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集聚度演变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产业集聚在四方面影响产业转移:能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吸引同类企业入驻;能带动更多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入驻;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务工人员,缓解产业转移中用工荒难题;能有效降低产业转移成本。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IT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2000—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发现3个规律:集聚度分层明显;近5年产业集聚度变化有明显规律;产业发展水平低。据此提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1)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IT业的集聚度,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优势;2)依靠当前集聚优势,自然承接其它7个行业的转移;3)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4)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     

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研究

通过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化及其城市化响应过程分析,揭示不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特征,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提出"第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R(2)"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R(3)"2个概念,分析了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二者的变化特征,探讨了不同产业与城市化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水平的关联情况,将四川省21个市州划分为3类:一致响应型、偏R(2)响应型、偏R(3)响应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逐步回归法确定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响应的主要关联因素,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经济密度、空间集聚能力、人口集聚能力和城镇体系水平是影响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据此对不同类型区域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对一致响应型区域统筹城乡经济,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偏R(2)响应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控制城市规模,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对偏R(3)响应型区域应调整城镇体系,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城市化响应与反馈机制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存在互动机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结构效应影响了城市化动力机制,集聚效应则促进了城市外部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和地域特征;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高新技术发展所需要素资源的聚集与流动,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供人力资本保障,还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创新的源动力。文章以苏州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城市化互动关系佐证了这一理论,并认为建立二者之间切实可行的调控模式是当务之急。     

云南民族地区城市化与产业集群关系的研究

云南民族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与城市化密切相关,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现出了它独特的优势,所以正确认识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是云南民族区域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的关键.产业集群与城市化是耦合发展的,在分析云南民族地区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云南必须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互动发展模式,最后提出云南城市化发展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东北地区创新资源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象限图法,以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从空间和行业2个视角,探讨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集聚性和协同性。通过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市辖区,但在市辖区内部集聚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协调性在四大城市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区呈严重偏离特征,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空间协同性较好;从行业分析,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集聚了东北地区55%的发明专利,而43.3%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5大行业,导致各行业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性相对较低,且仅非金属制造业的协同性高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珠江三角洲与其外围区域产业梯度比较及优化探讨

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分析珠江三角洲与其外围区域工业行业的产业梯度,测算两者的产业梯度系数,反映二者的产业差距和优势产业。根据计算和两个区域比较的结果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竞争力提高、产业区域转移是今后珠三角与其外围区域产业优化调控的方向,也是珠三角产业分工和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     

产业视角下常州城市可持续发展SD模型

以产业门类为切入点,对制造业进行细分,运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分析产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以此构建常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SD模型.模型与历史数据拟合的误差小,说明具有较高可靠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常州未来城市发展进程.通过改变产业间投资结构,分析不同产业政策对今后常州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传统发展模式的生态环境效益最为理想,对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拉动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新兴产业模式城市化各项指标居首位,生态环境效应良好,在发展初期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到中后期逐渐减弱;重工业主导模式在生态环境效应和城市化发展的各项指标方面都远落后于其他模式,但其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最后,立足于城市现状,对常州未来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产业选择做出判断.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环评法实施推动节能减排工作

正在此间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陈至立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环评法实施从源头控制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国务院提高了燃煤火电、钢铁、石化等13个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建设项目的环保准入标准。从2006年到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通过对涉及投资近1．5万亿元的377个“两高一资”（高耗能、     

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07年28个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发现制度因素、能源结构、企业规模显著影响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产业的经济开放度和市场化水平越高、煤炭消费比重越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产业的能源强度。研究还发现,这几类因素对高耗能产业和低耗能产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高耗能产业,应着重提高经济开放度,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地理集聚度;对于低耗能产业,应努力降低国有化比重,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重点产业、提高企业规模。     

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多层级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城镇化是地理学与土地科学交叉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在空间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地城镇化受到省、市多层面因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市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不同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建立两层线性模型,对2005年和2016年全国102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市级层面,2005年要素投入和公共服务是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以要素投入最重要。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素投入、公共服务、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② 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资源保护态度、生态和农业资源与市级因素以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区域所处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开发态度、地理区位与市级因素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城镇化进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经济驱动。多层级土地城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析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和跨级关系,为更合理精准的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协调,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本文旨在探索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采用跨国经济实证分析中的标准分析工具面板数据分析,首先构造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世界模型;然后,以本文构造的世界模型为基准,定量分析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最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在我国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经济因素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等教育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能力,大致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该结果较以往基于横截面的分析结果更为准确。     

我国省域工业主导产业的遴选与发展

工业主导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和指向性的作用。主导产业的选择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依据6个量化指标,从4个维度对"十一五"期间主导产业进行遴选,发现以能源及相关产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是各省的重点,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省份较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东部发达省市的重点,预期中的产业转移并未实现;以行业为变量对各省份的主导产业进行聚类分析,可将31个省份划分为5类,反映了我国各省份主导产业布局特点;在此基础上,依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各地区"十二五"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贡献与责任使命

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进程。近35 a来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推动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率先将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三阶段论修正为四阶段论;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程并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用;研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合理格局;率先研制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定量测度方法与系统,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较早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通用模式和差异模式;首次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与技术图谱。中国地理学家在城镇化这一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领域中经常扮演着组织者角色,并担当重任,主要是：综合分析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经验,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辨析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揭示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模拟预警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情景与风险,选择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可持续之路。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论,优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揭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规律,研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与引导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使命。     

中国人口半城镇化的空间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探究:2000–2010（英文）

Based on the prefecture-level data of the 2000 and 2010 national census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i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stages of urbanization are re-examined by considering semi-urbanization. Nine typ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mi-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China's urbanization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namely, high incoordination, incoordination, low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and high coordin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rate varies significantly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its order in 2010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value was as follows: east, middle, west, and northeast. Urbanization and semi-urbanization rates in inland cities increase much faster than those in coastal cities. In addition, semi-urbanization displays a spatial pattern similar to that of urbanization across China, with the sole excep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Through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semi-urbanization is determined to be increasing. High-value concentration areas are expanding in the coastal east, whereas low-value concentration areas are growing in the northeast. Lastl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model suggests a weakening trend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emi-urbanization over the studied decade. Semi-urbaniz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special production of China's hukou system, which restricts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cities. As such,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trend is expected to exhibit a reversed U-shaped pattern as 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develop.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演变——效率分析视角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利用2000 和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 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 个百分点;② 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 和1.3 个百分点;③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④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⑤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⑥ 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 大类、20 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以广州西餐老字号太平馆为例

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并使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涵盖人们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怀旧消费风靡全球,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怀旧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时空综合体,其地方建构的过程及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探讨。文章以广州百年老字号西餐厅太平馆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收集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资料来源。从怀旧餐厅的物质空间建构和情感空间建构2个维度对其地方建构的过程,以及此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太平馆作为怀旧消费空间,经营者通过对物质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再现地方记忆,使得地方感得以再生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通过在怀旧空间中的消费实践获得归属和认同等情感体验,并成为了情感空间建构的积极主体,通过对太平馆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积极推动怀旧地方的持续建构。     

空间正义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

在经济社会转型和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往重数量、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引发的许多空间不公正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如何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空间发展权利等方面的公平,亟需用空间正义的理论思维去反思和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空间正义理论具有社会空间、多尺度性、批判建构三个主要特征,它们对城镇化研究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地理学界对空间正义已有较充分的理论讨论,实践案例亦很丰富,国内还处在初步了解和探索的阶段,缺少适合中国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通过对空间正义思想与理论的梳理,提倡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尺度、多主体综合分析和案例比较,探讨和总结基于空间正义的中国城镇化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在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定性、多尺度、多智能体的方法,揭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演变机制,寻找改善途径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将空间正义思想用于城乡发展与规划,可为城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并引导城镇化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及城乡的常态发展。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