外来人口对于东莞城市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历、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对比未入户与已入户两类人群发现：已入户人群比未入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未入户人群对于住房、教育以及治安环境的关注更为明显;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注情感维度与社会融合。     

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     

京津冀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2015年12月13日-25日百度迁徙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等多源数据,从人口分布格局与流动格局两个角度,探讨近年京津冀地区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0年,京津冀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由自然地理条件与交通区位因素影响下的人口疏密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下的京津圈层特征,河北则缺少发育成熟的区域次级中心,京津冀地区人口普遍增加,且以人口显著增加为主要特征;② 人口普查的长时段迁移数据分析发现,京津冀人口流动活力增强,人口流入格局更为集聚;百度迁徙的短时段数据分析发现,北京是人口流入和流出的高热城市,天津是人口流出的较热城市,北京、天津、廊坊三地之间人口流动最为活跃,且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间人口流动较为活跃;③ 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特征、城镇发展水平、基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乡村化指数、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地理交通区位和地形起伏特征,是京津冀县域常住人口长时段内集散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短时段人口流动方向与数量还受节假日与季节的叠加影响。从城市功能、场强、网络及其演化的综合视角,更有助于深化人口集疏变化的地理研究。     

代表性人口空间分布数据集的精度评价——以2010年广东省为例

以人口密度差异显著的广东省为研究区,比较Worldpop、GPW v4和2种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的空间分布一致性,并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真值,按人口密度分为高、中、低3组,从误差的数值分布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定量评价4种数据集的精度,最后讨论估算误差的可能来源及数据适用性。结果表明,4种网格人口数据集中Worldpop整体精度最高,且在人口密集区的精度也是最高;GPW v4在低人口密度和中人口密度区域精度略高于Worldpop,但对镇街内人口分布细节刻画不够详细;2种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精度较前两者低,主要受空间化方法和模型变量的选择所限制。Worldpop适合用于人口密度中等及人口密度高区域的精细化研究,GPW v4适合用于长时序、最小研究单元大于镇街的研究,第一种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适合用于需要考虑镇街内人口分布和空间异质性的研究,第二种中国公里网格人口分布数据集适用于需要考虑人口分布细节和空间格局变化的长时序研究。     

人口集聚区吸纳人口迁入的影响因素——以东莞市为例

人口集聚区的地域特征差异对人口迁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从地域特征出发研究人口集聚区对于迁入人口的作用机制可为地域功能区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参考。本文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为基础,构建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以东莞市为案例,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识别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的作用力以及各类拉力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① 东莞市各乡镇人口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在1995-2000年全市人口迅速集聚期,区域人口集聚度主要与地区就业岗位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迁移的路径依赖相关。② 该市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色给迁入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外来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③ 人口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进行链式迁移可以减低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④ 对人口集聚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路径依赖拉力、就业岗位拉力、收入水平拉力;综合的区域拉力与人口集聚度呈三次曲线关系。     

山区县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嵩县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山区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对协调人地关系和实施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基于河南省洛阳市3次农业普查数据,选取嵩县318个村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回归方法,分析该县域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嵩县人口分布在空间上极不均衡,高密度区集聚于交通干线附近和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并随时间推移由点状集聚分布向片状和条带状集聚分布转变;② 人口增长总体上以洛栾高速为界,西北人口增长速度快、东南人口增长速度慢,其中高速增长区主要集中于县城及洛栾高速西北部少数乡镇所在地;③ 人口增长中心位于县城和陆浑水库周围的乡镇所在地,南部深山区乡镇有望形成新的人口集聚地;④ 县域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地理区位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县城可达性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地形起伏度次之,耕地面积和中学可达性较小,但不同因素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上述结论意味着,山区县可在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城镇化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调整来促进县域人口分布格局的优化。     

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估算及其特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昼夜差异是配置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和制订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城市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之一。但由于国内目前没有区分昼夜的人口统计数据,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极为薄弱。本文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媒介,构建基于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时空行为特征的城市“人口-昼夜-土地利用”关系模型和基于差异化面积权重的城市人口空间化模型,旨在以格网为单元来估算城市昼夜人口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估算了海淀区的昼夜人口规模,分析了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天人口相对于夜晚人口具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并具有更显著的集聚特征。② 城市昼夜人口表现为多种空间耦合关系,包括“三明治”模式、“镶嵌”模式、“辐合”模式、“单体”模式等。③ 城市路网的昼夜利用与人口的昼夜分布有较高的相关性,白天人口分布对路网扩张有显著影响。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折射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诸多因素,例如“旧住宅区”的分布、产业新区的建设、城乡发展差异等,以期对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分析

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形成机理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2)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3)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4)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解读东莞人口快速城市化——以东城区为例

以东莞为切入口,基于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以东莞市东城区为例分析了人口快速城市化中外来人口边缘化、本地人口“二世祖”现象、城市空间形态混乱和社会问题突出等问题,并从导致人口快速城市化的原因入手分析,得出：经济方面——世界制造业在中国的低端平民化、引力方面——粗放的工业房地产、社会方面——文化的对立与人性异化3个主要原因.最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企图为解决全国人口快速城市化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老年人口健康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产权视角下中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 ——以珠江三角洲东莞市为例

伴随全球化的蔓延,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已成为地区发展转型研究中的国际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Desakota）”混杂空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更新政策的差异,城市中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的新空间现象。基于此,文章从区域农村城镇化的特殊条件出发,结合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结构的制度背景,探索珠江三角洲“Desakota”形成的内在因素,并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后危机时代,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为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会。实证分析部分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探索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从产权视角切入分析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土地是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城市中产权明确且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有利于更新置换并实现再增长,而产权零散、用地混杂的集体土地往往因改造成本高而难以推动更新发展,地区出现“穿孔式”收缩。     

城镇化进程中平原农区县域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豫东平原柘城县为例

村域尺度上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普查数据和七普数据,综合运用空间探索分析和GWR、MGWR模型等对平原农区柘城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村域人口的规模分布以中小等级村庄为主,但位序-规模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向县城、乡镇等高等级聚落集中的态势;城-镇-村层级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型”,且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数趋于增加。(2)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呈动态变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较高的区域呈局部集中态势,即县城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多。(3)人口分布是村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服务设施、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研究初期人口规模、村庄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县城可达性,但其影响程度均趋于减弱,小学学校数量和商超数量的影响呈增强态势,村庄特色产业则逐渐向负向影响转变。(4)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使其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可根据以上趋势,通过城区、镇区的优化布局和产业发展、服务设施的灵活差异化布局等举措以促进人口分布格局的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