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物流园区及配送中心布局规划研究——以大连市物流园区建设规划为例

在分析以物流园区为核心的物流空间节点体系的关系及其功能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分析了城市物流园区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探讨了城市物流园区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最后,对大连市综合物流园区、专业物流中心及配送节点的布局规划加以论证。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城市青年群体住房产权获得的区域差异——以上海和南京为例

从城市异质性视角,以一线城市上海和二线城市南京为例,基于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和南京市住房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剖析了两地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城市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与南京相比,上海青年居民的住房获得存在更大的区位和制度壁垒,受城市区位、户口、制度因素影响更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流动性等市场因素以及年龄、是否育有子女等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较小。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户口制度仍然处于精准严控阶段,落户门槛相对较高,另外住房价格高企,上海的青年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中同时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严苛考验。而在二线城市南京,户口政策相对较为宽松,青年群体的住房产权获得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较小,而市场因素更加主导。     

国有大型企业网络变化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一拖为例

本文采用企业跟踪调查法,结合中国一拖的案例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大型国有企业的网络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探讨了企业网络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干旱区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以乌鲁木齐市为例,阐述了其经济与环境发展现状,通过构建乌鲁木齐市环境与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发展的相关计算模型分析了乌鲁木齐市1985-2004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及其类型,得出如下结论:乌鲁木齐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类型总体来看可归类于协调发展类型,从动态趋势而言,1985年基本上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1990年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衰退型,1995年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增长型,2000年以后一直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增长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有利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以广州为例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定量测度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生态足迹分析可定量反映城市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为城市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估算2000年广州市的生态足迹,并分析了1995～2000年间广州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2000年广州市生态足迹为2.5ha/人,当地生态承载力为0.2ha/人,生态足迹是生态承载力的12倍半;近5年间万元GDP生态足迹逐年下降,但人均生态足迹略有上升。这说明广州市总体上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但今后仍需注重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减少其生态足迹,逐步迈向生态城市,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为例

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4座展览业最活跃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为案例地,构建由展览业活力、经济实力和接待能力组成的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4市2013—2019年展览业竞争力系统的耦合协调性,探讨城市展览业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子系统间的互动协调机制。结果表明：1）4市展览业竞争力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广州、深圳已步入良性共振的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较高;而东莞、中山仍处于比较粗放的发展阶段,耦合协调度较低。2）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系统的协调作用机制是展览业活力、经济实力和接待能力子系统同步同向紧密结合的过程,子系统在达到一定高度的同时,其相互作用力形成顺时针和逆时针2个方向上的循环。其中,展览业活力是核心,接待能力是基础,经济实力是发展要素。3）不同类别的城市展览业竞争力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同。对于一线城市而言,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比经济实力更为重要,这关系到城市展览业服务的市场范围大小;而对于非一线城市而言,在服务业整体欠发达的情境下,经济实力往往决定着服务本土的城市展览业能否有持续的增长动力来源。     

城市生态旅游的认知度研究要——以上海为例

在总结和介绍城市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生态旅游的主要参与者的角度,以上海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研。结果显示,上海居民的旅游意识和消费行为相对成熟,体现出对自然生态类景观和游憩空间的明显偏好;约76%的被调查者认可在城市中开展生态旅游,在对不同生态旅游活动的内容的认可度方面,发现活动的消耗性与认可度成反比,符合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尽管70.94%的受访者在旅游过程中愿意承担生态责任,但其中51.92%以自身经济效用不受影响为前提,因此,上海居民在环境意识和生态责任的感知态度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港口后勤区域形成演化机理——以上海港为例

立足当前国内港口后勤区域的发展现实,着重从格局与过程耦合的角度,把各种类港口后勤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形成演化机理进行理论探讨,揭示出全球供应链发展与港口功能演化、外部规模经济与企业合作推动、港口自身规模经济与边缘挑战、区域交通网络布局与资源禀赋以及城市发展需求与发展政策导向是推动港口后勤区域演化的重要驱动力,并归纳演...     

高密度开发城市的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以广州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我国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交通系统的发展引起城市空间形态、土地利用开发、土地利用价格和用地布局特征的变化;反之,土地利用特征的改变也带来了交通线网格局、交通密度特征及交通模式的改变。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人口郊区化进程显得较为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行政区划的制约和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     

城镇增长下的收缩：以武汉为例

首先从人口、经济、用地3个维度综合考察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并采用县区及街道2个尺度的数据定量描述了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特征与空间格局,发现武汉市下辖青山区、硚口区、汉阳区和蔡甸区存在局部较严重的收缩现象,空间上形成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进一步以青山区为案例,着重从资本视角探讨发生局部收缩的内在机制,发现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但局部收缩的主因是资本从产业部门的“逃逸”。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在3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旅游目的地标志景区测度模型及广州实证解析

标志景区是旅游目的地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感知和认识目的地的重点对象.通过对标志景区概念及其主要特征的认知与界定,选取市场影响度、价值贡献度、旅游吸引度和其他因素作为一级指标因子和12个测量指标建立标志景区测度逻辑模型,运用AHP方法确定模型中各因子权重,建立标志景区计量模型.以广州作为案例,对候选标志景区测度值进行解析,广州重要标志景区有越秀公园、广州塔、陈家祠、中山纪念堂、白云山风景区、北京路步行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南越王博物馆.     

城市绿地空间供需评价与布局优化——以徐州中心城区为例

以徐州市为例,基于0.25 m空间分辨率的Google影像与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空间绿地与居住小区人口;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评价小区尺度的绿地供给情况,结合相关标准分析其空间供需状况;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地供给不达标小区数量,用空间启发式算法搜索合适的低效工业地块转换为绿地得到优化的绿地布局。研究发现：徐州中心城区绿地供需存在空间不公平,39%的小区绿地供给小于20.1 m ²的需求标准,供给饱和区主要在云龙湖与泉山森林公园片区,不足区则主要在老城与金山桥片区;绿地空间配置应与人口空间分布保持一致,因此要在高层住宅集聚区配置大中型公园绿地;在空间上选取合适数量与位置的低效工业地块转换为绿地,转换431 hm ²的工业地块可使绿地不达标小区数目减少37个,而得到优化的绿地空间布局。     

城市水足迹计算与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水足迹是基于消费基础的水资源利用情况的指示器.水足迹分析可定量反映城市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系统产生的压力和程度,为城市水资源可持续规划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以上海市为案例,计算了2005年上海市的水足迹,并分析了1999-2005年间上海水足迹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2005年上海市总水足迹为243.04×108m3,人均水足迹1 366m3/cap/a,水匮乏度高达8.16;近7年间万元GDP水足迹逐年下降,但人均水足迹明显上升.这说明上海市水资源利用呈不可持续状态,今后需要注重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提倡节约型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实施虚拟水战略等来减少其水足迹,逐步实现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创新影响——以上海创意设计业为例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城市尺度人居环境的主客观综合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为了帮助实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人本主义"回归,利用系统学方法构建了"人居环境满意度"与"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综合分析的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搭建主客观耦合的指标体系,并利用AHP法求得各指标的权重。文中以广州市为例,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客观水平和主观满意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满意度与建设状况呈现趋同与趋异两种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最快,满意度最高;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缓,满意度较低。对于"居住、环境卫生、生态维护"等指标,虽然客观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但居民对其仍十分不满意。了解民意,不断缩小人居环境供给(建设水平)与需求(满意度)之间的差距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在我国城镇土地利用从外延扩展走向内涵挖潜、从粗放扩张转向集约利用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是实现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剖析,提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概念,明晰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影响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因素,构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基于GIS建立一套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技术方法、流程和评价模型.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对其土地利用潜力进行了系统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天河区345个评价单元中,适度利用、过度利用、低度利用和不均衡利用等4种潜力类型的土地单元个数分别占总评价单元的44.9%,15.9%,35.7%和3.5%,可供挖掘的潜力很大,并基于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对广州市天河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评价,不仅为天河区的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提供依据,也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推广和应用提供方法和思路.     

城市蔓延综合指数的评价与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蔓延是城市边界向外扩张、城市用地更为分散的现象,往往是人口增长、经济收入提高、交通便捷、土地利用变化等引起的。采用集成3S技术综合测度城市蔓延的程度,将城市蔓延的综合指数分解为人口指数(Ips)、社会经济指数(Ies)、交通指数(Its)和土地利用指数(Ils),并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多因素多因子评价,对武汉市1984—2013年城市蔓延程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表明:Ips总体呈直线上升,Ies、Its和Ils总体呈指数型上升,Ils和Its近5年的增幅较大;路网密度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值最低,分布最为分散,Its权重值最高,建设用地比例权重值最低;城市蔓延度综合指数在2004年前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之后呈显著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