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与知识产权影响下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时空演化

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受国际贸易保护的冲击日趋严重。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高技术附加值环节,而影响中国电子通信业在全球的分工。制度是衔接演化经济地理与GPN两个范式重要的共有要素,但已有文献对产业演化、制度变迁与GPN动态三者之间的融合缺乏关注,关于超国家制度与区域制度对区域产业嵌入GPN的复杂影响探讨不足。本研究基于2002—2016年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相关制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嵌入GPN的分工情况对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时间响应;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收敛模型,对不同区域间这一分工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差异未随时间变化而缩小,贸易保护使得区域间电子通信业参与全球分工的差异逐渐扩大,而知识产权制度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这一差异。具体发现：① 在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国际分工差异随时间变化而扩大,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则在缩小。② 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制度有助于提升中国整体和东部、中部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分工度;东部地区对贸易保护制度的响应更快;贸易保护对东部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位置变动的影响更强。③ 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产业嵌入GPN分工演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电子通信业遭遇贸易保护冲击以及“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当下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实现出口额和产品附加值的双增长。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与创新绩效——基于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调研数据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不满足于仅在国内研发,而是通过跨国并购、建立国际技术联盟以及设立海外研究机构等多种形式将研发活动扩展到海外。论文采用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合作研发、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这3种研发国际化行为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将企业的社会嵌入性和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中资企业更倾向于向拥有高密度研发能力、汇集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语言沟通障碍较小的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其次,跨国并购与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相较于单一研发国际化行为,多元化行为对企业产生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对创新的影响力受到其在东道国本地的社会嵌入性以及自身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     

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评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准确把握新时代背景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面板、门槛、贝叶斯等多指标评价模型,考虑指标时效性研究与内在逻辑联系,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路径-目的为分析框架,评价2007—2017年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选择等。结果表明：① 通过指数测算和综合分析,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差异较大。从高质量发展前提来看,各省市发展稳定,基础水平呈明显的3个梯队;从高质量发展路径来看,各省市差异较大,上海优势明显,天津与广东有一定的优势,广西、海南需要注重实力与稳定性的共同提升,其他省市发展需要注重稳定性;从高质量发展目的来看,各省市发展较不稳定,实现结果差异小,没有明显的梯队形成,但广东省与浙江省有显著的提升趋势。② 海洋经济创新驱动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呈“V”字型影响,目前创新驱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最大,潜力较大。③ 海洋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呈“U”字型影响,目前结构优势红利尚不明显,需推进结构优化向下一个门槛跨越。④ 海洋经济发展效率提升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其发展基础好,潜力最大。⑤ 海洋经济市场环境优化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正向影响趋势,目前红利不明显,需推进市场环境优化向第三门槛跨越。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区域创新来源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经济普查数据,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区域创新来源因素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空间异质特征。结果发现当前中国区域创新主要来源是自主研发,国内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对区域创新有正向作用,外国技术引进、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存在一定负效应。不同的省域,创新来源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创新来源因素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大体呈现从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后发地区梯度递减特征。在东、中部地区,自主研发成为主要创新来源因素,正效应显著;西部地区的创新来源除自主研发,国内技术转移和吸收仍发挥重要作用,地理加权回归较好揭示了创新影响的空间异质特点。     

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分析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① 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② 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③ 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与建设的区域差异及效率评价

利用2001~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建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投资效率评价。研究表明：① 全国各省区累计投资差异较大,东部省区各分项设施建设投资均远高于中西部省区,但中西部省区投资的平均增速高于东部省区;② 研究时段内绝大部分省区分项设施建设水平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10年全国范围设施建设水平大致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格局。③ 设施投资效率区域差异大,在空间分布方面不具有明显的东中西梯度特征。研究认为,应首先着力提高建设效率,并进一步综合考虑投资能力与设施需求,及时调整投资力度,促进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     

中国地理学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统计中国内地各省区高质量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与金额总量、地理学专业奖项表彰奖励人次、硕博士点数量,采用特尔斐法定量化测度了各省区地理学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内地各省区地理学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表现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中西部;北京是我国地理学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区,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分析认为,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压力、国家政策、人才等因素导致了省区间地理学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当前发展形势下,增强发展意识、加强人才引进、给予扶持等措施是实现各省区地理学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