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新时期乡村振兴挑战与空间利用问题密不可分,基于空间治理建构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诉求→效应→路径→策略”解构方案,探讨了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体系。结果表明：① 乡村价值重构是确保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乡村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可从乡村空间治理寻找突破口;乡村空间治理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入手,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重组空间组织关系,重塑空间价值分配体系;②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强化等层面加以呈现。③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保障组织机制,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④ “上下结合型”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落实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推动空间发展目标落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科学体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乡村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

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底层与基座,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考量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替代传统乡贤成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探究其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政治能人—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关系和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构了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评指标体系,以甘肃省金昌市139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139个行政村中,“内生”型（En型）和“内生+嵌入”型（En-Em型）村庄分别占45.3%和54.7%,两类村庄中,内涵特征指标值差异较小,而外延指标值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大;② 产业融合以中低水平为主,且En-Em型村庄产业融合的基础、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均好于En型村庄;③ 单因子探测显示两类村庄乡村产业融合受外延因子的影响较内涵因子大,且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显示内涵因子在En型村庄中的作用较En-Em型村庄强,而外延因子相反,表明嵌入型政治能人治理能力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较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

平原农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有利于缓解平原农区经济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育等多重压力,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本文以“问题研判—策略梳理—机制构建—实证检验”为研究主线,探讨两者协同机制。研究表明：① 平原农区“三生”空间利用冲突显著,生产空间低值低效、生活空间无序空废、生态空间污损衰退共同制约乡村转型发展;② 面向土地价值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策略,有利于推动乡村转型发展;③ 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由“以地为本”单要素调控转向“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综合整治,权利重组、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的核心机制;④ 平原农区典型地区禹城市,聚焦土地权属调整、空心村整治和现代产业培育,实现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协同推进。本文有利于深化平原农区人地系统科学新认知,为构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4种村庄基本类型之一,但其分异明显,仍需进一步细分类型以精准施策。论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引的分类思路,针对特色保护类村庄内蕴的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借鉴共生理论构建其共生系统概念模型,根据系统类型及构成的差异划分村庄振兴类型,筛选出8173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初步提出一套简便实用的类型识别流程及方法,据此逐层判断样本类型并分类明确振兴模式。结果表明：① 特色保护类村庄共生系统分为外共生型、内共生型和内外共生兼具型3种,存在村庄与外部有机体共生、村庄特色资源与产业共生、村庄特色文化资源与人居环境共生以及村庄特色资源、产业与外部有机体共生等4类共生关系;②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基于共生关系表征的异同抽象归纳为10种,样本据此细分为47个旅游目的地型、75个文旅融合型、251个农旅融合型、47个特色农业型、442个景区依托型、1463个市场拉动型、2159个交通推动型、160个历史记忆保护型、1543个民族特色保护型和1986个地域文化保护型村庄;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模式因类型而异,包括“优化升级、示范引领”“深度融合、增值赋能”“品牌强农、特色集聚”“借力景区、村景互补”“瞄准市场、乡城对接”“联动交通、一体共生”和“活态保护、留住乡愁”7种。     

乡村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尺度流动研究——基于陕西省淳化县的管窥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东北三省收缩城市城乡一体化收缩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2)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3)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剖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了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途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②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城乡等值线可以进一步解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③ 从政策制度构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典型发展模式提炼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及应用研究

乡村与城市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亟需构建乡村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加快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多级目标体系建设。本文依托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其中,城乡融合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设施4个方面,乡村地域系统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进一步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识别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以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实证研究表明,分析结果基本能反映不同乡镇、行政村的发展特征和定位。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本研究提供了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等级差异的识别方法,对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研究——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下,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乡村病”问题凸显,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亟需重视乡村振兴。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提出乡村振兴的方向与适宜路径,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探究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中心集聚性与成长性,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乡镇政府驻地与县城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强度;② 生产要素在城、镇、村间不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导致县城邻近地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偏远乡村地区的中心集聚性依次降低;③ 受区位、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县城邻近地区、区位较好的乡镇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更易于集聚生产要素,成为乡村成长性的高值区;④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减地增”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文章强调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城乡联系,提升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推进村镇化发展,开展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