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特征及替代关系研究：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全球整车及其零部件贸易格局演化特征

以汽车产业为例,采用中心性、E-I指数和核心-边缘模型等网络分析方法,分析2003~2013年间,全球整车及零部件贸易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力量共同作用下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整车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全球化程度和区域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贸易全球化特征相对更明显;② 整车贸易网络核心一直为德、日、美3国,零部件贸易网络核心则由美、日变为中、德;亚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以中国为核心迅速发展,欧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重心向东欧和南欧转移明显;③ 发动机系统组件贸易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集中,电子电器组件贸易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中,附加值低的轮胎和内胎组件贸易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分散。     

能源和地缘政治的互动模型

运用系统分析法,第一步建立了能源出口国-过境运输国-进口国的能源利益体双循环模型,第二步建立了以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地缘政治体双循环模型,最后将两者叠加,得出能源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模型。认为：出口国、进口国、过境运输国分别通过提供国际公共品、获取能源的手段、受控制程度来影响地缘政治体系;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分别以投资、外交主动权、国际话语权作用于能源体系。从而形成能源和地缘政治的互动。     

国际及省际贸易视角下的中国虚拟水和隐含能源流通规律分析

核算了世界各国（地区）与中国,以及中国省际间的资源流通量,量化了贸易视角下水资源与能源的相互消耗量,从“源”与“汇”的视角描绘了各类资源从自然界进入经济系统到最终使用的整个过程。结果表明：① 中国虚拟水呈净流出状态,国际虚拟水贸易加重了中国的水资源压力;国际隐含能源贸易抵消了虚拟水净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缓解了中国的水资源压力。② 中国隐含能源呈净进口状态,国际隐含能源贸易缓解了中国的能源使用压力;国际虚拟水贸易加重了中国的能源使用压力,但影响程度较弱。③ 虚拟水主要通过农业和制造业进入社会经济系统,隐含能源主要通过矿业和制造业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固定资本形成和城镇生活消费是虚拟水和隐含能源的主要最终使用方式,数值分别为1735.42亿m³和2117.24亿m³,6.25×10⁷ TJ和2.73×10⁷ TJ。④ 中国各省份最终使用的水耗能源总量为8.73×10⁶ TJ,占隐含能源总量的3.27%,低于能源耗水在虚拟水中的比重（9.63%）。能源省际贸易相比于水资源而言更为活跃,能源耗水在水?能纽带关系中起主导作用。     

经济转型与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研究

分析了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能源利用强度变化,强调经济转型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区域分权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中国省区能源消费差异显著,沿海省区能源效率较高,能源强度较低,而中西部省区,尤其是能源资源富裕的省区能源强度偏高。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伴随经济转型的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分权化等制度性因素是影响能源利用强度的重要因素,中国省区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自然条件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同样显著影响中国能源利用强度。但是高能耗省区与低能耗省区的能源利用强度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高能耗省区,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等可以显著降低能源强度。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1)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3)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     

中国城乡家庭能源平等变化特征分析

能源转型是中国如期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然路径,也是缩小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差距、实现能源平等的关键举措。基于2013年和2017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局部加权回归以及逐步回归等方法,在揭示中国城乡家庭能源平等的时空特征、能源转型效果基础上,定量评价影响地区间、城乡间家庭能源平等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乡家庭的能源消费水平总体呈明显不平等特征,但随着能源转型政策实施以及城乡融合进程加速,城乡家庭间能源不平等程度有所减小。② 对10609个城乡家庭样本、9类分区的比较显示,除长三角地区的家庭能源平等性较高外,其他地区均呈不同程度的非均衡性,尤其在云贵等西南地区的家庭能源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③ 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城乡居住区位、气候条件以及现代化能源可获得性显著影响家庭能源支出,进而对区域间的家庭能源平等性造成影响,而当地的能源资源禀赋对家庭能源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④ 尽管农村地区气态能源、电力资源普及有效推动了城乡家庭能源转型,但农村家庭需担负相较于城镇家庭居民更大的能源转型经济压力。     

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权力研究

围绕油气资源的权力博弈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权力争夺,但不同时代的能源权力的属性有所不同,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内涵也有所不同。论文在系统梳理能源地缘政治基础上,提出了能源权力的概念,并从地缘政治格局、能源安全观、能源网络和全球能源治理4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研究认为：① 以能源分布、产销空间变化及其规律性总结是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油气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是能源权力产生的最直接因素。② 从石油危机时代到未来新能源时代,能源安全观的不同是影响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权力变化的重要因素。③ 能源的商品属性和地缘属性决定了能源贸易不仅是经济行为,其空间的流动与国际政治关系密切。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得油气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贸易控制和通道控制对能源权力重构产生重要影响。④ 全球能源权力巨变和复杂错综的能源权力网络将引发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新秩序。权力的主体从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能源网络中利益共同体,能源治理的主题从一国之利益走向了全球能源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展望未来,如何在理论上建构新时代的能源权力的理论体系,深化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等因素影响下的世界能源权力的演变、地理空间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权力秩序的重构及其效应、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及其治理模式等研究,对科学认知和研判世界能源形势与能源战略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能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性命题。     

Energy globalization of China: Trade,investment, and embedded energy flow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ing from the oil and gas era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era.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阶段及其空间格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并在不同区域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差异。基于中国1981—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口数据,综合运用滑动T检验、K密度估计（KDE）和基尼系数等方法,识别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的关键节点,并揭示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经历了“面积低速扩张—人均用地收缩”（1981—1990年）、“面积中速扩张—人均用地低速上升”（1990—2000年）、“面积快速扩张—人均用地快速上升”（2000—2015年）3个转型阶段。② 1990—2000年和2000—2015年两个转型阶段,面积转型的空间格局演变缓慢,表现出以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大聚集和中西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小分散格局,而人均用地转型空间格局呈由东部聚集向全国蔓延的演变趋势。③ 1990—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逐渐扩大的动态演变特征,人均用地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趋于稳定的演变特征。④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符合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相对应,空间格局演变揭示了国家发展战略由东部优先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的现实情况。研究在内容上弥补了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定量识别的不足,可为新时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建设用地管控工作提供理论和数据依据。     

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中国省区间贸易隐含PM2.5的测算及其空间转移特征

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共同而又有区别”的污染治理政策是实现区域联防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而随着省际贸易加强,难免导致污染物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本文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30省区间省际贸易隐含PM_2.5进行核算。结果表明,省际贸易隐含PM_2.5约占总PM_2.5排放的1/3,经济危机使得省际贸易隐含PM_2.5量变小,但贸易隐含PM_2.5在以生产计算的PM_2.5排放中的作用在增大。东部省区的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_2.5主要由最终消费部分导致,而中、西、东北省区则主要为中间投入部分导致,在控制贸易隐含排放时,需对不同调出类型省区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省际调入贸易隐含PM_2.5主要由中间投入过程贸易隐含PM_2.5构成,越来越多的产品在不同省区间共同生产完成,区域联合治污显得尤为必要。东北、西部、中部省区由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省际贸易隐含PM_2.5比例要高于东部省区,可见政策导向也是造成贸易隐含排放的原因之一。需重点控制省际贸易隐含PM_2.5排放量较高建筑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除河北、山东外,东部省区均为省际贸易隐含PM_2.5净调入省份,中、西部、东北省区中则多为省际贸易隐含PM_2.5净调出省份。经济危机使得省际间净贸易隐含PM_2.5的转移量变小,但并未改变其转移趋势。净调入省区需相应的补偿净调出省区,或对其进行技术转移。     

中国产业能耗的区域差异与区域联系

选取能源指标刻画中国区域能耗特征,揭示产业能耗的区域差异,并将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都市消费型、重型出口型、轻型出口型、能源基地型、中等能耗型和低能耗型6种能源利用类型。通过评估2007年各类型区域之间的隐含能源转移量,明确区域在隐含能源流中的位置,揭示产业能耗的区域联系。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与地域分工理论,分析中国产业能耗区域差异和区域联系现象的形成机制,可归因于区域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贸易,其中,区域参与产业链分工格局与区域间隐含能源流动格局基本匹配。最后为不同类型区域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化下的“生产消费者”——分布式生产系统研究评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和跨地域生产协作带来生产片段化和地方专业化集聚。这种生产模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割裂,并将消费主义作为驱动生产不断扩大的途径。近年来,基于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生产与消费活动紧密联系的分布式生产模式受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注,其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推广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论文以“生产消费者(Prosumer)”这一概念为切入点,从地理条件、技术基础、市场协作关系和可持续性表现4个方面,探讨分布式生产系统中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重构。结论指出：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产消一体”生产模式并非是一种全球化脱钩策略,而是在开放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的地方化过程,这种生产模式转型有可能为更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开辟空间,值得进一步开展以行动为导向的扎根研究和区域比较分析。     

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中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中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重重困境：（1）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2）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3）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4）粮食与食物安全问题不容忽视；（5）科技竞争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地位；（6）生产成本过高，收益过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伤害；（7）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一个难题，面对这些困境，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应该采取的对策是；（1）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环境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2）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构筑新的农业政策体系；（3）加速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