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布局特征及其区位关联模式

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 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 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间重构

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产业空间重构的成本因素变化,通过对企业迁移区位和政府产业转移园区区位的分析,揭示广东产业空间重构的趋势与可能的窄间格局,并且从绩效的角度对比了2003和2006年两个时间的广东省域经济增长格局,证明原有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区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已经被打破,产业转移不仅导致了珠三角外围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同时促使"后厂"的空间拓展和珠三角产业空间的转型.     

产业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 ——基于后危机时期珠三角的实证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对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城镇发展面临一系列工业经济放缓、产业人口流失和厂房住宅空置等问题。针对危机过后珠三角城市所表现出的经济韧性,文章重点研究了城市经济结构、产业创新与经济韧性的关系,通过对产业多样化、相关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创新与经济韧性进行测度,探讨了上述指标在时空上的分异特征,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这种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多样化、创新对提升珠三角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存在正向关系;2）珠三角经济韧性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经济韧性波动变化明显,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则有效提升区域创新水平;3）珠三角强大的国内市场有助于抵御经济危机冲击所带来的外部需求萎缩,在保持较高经济开放程度的同时具有较好的经济韧性;4）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对珠三角经济韧性的影响是趋异的,非相关多样化能有效地分散并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而相关多样化则更容易导致危机向相关联部门的蔓延。     

毗邻珠三角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思路探讨——以清远市为例

珠三角和清远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在分析了珠三角和清远的关系基础上，得出经济欠发达的清远应该利用资源环境、区域交通和客源市场等优势，采取政府主导、生态先行、广筹资金、加强宣传、转变观念等发展思路方面大做文章，将资源和市场进行有效结合，使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促进清远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     

基于多源数据的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以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角产业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行业空间网络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     

珠三角经济圈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分析

引入克鲁格曼和信息化指数对城市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引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经济、信息等指标对地缘经济关系测算指标体系进行优化。选取2007年城市市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经济、信息等指标,对珠三角经济圈对外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匹配分析。结果显示,总体经济联系较弱、竞争较强、匹配关系合理化程度不高。珠三角经济圈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推进产业的垂直与水平分工和转移、化竞争为互补关系、增强经济联系。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香港与珠三角产业优化合作与经济协调发展

本文分析了香港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现状，提出了两地今后各自的产业发展路向，在此基础上，为发挥两地的整体优势，作者提出两地必须进行产业合作并得出结论：认为两地今后应发展结构性合作。香港当前应致力于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以此带动整个经济转型和多功能国际中心地位的强化；珠三角应适时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２０１０年前应致力于工业化向成熟阶段的推进，建设成为一个高新技术产品输出基地。在此基础上，两地采取不同策略以实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比较研究

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定性分析了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现状,然后采用14个评价指标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探讨两个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两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呈现较强的相关关系,但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珠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未像长三角地区那样实现良性互动,协同效果也较差,其高等教育明显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人居环境测评与优化研究

基于人居环境系统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997年、2000年和2002年三个时间断面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算。评估表明,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明显,人居环境建设开始进入软环境主导时代,但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明显较差,同时人居环境的改善还面临着区域产业整合带来的严峻挑战。最后,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优化建议。     

珠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珠三角九城市1999-2008年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分析了珠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基本特征,包括国内旅游收入、海外旅游收入空间差异的总体变化,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性,近年来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在旅游规模位序、旅游发展状态方面的变化特点;最后提出缩小珠三角城际旅游经济差异的协调发展战略,包括深化城际合作,调整旅游发展模式;构建三大旅游圈和八大旅游板块;加快边缘地区的旅游发展步伐;将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与周边城市的自主发展相结合等.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中国大都市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其中,大都市区是科技活动的聚集地。在中国,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通过分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主要指标,阐述了3大都市区的科技发展态势,并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方法,评价了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通过研究发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发展态势及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以下特点：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科技资源的主要聚集地;②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极化现象,创新单元分布不均衡;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创新水平整体较为一致,有望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③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整体优于京津冀地区。     

珠江河口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未来发展对珠江河口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态服务功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此认识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河口区发展水平、可持续性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可持续发展状态变化的定量分析,得出:① 珠江河口区总体已进入经济资源驱动阶段;② 在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中,社会子系统滞后;③ 可持续发展能力处于中等可持续发展水平。     

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回顾及展望

基塘系统是中国劳动人民独创的低洼地利用方式和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珠三角基塘系统在历史上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其面积萎缩、生态功能退化。为了推动珠三角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区域人地关系协调发展,论文结合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概括,发现在基(田)塘生产力、区域水陆生态农业循环模式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与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等方面已经展开研究;但是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机理研究比较薄弱,区域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途径探索还鲜见。建议未来加强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机理、系统重构技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价值与途径的研究,以此深化基塘系统理论及实践研究,为协同区域农业生产格局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关系提供支撑。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规模等级变动研究

采用市区非农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统计资料,对珠三角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的变动进行研究,得出珠三角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且在研究时间段内城市规模等级总体变动不大,人口变动由相对均衡到非均衡,以及人口分布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最后,笔者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变动趋势作出了预测:近期内,珠三角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的变动将保持稳定,大中城市仍然是该区域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一批大中城市人口的增长,珠三角的首位度将保持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