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

解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较低。1982年底市镇总人口21 15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0％。但其中包括了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如以市镇总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2％。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也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通常高于20％,如非洲为26％,拉丁     

甘肃省人口规模及地区分布变化

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是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其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甘肃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统计分布检验的结果表明，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甘肃省人口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口的地区分布差异反而有所减小，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市人口增长差异有所缩小。实现甘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有效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人口发展区域差异的合理调控。     

云南省的人口规模及地区分布变化

云南省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云南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统计分布检验的结果表明，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l0年间，云南省人口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人口的地区分布差异也进一步扩大。云南人口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地区人口增长差异较大。实现云南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有效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人口发展区域差异的合理调控。     

简论城市地貌学

一、城市和城市化 (一)城市的概念 城市是一个与乡村相对应的概念。它含有下列几个意思:1.一定地域有一定职能(综合性或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的中心;2.人口集中的一个小区域,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各国的标准不同,我国一般以人口达到十万为城市),人口密集度高于其周围地区,即所谓人口密集区(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区内非农业人口比例较高;3.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有较大的比重;4.按我国的定义,必须是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市的建制的,才能称为城市。     

昆明市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

人口流动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对社会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本文利用昆明市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昆明市公安局提供的暂住人口资料，从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两级地域单元分析了昆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特征、空间变动趋势和空间形成机制，同时，运用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划分了昆明市流动人口类型区。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及优化整合

中国的城市界定与行政区划紧密关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不同尺度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及其空间差异。主要结论：① 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的层级,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依次收缩,但是都大于城市实体地域范围。按照实体地域界定,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30.18%。② 城市实体地域更能客观地反映城市位序规模的分布状态,而按照城市行政地域会导致规模或排序偏差。③ 未来在行政区划调整时,着重考虑撤县设市、增设地级市、确立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标准等,在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时,可从独立市辖区、县城、特大镇等方面优化,并加强统计信息公开。     

我国城市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及相互关系

一、全国及三类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 按沈阳农学院朱道华对我国农村经济综合区域的划分结果,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共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共11个省(市、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8个省(区)。用市镇人口比重(市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格局及关系类型

城市化与就业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充分认识城市化与就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指导中国城市化与就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梳理中国城市人口与就业统计口径变更的基础上,选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莫兰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探讨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尺度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2000-2010 年间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绝对增长均表现为大城市主导,相对增长则表现出向中心城市周边扩散的趋势;② 莫兰指数揭示出中国2000-2010 年间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空间分布呈现出极化趋势,且两者空间分布格局类似;③ 通过对地理加权模型回归系数划分得到各区域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关系类型,全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城市化滞后区域主要有青海、甘肃中东部及四川盆地中部,重庆、新疆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超前。据此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差异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新标准的适用性研究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为“五类七档”,受到广泛关注。但因对新标准的理解存在歧义而出现各种划分结果,引起误解与混乱。在对比新旧标准的基础上,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评价新标准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结果显示,新标准在空间口径、人口口径、分级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进;按照新标准划分的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相对于旧标准及其他标准而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大幅缩减,而中小城市数量相应增多,呈现出显著的金字塔结构特征,更加符合中心地理论模型和位序—规模法则,更有利于科学地实施城市与人口的分类管理。但同时,新标准也存在“城区人口”数据难以获取、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较大等局限性,亟待加强实体城区识别研究和推进数据共享。     

基于“城区常住人口”的2010—2020年中国收缩城市识别

收缩城市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注焦点之一,已有研究多面临城市空间范围界定和人口统计口径不确定问题。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和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确立的“城区常住人口”标准口径更加符合城市实体地域的人口规模。基于国家标准口径,通过对行政区划调整、工矿区和开发区城乡代码调整等进行空间一致性处理,识别2010—2020年城区人口发生减少的收缩城市。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693个城市中,收缩城市仅有48个,且绝大部分收缩城市的城区人口减少规模低于5万人。(2)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以县级市和中小型城市居多,包括部分资源型或资源枯竭型城市。(3)收缩城市的形成受到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和城市政策等因素影响。收缩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已有研究中不准确的统计口径造成了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夸大。但是,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和人口生育水平下降,未来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很可能出现明显增长,并且需要重视独立市辖区、县城、开发区等城区人口变动的精准核算和监测。     

我国和新疆1982年人口普查数一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基本以1982年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进行的直接调查获得),全国总人口为1,031,882,511人。其中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和现役军人共1,008,175,288人。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汉族人口。36,703,824人,占93.3%;各少数民族人口67,233,254人,占6.7%。     

撤县设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评估

撤县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项政策措施,对于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利用79个县（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撤县设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平均而言,撤县设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4.8%;撤县设区在珠三角地区效果更好,而在非珠三角地区不稳定;撤县设区的政策红利具有时间滞后性,一般在第三、第四年才开始显现;此外,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后能够获得基建、规划、政策等的有力支持,增加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在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基础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根据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快于非农化进程,导致城市化滞后的省区逐渐减少,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但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但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与空间格局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后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要素、社会发展要素和消费要素显著相关,与经济结构要素相关性不显著;运用GIS技术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发现:中国县级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元"结构,省级人口城市化体现出"三区(即京津沪区、渝鄂区和藏新区)、三带(东部带、中部带和北部带)"的空间格局。     

基于自组织模型的酒嘉玉地区城市化动态演变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中的自组织建模原理,将人口区域之间的迁移耦合作用作为区域城市化模拟预测的影响因素纳入到预测模型中,从而对区域城市化的时空动态演变分异特征进行模拟,更有实际意义.在酒嘉玉三市历史人口及城市化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基于自组织模型的城市化动态演变模型,模拟过去50年及预测未来50年三市城市化的动态演变趋势,并对经济增长、资源开发、生态建设、交通区位、国家政策、人口迁移等因素在城市化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得出三市城市化水平动态演变差异的动因.研究认为,采用自组织模型模拟过去50年酒嘉玉三市城市化水平与实际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偏离度不超过5%,可以依此进行未来50年三市城市化水平的预测.预测表明,三市至2050年总人口将达到107.4万人,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2.56%,其中酒泉达到62.5%,嘉峪关达到88.62%,玉门达到66.6%.     

1982-201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核算及地域类型演化

县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调控流动人口的重要单元。本文系统梳理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期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根据地理流数据的空间尺度转换原则,核算四期人口普查县市尺度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构建对应的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并提出新的修正复合指标法,划分出6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包括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据此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为:(1)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经历了从不活跃到活跃、从相对均势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大部分地区逐步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流动人口向少数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51个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55.85%的流入人口。(2)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空间格局同样呈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2个流入人口高度集聚区,京、津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则呈现单核式吸纳流入人口,净流出活跃型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呈现大面积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流出人口源区。(3)社会经济因素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集疏的主导因素,行政等级因素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2000-2010年广东省流入人口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流入人口大省,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省外流入人口达21497787 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20.61%,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一位。本文以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力图找出广东省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降维的技术手段,说明广东省流入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关系,讨论广东省流入人口与当地产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流入人口数量增多,但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入人口的聚集度略有下降;②流入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布格局与当地产业转移政策关系明显。     

从人口低估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规划为什么很难成功?（英文）

在发展中国家,多种多样的规划被用来控制大城市的扩展和城市人口增长,然而,这些规划的界线屡屡被突破。当前,已有很多国内外文献对规划失败的原因展开了研究,本文对这些原因进行了梳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城市规划不系统、不科学;政府执行不到位;城市化或经济发展过快等。本研究对主要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规划人口和现实人口进行了归纳和对比,认为城市人口的低估是大城市规划难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最后,利用世界上110个国家60年(1950–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各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和各国城市化水平及国土面积之间的关系,基于此,一个简要的预测模型被用来预测世界主要国家大城市的人口;为了更好地预测各国首位城市人口的数量,本文还设立了4个哑变量。预测结果与现实人口的对比显示: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

从城市化水平的Logistic方程出发,推导出如下关系式:城市化速度最快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2,最大城市化速度=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4。对概念的定义和方法的应用给出了限定和说明。借助美国1790¹960年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上述推导结果。利用上述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结论是:2005年前后城市化速度达到峰值,由此判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2005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在理论上应该减缓,在实际工作中不宜继续推动加速过程。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与分布格局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研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参考。通过厘清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本地""城镇""户籍"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提出直接核算法、间接核算法两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测算方法。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核算出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与县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对比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9.3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较高的单元往往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形成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外来流入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2)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与非农就业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沿海、沿江、北部沿边等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流入人口主要在沿海城市群地区以及中西部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高度集聚,半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极化格局,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值区显著收缩。(3)中国三分之二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城市群地区及省会或首府等发达城市的半城镇化水平较高,应积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而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应积极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