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理论构建与疫情风险评估

个体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使疫情传播具有复杂性和空间不确定性。但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在理论上综合考虑个体的空间移动及移动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分析疫情的空间扩散。本文综合考虑个体移动及移动过程中接触,提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的理论构建框架。鉴于公交刷卡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移动路径及车厢内接触的群体,以北京市公交系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K-shell分解方法识别疫情高风险区域,提出管控措施,并通过模拟管控措施前后网络社团结构变化来评价管控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疫情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城际交通枢纽、商务中心、居住区周边区域。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基于各类交通系统的疫情风险评估具有普适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启动有效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政策具有借鉴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贫困地区乡村经济韧性研究及其启示——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韧性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属性,对于推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然而,一些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不高,面临外界风险与挑战冲击时存在返贫风险,亟需提升乡村韧性。论文选取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阳原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综合评价了14个乡镇、264个行政村的经济韧性。研究发现：① 阳原县乡村经济韧性平均值为0.13 (总分为1),水平偏低,乡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质量不高;② 经济韧性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分布于邻近交通干线地区,山地区和距离交通干线较远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较低;③ 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偏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是经济韧性的关键制约因素。论文指出,应构建“农户个体—乡村集体—城镇中心体”的多级发展体系,强化乡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户技能培训,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以重点镇、中心村、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村镇化发展,实现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视角下中国小城镇服务功能评估——以苏南地区为例

当前地理学领域对镇域尺度的小城镇服务功能的研究存在不足。为弥补这一缺失,论文基于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的视角,对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开展定量评估,从高德地图开放API平台采集POI数据,选取与服务功能相关的14类行业,利用核密度法、层次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邻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小城镇的服务功能进行评价。研究发现：① 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设施核密度值总体较高。高密度区及次一级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各市的主城区、各区(县级市)及周边地区,并沿高速、国道和铁路等交通干线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点—轴”式空间结构,远离中心城区(镇)的小城镇除少部分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外,发展相对均衡。不同类型的服务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② 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总体较高,主要集中在100 km缓冲区内,从150 km至200 km缓冲区服务功能指数依次递减。③ 上海对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有显著影响,100 km缓冲区内影响最为显著,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对上海的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过程并存。     

新疆小城镇人口规模预测

小城镇人口的发展对新疆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人口变动的各种信息将对新疆城镇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在对人口预测的主要方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指数法、增长速度法和灰色系统GM(1,1)模型等对新疆小城镇2010、2015和2020年的总人口进行了预测。由于近年来新疆经济的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也将加快,小城镇人口将会出现较快的提高。故而,在综合考虑新疆小城镇人口发展的多种因素及未来新疆城镇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针对各种预测方法的优缺点综合得出了新疆小城镇2010、2015和2020年的总人口数量。     

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小城镇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研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特征成为一项重要议题。采用最邻近距离、点密度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并从地形、人口、经济、区位等方面进行相关因素分析。主要结论包括：① 全国层面,中国小城镇呈“西北疏、东南密”的总体格局特征,形成三大团块集聚区,包括由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城市群组成的“弓箭”状集聚区,珠三角、湘中地区形成的“倒T字”型集聚区,以及成渝城市群地区的“圆形”状集聚区;② 小城镇沿北部主要交通干线形成的轴带与东部沿海轴、南部沿（长）江轴共同组成“π”型集聚带,与三大团块集聚区共同构成“团块+轴带”组合式空间集聚形态;③ 区域层面,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小城镇呈均匀分布,但总体均匀程度并不高;④ 小城镇呈集聚分布的省、自治区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内陆边境地带及四川盆地,总体地广人稀;⑤ 小城镇空间分布受自然资源环境、人口疏密、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度、道路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以及政策导向主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未来,建议增强西北地区小城镇扶持政策,多培育小城镇作为发展节点,城市群周边、省会等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应注重提升发展质量,传统农区、贫困山区及边远落后地区要重视经济建设及增强道路交通可达性,促进小城镇发展以助力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双轮驱动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旅游小镇作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社区管理、空间整合和生态优化等多种功能。针对当前特色旅游小镇产城不融合、特色不鲜明等发展现状,论文以产业整合与景观重构为视角,探讨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双轮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以产业整合实现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转型升级。在挖掘产业共性与识别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运用整合手段实现产业互融,激发出产业整合极强的人口集聚、产业集聚、消费集聚、服务集聚、空间集聚以及生态集聚等效应,促进特色旅游小镇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② 以景观重构实现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基因传承。通过识别景观基因、提取景观节点、组合景观廊道、构建景观形态的重构路径,描绘出特色旅游小镇文化景观的建设蓝图,以凸显特色旅游小镇的文化基因。③ 将产业整合与景观重构有机结合,形成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的双轮驱动器。在识别景观基因与确定形象定位的前提下开展产业整合,同时利用整合成果提取出景观节点,组成旅游通道,进而整合社会空间功能,形成和谐的景观形态,为特色旅游小镇提供一条产业化与特色化高度融合的建设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以云南勐腊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A-T-R的旅游小城镇分类、评价与发展模式研究

在科学界定旅游小城镇基础上,梳理旅游小城镇的分类标准,确立一类基于核心吸引物（A）—小镇（T）—乡村环境（R）的新分类方法,将旅游小城镇分为AT一体、AT分离、A+T+R联动与ATR创意再造4种类型。结合旅游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状态,依据A、T、R三类初始条件不同组合情况提炼出六大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为旅游小城镇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进一步推动旅游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300 BC-1900 AD无定河流域城镇时空格局演变

通过分析和整理从战国中晚期（约300 BC）至清末（约1900 AD）无定河流域历代县级及以上城址的位置、兴废年代数据,结合行政区划沿革、经济社会发展、政权更迭等资料,分析流域城镇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受气候周期性波动影响,无定河流域城镇的兴起与衰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城镇几何中心的移动轨迹具有明显的“西北—东南”向潮汐性运动特征;② 城址存续年限普遍较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流域内曾存在过4个阶段性中心城镇,中心城镇移动的方向和过程与城镇几何中心的潮汐性移动过程趋势一致;③ 流域城镇空间格局可分为3种类型,即秦汉与隋唐时期的沿河流谷地分布,宋、明两代的沿边境线与长城分布,以及元、清两代集中于流域下游分布。流域城镇未来的发展布局应重视气候变化对城镇分布的长期影响,关注区域环境的脆弱性,合理安排城镇体系发展规模与布局。     

Declining towns in the former USSR

"The paper comprises an update of an earlier study...focused on towns with declining population during the 1959-1970 period. Based on recently published data on individual urban centers with 15,000 or more inhabitants reported in the 1979 and 1989 censuses, it identifies centers where population declined from 1970 to 1989. The study also assesses selected geographical aspects, economic functions, and siz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urban centers. Comparisons with data from the 1959-1970 period are made to arrive at a 30-year perspective."     

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格局及影响因素

增长与收缩是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议题,然而其判别标准与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论文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的判别标准和理论(驱动力—结果—响应)分析框架,利用统计数据与NPP/VIIRS系列遥感数据,借助Arc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和广义加性模型探究黄河流域5268个乡镇增长与收缩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并存,人口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几字湾”地区,经济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关中、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人口—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乡镇增长与收缩可分为持续增长型(6.4%)、转型增长型(5.8%)、缓慢增长型(42.4%)与持续收缩型(45.4%)4种,增长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收缩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其中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乡镇增长态势明显,资源型城市收缩型乡镇所占比重较大。自然条件的多个阈值表明平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乡镇均存在增长优势,规模经济与交通区位整体对乡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涓滴效应与外部性会造成乡镇的收缩。不同增长与收缩类型的乡镇应当探索因地制宜的增长与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