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适宜性分析的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为例

基于ArcGIS和YaAHP评价法,从沙丘相对高度、坡度、日平均气温≥10℃持续时间、与水体距离、与沙漠距离和与居民点(公路)距离等方面评价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沙漠旅游适宜性,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对沙坡头区进行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结果表明:研究区沙漠旅游适宜性可分为5类区域,即高、较高、中、较低和低适宜性区域;研究区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分为沙漠旅游开发区、沙漠旅游适度开发区、沙漠旅游不适宜开发区和沙漠旅游限制区。根据功能区划,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以期为宁夏中卫市沙漠旅游的合理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沙漠演化的初步研究

根据不同地貌单元地层沉积相组合、典型剖面热释光和１４Ｃ测年以及粒度、孢粉和化学元素等资料分析,重建了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沙漠演化的过程。进而讨论了沙漠演化与冰期气候波动和东亚季风环流盛衰变化的耦合关系。     

平泉县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探讨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指标、技术方法等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应用于县级区划实践。结论如下:1)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前者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后者以调控和规范区域开发行为为主要功能,作用范围更广且作用力更强。2)建立主体功能区划的5个约束性指标,即生态系统弹性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提出"反规划"的区划方法和技术路线,即按照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顺序进行主体功能区划。3)首次对平泉县进行两区划的同步编制,将全县划分为2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和7个二级生态功能区,在此基础上进行4类主体功能区划分,并提出相应的空间管制措施。     

主体功能区划方法体系建构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对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创新提出了挑战。在研习区划理论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试点省实践的基础上发现:(1)主体功能区划既是综合性区域划分的方法与过程,又是其结果,同时,还是地域空间管制的科学方法之一。(2)现有方法研究集中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方法上,且仍停留在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相融合的哲学基础上,缺乏对区划方法的人本主义探讨。(3)现有研究虽初步形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和程序,但区域功能判别和功能区域定界及指标体系构建仍未取得突破。基于此,首次提出了由区划哲学层次方法论、区划科学层次基本方法、区划实践层次具体方法构成三层一体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体系,深入阐述了方法体系中每层的功能及逻辑关联,各层方法的内涵、基本内容,梳理出区划实践层次具体方法的方法路线、区划技术程序及其关键步骤常用方法等一般模式。     

中国沙漠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主体功能分区

基于中国沙漠旅游资源的赋存条件,分析了中国沙漠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征;通过主要旅游景区（点）的统计,基于GPS定位和ArcGIS软件,建立了中国沙漠旅游资源空间数据库,实现了沙漠旅游资源的空间可视化表达;基于沙漠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征和旅游发展的景观主体功能分区需要,进行了中国沙漠旅游资源主体功能分区。结论表明：中国北方沙漠旅游资源地域广、类型丰富,主要分布在沙漠（地）的边缘和少数腹地,呈现出个别地域较为集中分布的特征;沙漠景区（点）以主要交通线为轴,呈集群串珠状分布;沙漠旅游资源功能分区划分为：一大沙漠旅游带、三大沙漠旅游区、七大沙漠旅游圈。最后讨论了中国沙漠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     

主体功能区划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对主体功能区划相关理论、实践方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综述了主体功能区划研究动态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区划进一步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如主体功能区概念内涵、主体功能区划与相关规划的关系与衔接、区域发展政策保障、主体功能区划实践技术方法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如划分单元、划分方法与指标等进行了探讨。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广西沿海地区发展

运用区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对广西沿海地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广西经济布局初具"T"字型空间结构,但沿海地区空间结构还存在不少无序现象,海洋经济与人才的观念比较薄弱.应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在确立海洋经济为区域经济主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钦州、北海和防城港三市区域功能,加快构建相应中心城市集聚区,以旅游和边贸为切入点,加强与东盟、泛珠三角和西南等经济区的联系,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实力.     

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的宁夏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中国西部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省区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建设进展备受关注。以宁夏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划中不同功能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典型区域作为研究单元,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对生态文明建设限定的主要指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宁夏典型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结果显示：2012—2015年宁夏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部分区域的城市扩张控制效果不佳,能源消耗强度没有持续下降;全区整体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但工业废水处理率这一定量指标暗示了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环境改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与方法的初步研究

在对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依据与原则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生态敏感性等级分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潜力等级分区的空间叠置与地域聚类分析,进行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方法。并以江苏省新沂市为案例,进行地域主体功能区划实证研究,验证了所提出的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方法的可行性。     

基于三维魔方的芜湖市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按照一定的分区原则,运用适当分区技术路径,合理选择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从资源生态保护度、社会经济发展强度、发展潜力3个方面分别进行指标评价,将评价单元划分不同等级.在此基础上,采用三维魔方法,构建魔方单元与主体功能区对应关系,将市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适度开发区域...     

滇东南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功能分区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将有助于实现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本文以滇东南喀斯特山区典型区域文山市为例,分析2000—2017年食物供给、产水量、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和旅游文化6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运用K-means聚类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并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措施。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间,除生境质量服务下降外,文山市其他5项服务均呈上升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文山市6项生态系统服务高值区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北部和中部;6项服务的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有差异,但整体上具有重叠性。除旅游文化服务的热点和冷点区分布面积占比分别为2.56%和0以外,其他5项服务的冷热点区面积占比均在21%~32%;能够同时提供3项及以上高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较少,85.50%的区域只能同时提供2项及以下高值服务功能。③ 根据服务簇聚类结果,文山市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过渡区、农业主产区和人类生产生活区4类功能区,针对各分区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建议。研究结果可为喀斯特山区城市资源利用和国土空间管控提供参考。     

基于方法-目的链的沙漠型旅游区体验特征分析：以库木塔格沙漠旅游区为例

旅游体验是丰富的、多层次的,游客获得的体验随旅游类型差异而不同,现有研究缺乏对沙漠旅游体验的深入探讨。为探索沙漠旅游体验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特征,以库木塔格沙漠旅游区为例,运用方法-目的链（means-end chain,MEC）理论及软式阶梯访谈法,辅以网络文本分析,构建属性-结果-价值关联矩阵,绘制沙漠旅游区体验的层级价值图。研究识别出6条方法-目的链,最重要的是MEC1（自然风光-开拓视野/新奇体验-满足感/美好回忆）,充分体现了沙漠旅游区因其浩瀚无垠的独特景观,让游客开阔眼界、满足好奇心,使其留下美好回忆、获得满足感。研究结果不仅从方法论视角丰富旅游体验研究,而且能为沙漠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4种灌木的生物量预测模型

灌木生物量模型是预测灌木生物量最有效的方法。选择腾格里沙漠南缘荒漠生态系统中常见的4种灌木（驼绒藜(Ceratoides latens)、盐爪爪(Kalidium foliatum)、珍珠猪毛菜(Salsola passerina)、红砂(Reaumuria soongarica)）为研究对象,以株高（H）和冠幅（C）的复合因子灌木体积（V）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构建了4种灌木和混合物种的叶、新生枝、老龄枝、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和整株生物量的预测模型。通过决定系数（R2）、估计值的标准误（SEE）和回归检验显著水平（p＜0.05）筛选出了最优的生物量估测模型。结果显示:4种灌木的生物量模型主要以幂函数W=aVb为最优模型,少数以三次函数W=a+bV+cV2+dV3为最优模型。灌木生物量与V之间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1）,决定系数较高,分别为:叶片（0.775＜R2＜0.866）,新生枝（0.694＜R2＜0.840）,老龄枝（0.819＜R2＜0.916）,地上部（0.832＜R2＜0.917）,地下部分（0.74＜R2＜0.808）,全株（0.811＜R2＜0.912）,说明预测模型可以应用于此4种灌木的生物量估算。不同物种之间及不同器官之间的生物量模型存在差异,在实际使用中,要根据物种来选择相应的模型。生物量模型的建立有助于全面估算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并进一步评估生态系统不同碳库的碳存储量与碳循环。为有效提高荒漠草地碳储量、合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和人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市密集区空间识别及其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对接关系

城市密集区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对城市密集区进行空间划分与识别,有助于明确国家开发格局和促进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从中心城市、标准市、其他中小城市和城镇、边界识别等方面界定了中国城市密集区的识别标准,并通过基于交通可达性测算的城市密集区边界划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15个典型城市密集区和8个准城市密集区,形成“三纵两横”的城市密集区空间格局。通过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对比发现,本文提出的城市密集区划分方案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相符,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应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参照规划设定的定位和目标,选择适合的路径和方向。     

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Bootstrap-DEA模型的分析方法

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Bootstrap-DEA纠偏分析方法,测算1992-2012年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各分解效率与旅游综合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程度,并基于系统广义矩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① 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总体上处于波动态势,多数尚未达到DEA最优状态,纠偏结果显示,总体上风景区旅游效率及其分解效率较之原值呈现偏小态势,高值区反映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带、关中平原（山陕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尤其是环渤海湾和东部沿海更加显著;② 整个时间节点,从接近对角线的个数来看,纯技术效率—综合效率更加明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散点图上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离对角线的趋势在增大,呈现出沿着对角线纵向方向扩展的特征,表明了纯技术效率较之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作用与影响更大;③ 从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交通发展条件、科技信息水平以及制度供给因素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存在正相关,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显著下降,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表现为负相关。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功能发展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异特征日益明显。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揭示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并进行功能分区与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乡村“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耕地资源丰富的醴陵市、浏阳市等地区生产功能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荷塘区、岳塘区等地区生活功能较强,生态环境较好的茶陵县等地区生态功能较强。② 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共划分为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中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丘陵生态生产区5种类型功能区,其中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为长株潭地区的三生功能优势发展区,基于“优化主导优势功能、提升中等功能、改善弱势功能”的原则,提出各功能分区的调控路径与发展策略,从而为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转型发展与主导功能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