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以浙江为实证北大核心CSCD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黄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特征

基于2000—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5个角度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区域协调发展测度模型、空间分析模型以及剪刀差模型,探讨了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变动趋势各有特点;（2）2000—2019年,各子系统之间的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为：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教育发展>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全局Moran’s I值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3）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增长速率的剪刀差值变动比较稳定,呈现出相对平缓的趋势,大致在0.15水平范围内波动;（4）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黄山市旅游要素空间结构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关系

旅游要素发展水平是衡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环境的依托密不可分。利用回转半径法分析黄山市旅游要素空间结构,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黄山市旅游要素空间结构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显示:(1)旅游等级高、区位优势显著的核心区域与旅游等级低、处于边缘地区相比旅游要素的规模和数量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核心区域旅游景区与其他旅游要素的相关性比边缘地区更为显著。(2)屯溪区、黟县、徽州区和歙县旅游要素空间结构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黄山区耦合协调程度较低,祁门休宁二县最低。调整旅游要素空间布局、促进旅游环境发展将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甘肃省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及其拓展测度指标,对甘肃省所辖14个市（州）畜牧业综合质量、区域间引力值和断裂点距离值进行测算,分析畜牧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中心形成机理及其辐射范围。结果表明：甘肃省畜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梯度特征,并可划分为5级梯度。畜牧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已形成以白银市和甘南州为二级集聚中心的"双核心"空间结构：以白银为中心,辐射带动兰州、定西两个三级集聚中心构成了甘肃中部畜牧产业集聚区;以甘南为中心,连同三级集聚中心临夏带动陇南、辐射天水成为甘肃南部产业集聚区。以武威为三级集聚中心,辐射张掖、金昌等市形成河西走廊产业集聚区;以庆阳为中心,联动平凉市的陇东产业集聚热点区初步显现。本研究对分析产业空间结构特征和制定推动产业集聚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沿海生态地区空间均衡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估——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③ 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层级特征研究

城市化发展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见证。从人口、经济、空间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质量与速度协调测度模型,对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度,测度结果表明:①从阶段类型看,沈阳处于后期完善阶段,大连、长春、哈尔滨处于优化提升阶段,12个地级市处于加速提升阶段,18个地级市处于低质量阶段;②从质量与速度协调度上看,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属于质量超前型,大庆、辽阳、绥化为速度与质量协调型,其余27个城市为质量滞后型;③从子系统的城市化质量主导类型看,辽宁省属于经济导向型城市化,吉林省城市化主导类型特征不明显,黑龙江省属于空间导向型城市化;④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呈现出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趋势。其次,运用聚类分析法将城市化发展质量划分成核心城市区、周边城市区、外围边缘城市区3个层级,并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探讨了每个层级的特征。最后,从国家执行政策、人口迁移、区位优势、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问题4个角度探讨了城市化发展质量产生地域层级的内在机理。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动态变化研究

中国海洋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地区差异明显。以沿海1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2个角度,运用变差系数及加权变差系数来表现1996~2010年沿海省市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成倍增长,总体差异在波动中减小;采用区位熵、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对海洋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演化进行分析,得出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进,海洋产业集聚规模有所减弱,各产业趋于均衡发展;具有资源属性的海洋产业集聚程度最高,海洋第三产业集聚程度降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将其分为3个梯队;使用R/S分析法对沿海地区差异情况进行预测,显示未来差距有增大的趋势。最后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等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陆海统筹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针对陆海统筹核心区域——海岸带地区开展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对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陆域和海域2个维度构建海岸带复合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耦合协调度、信息熵和有序度模型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探析海岸带开发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陆域和海域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陆域子系统的高值区集中于温州主城区,低值区集中于温州中南部;陆域和海域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海岸带复合系统耦合度接近甚至达到1,趋于良性共振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也不断提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② 2010—2018年间海岸带复合系统信息熵逐步下降,有序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趋势良好。③ 海岸带开发对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为提高陆海能源资源运输与利用能力、改变陆海生态环境、促进陆海产业集聚和加强子系统关联、推动陆海社会文化发展4个方面。     

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演变

基于耦合模型和象限图法,从整体和内部分异2个角度对2000~2012年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演变及其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呈波动上升的演变特征,生态环境则“先波动上升,后缓慢下降”,城市带整体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间关系趋于协调,产业结构演变、资源消耗水平、经济密度是导致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协调度提高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城市带内部要素集聚的“四城市”格局已经形成,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可分为高级协调、要素集聚滞后、低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4个区域中心城市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趋向不协调,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主要向要素集聚滞后型转变,资源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多表现为低级协调。     

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年四化协调的前5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人口比重>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年前5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农业地均经济产出>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耦合演进分析 ——基于推拉理论解析

引入效用函数解析推拉理论,对系统发展模型、协调模型、耦合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进行了改进并综合,构建了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对2006~2016年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耦合的演进规律进行了解析。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两系统的发展指数、耦合度均呈现递增趋势,协同基础良好,耦合驱动潜力巨大;系统耦合由拮抗阶段趋向高水平耦合阶段发展;系统在时序上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区域间耦合趋同基本实现;系统耦合度在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性,并达到倒“U”形关系的顶峰;未来应着重考虑避免“城市病”问题的发生。     

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的重点任务之一,新的发展环境及政策框架正促使海南省城乡关系快速转型。采用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回归模型,从城乡空间、经济和社会等维度,分析了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乡协调综合指数呈现明显的先降后升态势,由1988年的0.319 9到1993年的0.153 9,2019年达0.851 9;②海南省城乡各子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度主要处于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最后达到中级协调,城乡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增强;③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经历城乡二元加剧、城乡二元固化、城乡关系趋缓和城乡一体化初期四个阶段,低水平城乡均衡发展是重要特征,高质量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关键;④经济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最为明显,但呈负相关,其次为市场消费、产业结构、乡村发展、交通通达性、城镇发展和政府行为,对外开放对城乡关系演化影响相对较弱;⑤制度创新、对外合作、产业优化、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研究

区域一体化下的跨界合作与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借助流空间网络、耦合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大湾区区域合作突破地理邻近性,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城市网络联系指数整体上升;(2)大湾区城市产业布局、要素一体化过程中极化效应显著,产业发展内部差异悬殊;(3)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其空间演化呈集聚趋向,空间布局结构具有局部稳定性,整体分布格局呈“东南独高、中北趋凸、周边低凹”的特征;(4)大湾区西部及东南沿海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增长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整合性,大湾区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具有空间依赖性。研究表明大湾区区域合作与产业一体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性,大湾区应持续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合作,促进产业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高度耦合。     

全球创新城市优势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始终密不可分,厘清科技创新城市产业发展的一般特征和趋势,对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分重要。为了考量全球创新城市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引入耦合理论构建研究逻辑和路径,以创新优势明显的36个美国大都市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信息业、专业与商业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4个优势产业。基于2007和2012年的产业截面数据,确定各产业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样本城市4个产业系统的耦合发展态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城市的产业发展类型可分为单业、混业、同步三大类,其中,单业的样本数有所减少,产业协同发展趋向明显。具体到产业,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十分突出,专业与商业服务业、信息业以及金融业的优势并不明显,半数以上的城市属于制造导向的单业发展类型和制造导向的混业发展类型。具体到城市,高阶同步发展类型的城市始终只有纽约1个,产业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程度均有较好表现,绝大多数城市产业系统中既有优势也有短板,但并不影响其创新的整体实力。总体而言,创新排名靠前的城市,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更高,产业发展协同性相对较好;样本城市的产业发展类型大致呈现出从单业向混业和同步演化的趋势,制造业仍然是创新城市发展的基石。因此,中国创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实践中,要立足于城市本身的产业优势,也要重视制造业的关键作用,采取有效举措推动和促进多产业的协同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过程与机理

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理论上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家级城市群,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过程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对理解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都有裨益。通过梳理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构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的综合水平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综合水平和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都较大;② 创新滞后是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近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及多数城市表现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创新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