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英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缓解北方广大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大战略性基础工程。建立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核心,而生态补偿量的测算与分配是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通过机会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建立了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分别反映水源区和受水区自然资源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整系数,共同确定水源区受偿量和受水区补偿量的分配权重系数和具体金额。结果表明:(1)贯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为25.2亿美元,下限为22.0亿美元。(2)不同受水区的支付标准和水源区的受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受水区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的出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河南省出资40.71%,河北省出资35.04%,北京市出资13.67%,天津市出资10.58%。供水区接受横向生态补偿的受偿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陕西水源区受偿68.45%,湖北水源区受偿21.56%,河南水源区受偿9.99%。(3)影响受水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居民年龄、居民受教育程度、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对南水北调工程的了解程度和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5项。本文基于理论分析,通过实证案例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有关问题,为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水源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并对其政策化和法制化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禁牧政策生态补偿定量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禁牧政策作为生态补偿实践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广大牧区生态问题的战略性举措。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促进禁牧政策有效实施和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因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及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盐池县禁牧政策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年总收入、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年龄、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对禁牧政策的接受态度负相关;(2)县城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对环境的关注度正相关,与职业存在相关性;(3)农户的受偿意愿与人均粮食产量、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负相关;(4)应用多重对应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户支付水平和受偿水平的因素均为羊只饲养规模。结合CVM公式和Spike模型,对农户的支付、受偿标准及县城居民的支付标准进行定量评估。     

大伙房水源受水城市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大伙房饮用水水源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湖库型饮用水水源地,供水范围涉及7座城市、2 400多万人。因此,评估其水源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确立生态补偿标准,具有典型性和较高的借鉴价值。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也称意愿调查评估法)问卷调查基础上,应用SPSS16.0软件,对大伙房水源受水城市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633份有效开放式问卷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有68.2%的居民个人对大伙房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存在正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意愿为每人每年93.81~137.55元;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支付意愿与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性别、年龄、学历、生态重要性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生态补偿认可度、收入、职业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其中,生态补偿认可度对支付意愿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水平,职业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小。     

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为了研究居民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4份,在广义线性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以及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相关管理策略的意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2448×107元;(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影响;(3)社会信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仅受过有限的教育,但居民不理解名词术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的支付意愿;(4)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工作和接受补偿(WTP、WTW和WTA),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5)居民觉得其支付意愿(WTP)的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本研究首次估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价值,为了保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补偿应视具体地点而定,政府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的发展措施,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必要大力支持生态旅游活动。     

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以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377份游客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是否愿意为旅游生态补偿买单受其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自然环境认知和人文环境认知等影响。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重要因素,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是有效因素,对人文环境的认知是关键因素;不同价格的补偿标准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不同影响。提出构建奖惩并施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旅游生态补偿体系、创新游客旅游生态补偿的支付方式、完善旅游生态补偿财政保障制度、营造绿色文明的旅游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及关键问题剖析

在流域,因竞争性用水导致上下游之间、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急需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发现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尺度的补偿计划实施评价、补偿尺度的选择、补偿标准的测算、生态补偿与减少贫困关系、流域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性等方面,其关键问题在于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确定以及补偿标准的制定;研究认为通过流域断面水量水质及相关利益分析方法来确定补偿主体和对象;而补偿标准则以流域上下游生态损益、机会成本、居民支付意愿分别作为补偿上限、参考值和下限来综合确定.以此为基础,构建流域多种生态要素、多元主体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框架.最后,就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过程中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了讨论.     

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试点之一,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生态资本。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借助SPSS 22.0和AMOS 21.0对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相关性与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1)游客涉入中,"核心生活方式"和"风险性"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较低,验证结果不显著;(2)游客涉入中,"吸引力"和"自我表达"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较小,验证结果不显著。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正面临府际治理难题,急需推动补偿制度顺利进行的解决方案。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功能分析法,发现补偿制度实施过程中具有立法碎片化、政府责任缺失、府际行政协议效力弱以及补偿方式单一等问题。考察分析汀江-韩江、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实践,借鉴其成熟的生态补偿经验。建议从构建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尝试多元化补偿机制,设立流域管理机构等方面入手,以期解决现有补偿制度的不足,保障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有序、高效运行。     

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经济补偿是破解耕地保护外部效应外溢的有效途径。耕地非市场价值是耕地保护外部效应的核心,合理评估这部分价值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对712 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表明：① 生态脆弱与贫困耦合地区居民对耕地保护及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经济、文化、社会、政府、心理等因素影响到民众的认知水平。② 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率达到76.77%,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率仅占到64.87%。受访者往往将耕地价值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结合,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而非理性社会人。③ Probit 回归与Logit 回归分析表明,经济社会特征对受访者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收入限制成为影响农户决策的主导因素,而捐赠历史与耕地保护认知成为影响城镇居民决策的主导因素。④ 农户与城镇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157.92元/(户·a) 和206.28 元/(户·a)。受访者单位耕地支付意愿为607.65 元/(hm²·a),最终评估出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约为104.26×10⁸元。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居民贡献意愿评估

红树林湿地是处于海陆边缘的独特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多种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和作用。以深圳湾海滨公园及其滨海休闲带为研究对象,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居民对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认知度、支付意愿和服务意愿。结果显示:对于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同意支付金钱的受访者占56.38%,同意付出服务时间的占69.07%,居民对志愿服务形式的接受度更高。受访者对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人均支付意愿为260.62±76.07元/a,人均服务意愿为9.16±2.35 h/月。影响居民支付意愿和服务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保护团体和志愿者经历等。研究表明WTW模型拟合度更高,适用于需要居民通过劳动和服务方式参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价值评估。     

中国生态补偿的现状与趋势（英文）

生态补偿的内涵在国际上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确保生态服务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生态补偿的财税机制主要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模式三大类。通过总结我国生态补偿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等构成的生态补偿制度框架。在该制度框架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今后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有:(1)生态补偿投入力度的增强;(2)政府责任的强化;(3)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发展;(4)制度体系建立。     

基于支付意愿的干旱区绿洲城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研究

干旱区绿洲城市普遍存在居住区绿地率低、居住环境质量不高的问题,量化居民对居住区绿地的支付意愿及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有利于正确评价城市绿地的价值,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基于问卷调查,利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和Tobit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居民对改善居住区绿地建设与服务的支付意愿,借助计量模型的假设检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基于支付意愿得到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结果表明：（1） 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支付意愿为148.75 元·a^–1,远高于东部地区,不同属性居住区的支付意愿为商业小区>单位大院>自建房。（2） 受访者性别、收入、家庭结构、需求偏好、认知与意识等特征对其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且非虚拟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可借助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度量。（3） 乌鲁木齐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为3.31×10⁸ 元·a^–1,利用居民对绿地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认知赋分,发现其生态服务价值略大于社会服务价值。研究可为建立不同尺度绿地支付机制,提升绿洲城市居住区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维护绿洲城市生态平衡提供科学参考。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沙漠化地区两种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交易成本分析引入沙漠化地区生态治理政策分析过程,构建生态治理政策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确定交易成本计算方法,估算内蒙古乌审旗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4 931.92元·hm-2。其中,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50.0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46.86%,政府直接支付是退耕还林机会成本的118.75%。草原休牧政策执行期间的交易成本为每年906.07元·hm-2,政府直接支付占交易成本的12.86%,农户支付占交易成本的80.35%,政府直接支付是草原休牧机会成本的23.30%。退耕还林政策的政府支付与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大致相同,因此该政策执行效果良好,并且实现了退耕还林地区的全面禁牧。草原休牧政策的政府支付达不到休牧机会成本的1/4,牧民利益受到损失,牧民偷牧率达到100%,致使草原休牧流于形式。生态治理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将为不同生态治理政策的比较和绩效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库区消落带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农户开发利用消落带耕地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影响,从意愿角度对重庆市涪陵区、丰都区247户农户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② 生态休耕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生态休耕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对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受访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的需求意愿较强,构建适当的经济补偿机制满足该地区农户的补偿诉求势在必行。     

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支付意愿梯度模型的估计

利用翔实的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和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支付意愿相对水平的各项因素。首先，本文对影响居民对居住区位支付意愿高低（即支付意愿梯度）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将其分为两组，一组是家庭个体特征，一组是城市形态特征，同时分析了支付意愿梯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支付意愿梯度模型，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调研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高收入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偏近的位置。另外，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城市规模和郊区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都会从各方面影响支付意愿的梯度值。     

三峡库区消落带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针对农户开发利用消落带耕地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影响,从意愿角度对重庆市涪陵区、丰都区247户农户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三峡库区环境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2生态休耕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生态休耕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对农户生态休耕经济补偿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受访农户对生态休耕经济补偿的需求意愿较强,构建适当的经济补偿机制满足该地区农户的补偿诉求势在必行。     

沙漠化逆转生态经济效益的非市场价值评估——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定量评估了宁夏盐池县沙漠化逆转的生态经济效益。运用SPSS对样本各因素与支付意愿和支付意愿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环保意识较强的居民,愿意支付的比例高;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环保意识较强的城镇居民,支付意愿值高。根据总样本参数估计得出,盐池县沙漠化逆转的5年总生态经济效益的现值为3.813×107元。若一次性支付,盐池县沙漠化逆转的总生态经济效益为3.415×107元;根据各乡镇居民平均支付意愿值的参数估计得出,盐池县沙漠化逆转的5年总生态经济效益的现值为3.895×107元,调查对象的平均支付意愿值在区域中存在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