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系统可持续过程、格局的前沿探索

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前沿问题探讨的综述,阐释了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时空分异规律是现代地理学最高层级的科学难题、也是决定未来地理学前途的关键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截至目前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所采用的“过程归纳、区域比较、定性分析、逻辑判断”等4个实用方法,并围绕着区域均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地域功能、空间结构等4个前沿领域,讨论了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驱动力、自然圈对人类活动圈层的作用、综合地理区划原理和方法、以及“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等研究的学术思想,探讨了“未来地球”框架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意义和重要命题,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基础研究和决策应用贯通”的复杂性科学基础理论体系和综合研究集成方法体系建设,将深刻影响着人地系统过程和格局的研究进展。     

1949—2017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历程

被誉为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是中国资源宝库和生态安全屏障。1949年以来,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作为国家战略任务受到高度重视。1949—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之前,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地区开展的科学考察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① 区域专题科学考察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该阶段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后的大规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奠定了基础;② 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阶段（简称“第一次青藏科考”,1973—1992年）,该阶段首次开展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研究,完成了面积约260万km²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产生了巨大的科学和社会影响;③ 问题主导的科学考察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包括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高水平国际合作等为特征的科学问题主导的科学考察研究,实现了由静态到动态、由定性到定量、由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的里程碑式转变;④ 建制化和团队攻坚的科学考察研究阶段（2003—2017年）,这一阶段以200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为标志,队伍规模化组建,野外台站体系化建成,实验室建设形成规模,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及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等重大项目的实施,汇集了全国和全球开展青藏高原研究的杰出人才,推动青藏高原研究走进世界地学研究的第一方阵,为2017年启动第二次青藏科考打下了坚实基础。     

发展地理学的发展与展望

梳理发展研究和现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学术轨迹,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学术思想萌芽期（18~19世纪启蒙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学术思想探索期（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学科建设期（21世纪初至今）3个阶段,各阶段特征都集中体现其学术领域的“欠发达”“发展中”“落后”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发展的研究主题与学科内涵。基于发展认识论、发展方法论和发展价值观,发展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全球发展论、二元性和中心-边缘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在元问题的层面,采用在线词云工具提炼出发展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发展的发展,殖民、不平等与发展,贫困、生计与发展,商品、贸易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国别差异与区域差异将成为发展地理学联合攻关和综合创新的重点领域;发展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重视本土化和国际化。     

战略耦合演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

在全球政治经济变局和多尺度危机冲击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区域经济韧性不仅有关本地经济属性和适应力,更受到外部联系动态的影响,在范式上需融入多尺度网络动态观。本文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中的战略耦合概念纳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经济韧性思想中,对两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梳理对比。在此基础上,以战略耦合不同模式（即耦合、去耦合、再耦合）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基于“战略耦合演化”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研究结论：① 任何一种战略耦合模式,均是一种“战略性求变”和“语境应对”的能动行为过程,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尺度性与能力来源的核心。② 两者在“连接度”“语境敏感性”“路径发展”概念上有较高的思想共性,相互融合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内涵。③ 战略耦合的能动主体、目的、嵌入性程度及方式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特征和机制的关键,有助于从“地方-全球连接互动”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初始属性（区域优势）、过程（恢复、更新和转型）、能力（恢复力、转型力和更新力）和结果（多元路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战略耦合演化视角有利于破除以往“区域主义”韧性思想,能更科学地剖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多尺度语境依赖、多主体能动过程和多要素互动机制。此外,有利于推动关系与演化经济地理范式的融合创新,对“双循环”战略下中国企业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京津冀城市群碳收支时空分异与碳补偿分区

从主体功能区划视角研究碳收支和碳补偿分区,对于制定适应各主体功能区低碳发展策略,推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地理学思想对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贡献。本文首先构建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碳收支与碳补偿的理论框架,然后以京津冀城市群157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区,引入集中化指数、标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SOM-K-means聚类等方法研究功能区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碳收支时空分异与碳补偿分区,并提出以低碳发展为导向的碳减排空间优化方案。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碳收支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其集中化指数均高于0.4的“警戒线”,碳收支地区差异整体偏大。② 碳收支时空分异显著,碳排放高值区呈现以京津唐为中心,向外逐步降低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而碳吸收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总体呈现东、北、西部高,而中、南部低的倒“U”型格局。③ 京津冀城市群碳收支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定位较为吻合,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承压区,而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碳吸收的优势主导区,各功能区碳吸收集中化指数差别较碳排放集中化指数小。④ 京津冀城市群共有53个支付区、64个平衡区和40个获补区,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目标,最终形成9类碳补偿空间优化区,并提出每一类型区低碳发展方向及策略。⑤ 未来要加强更微观尺度的碳收支及碳补偿研究,丰富和完善碳补偿理论框架,将碳补偿融入到碳交易市场,探索实现“双碳”目标的多元化路径。     

学科树视角下地理学和建筑学人居环境研究比较

本文从学科树视角比较分析地理学和建筑学的人居环境研究进展。首先,梳理研究脉络,指出两个学科具有相同的“树根”（即五大系统和五大层次）、“树干”（即九大主题和八大尺度）和“树枝”（即33个研究领域）,以及相异的“树叶”（即各领域数量迥异的研究成果）。其次,比较研究成果特点,发现两个学科成果差异明显,表现为在适宜性等6个二级主题上,地理学成果较多,建筑学成果较少;在规划等6个二级主题和建筑尺度上,建筑学成果较多,地理学成果较少;在空间格局等12个二级主题和城市等6个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多,但侧重点不同;在行为二级主题和全球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少,但侧重点不同。最后,剖析学科成果差异的生成逻辑,并展望未来进路。学科成果差异的逻辑起点是学科门类差异,逻辑链条是“学科门类—学科特性—研究主体—研究偏好—研究范式—研究成果”的差异传导机制,其中研究范式差异是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未来人居环境研究应促进框架延伸化、主题展拓化、尺度统筹化、数据多源化、方法混合化等范式提升,同时回应全球化、美好人居、突发事件、跨学科等现实需求。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

城市旅游时空演变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为研究区,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首先分析沿海城市旅游发展强度的时空演变,进而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沿海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研究表明：① 在旅游发展强度方面,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强度差异较大,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环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弱。② 10年间在旅游发展综合效率方面基本维持不变,而旅游发展纯技术效率显著增强,旅游发展的规模效率则显著减弱。说明沿海城市的旅游发展已经逐渐由规模效率向技术效率转变。③ 综合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两个方面看,将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类型分为“高—有效型”、“低—有效型”、“高—无效型”和“低—无效型”四种类型。其中“高—有效型”城市旅游发展较为成熟,“低—有效型”和“高—无效型”城市旅游发展一般,“低—无效”城市旅游发展相对较差。整体来看,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地区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长三角、环渤海和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增加。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广泛融合,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本文对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思潮演变、热点研究领域以及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影响深远的变革后,研究领域和主题逐步走向多样化与复杂化。本文综述了8个热点研究领域,包括区域与地方发展、经济全球化、产业地理、劳动力地理、创新与创意地理、消费地理、环境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经济地理学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最后总结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特点。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case studies of Bohai Rim area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synthesized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es based on systematic views began only in the 1970s. There is even less work done in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both synthesized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and its utilization in China. State spaces method from the systematic science was borrowed to 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the surveys in the Bohai Rim area, we construct a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system for quantifying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Bohai Rim. While employing system dynamic models we simulated the evolving trend of both the regional carrying states and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from 1999 to 2015. The results proved the statement that Bohai Rim is overall over-capacity for a long time and will be over-capacit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mong all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water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and out to be the two primary obstacles for Bohai Ri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coastal areas of the Bohai Rim burden more than its overall level. However, Shandong province shows some good signs in addressing the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ssues. The research is successful in addressing the quantification of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ssues, but nonetheless it needs further refinery and more information.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case studies of Bohai Rim area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synthesized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es based on systematic views began only in the 1970s. There is even less work done in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both synthesized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and its utilization in China. State spaces method from the systematic science was borrowed to 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the surveys in the Bohai Rim area, we construct a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system for quantifying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Bohai Rim. While employing system dynamic models we simulated the evolving trend of both the regional carrying states and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from 1999 to 2015. The results proved the statement that Bohai Rim is overall over-capacity for a long time and will be over-capacit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mong all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water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and out to be the two primary obstacles for Bohai Ri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coastal areas of the Bohai Rim burden more than its overall level. However, Shandong province shows some good signs in addressing the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ssues. The research is successful in addressing the quantification of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ssues, but nonetheless it needs further refinery and more information.     

环渤海地区水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本文基于地级行政单元的水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经济截面数据,分析环渤海地区水污染物排放的流域特征与时空分异,定量解析环渤海地区及高强度排放聚集区内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海河流域是环渤海地区纳污量最大、增量最突出的流域,其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分别占区域排放总量的38.94%、39.23%。②2005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水污染物高排放区从零星分布向连片分布转变,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已成为水污染物高排放区的叠加区域。③环渤海地区水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关联程度呈增大趋势,水污染排放热度呈沿海向内陆递减态势,海河流域热度显著高于其他流域,沿海合作区显著高于内陆协作区;京津冀长期处于热点区和次热区,热区覆盖范围由海河向淮河流域拓展。④不同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差异显著,对化学需氧量排放而言,经济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因素呈较强的正向带动,而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对氨氮排放来说,人口规模呈正向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亦有一定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则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     

环渤海“C型”经济区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变研究

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数、经济平均增长指数和空间变差函数,分析1990年以来环渤海“C型”经济区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高-高、低-低集聚度不断提高,京津唐都市圈、沈大经济带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集中区,其他内陆县市和省际邻接地区是冷点集中区;经济增长空间集聚,高增长率转化快,热点区跃迁特征明显,1990~2000年呈不规则的团块状零散分布,2000~2010年呈带状集中分布于辽西北,省内经济差异不断缩小,而省际经济差异逐渐增大;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分异显著,空间自组织性增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减弱,以东部沿海为中心,向周边多峰值递减,西南与西北内陆始终处于低谷。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区位与交通条件探讨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     

辽宁区域海洋经济布局机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通过对辽宁海洋资源的评价,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部门结构和海洋产业布局特点等的分析,并根据海域资源差异、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差异、海洋产业分布状况等,划分出辽宁渤海海洋经济区和黄海海洋经济区。探讨了区域海洋经济区的形成与区域海洋经济布局机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辽宁海洋经济区的发展方向与重点海洋产业部门,提出了辽宁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图们江地区空间结构的演进及其调控对策研究

图们江地区作为跨国经济合作区,具有不同于一般区域的空间结构演进规律。运用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图们江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总体特征、演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控与优化的对策,旨在促进图们江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空间结构一体化。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新要求。通过构建海洋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2000—2014年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地级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的空间交互作用及空间效应进行研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甄别。研究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呈显著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交互作用;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溢出的正反馈效应。影响因素中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贡献强度排序为：海洋环境>海洋产业>海洋人才>海洋资本>海洋科技,对其他地区溢出效应影响的排序为：海洋基建>海洋人才>海洋资本。研究为环渤海地区海洋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新时期区域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及完善途径

区域发展规划是当前我国人文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区域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即编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弹性规划，持续发展规划，多目标协调规划和实用高的效规划，在规划中应加强对市场因素的研究，将经济社会主义ＰＲＥＤ协调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主线，正确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关系，重视对区域政策的研究。     

论中国地域系统的协调与调控

区域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协调与处理好区域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以区域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地域系统的协调与调控为主题,论述了世界与中国的地域系统、区域关系及主要区域问题。尤其针对中国着重提出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区域差距不断拉大,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耕地不断被侵占,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协调区域关系的相关对策,最终构建了科学合理区域关系的新思路。     

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结构趋同合意性研究

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对环渤海地区五省份的文化产业结构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明确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结构是否趋同以及趋同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偏离-份额法对环渤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是否合意进行判定。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五省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产业结构趋同,以全国为基准,河北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低,北京最高,表明北京与全国的文化产业结构最为相似。从文化产业结构趋同合意性来看,山东的经济增长份额、结构偏离份额、竞争偏离份额均表现为正值,因此,山东的文化产业结构为合意性趋同,而北京、天津、辽宁、河北的文化产业结构为非合意性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