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经济空间极化探讨

2002年以来扬州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坎贝尔-张指数,研究了扬州市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空间极化现象.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扬州市经济空间极化迅速增强,南北差距显著增大,经济发展的地域集聚特征明显,经济格局的空间重塑特征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交通格局的改变是扬州经济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邗江撤县改区后其所属乡镇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山西省107个县域为基本的研究对象,采用2000-2011年的县域人均GDP数据,定量分析了这12年间山西省县域经济的时变特征、空间相关性及其演化趋势.结果显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晋南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晋北和晋中地带,县域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聚,但远未形成能够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核心区域.在晋北和晋中地带没有出现以大同、太原等盆地县域为中心的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县域集聚群,仅在晋南地带出现了以临汾等盆地县域为中心的较高发展水平的县域集聚群;县域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自2004年趋于消失,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增长集聚区域.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与区位模式演变研究

就业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映射出城市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多样性。论文采用经验贝叶斯克里金、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多中心密度函数等方法综合刻画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特征,并从就业结构化分散、就业中心增长转型、就业异质性集聚与土地混合利用3个方面剖析其就业区位模式特征。研究发现：① 南京都市区就业郊区化与多中心化并存,“分散化集聚”的结构性特征显著;② 就业中心决定着就业空间的整体结构与密度分布,然而城市中心影响力开始减弱而次中心则逐渐增强;③ 就业中心出现增长转型,服务化转向与高技能化趋势明显;④ 就业分布呈现异质性集聚模式且与混合土地利用存在正向关联;⑤ 城市就业空间格局演变是自组织与他组织2种力量、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2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经济、城市规划、土地市场开发等均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中国中心城市公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

依托中国地级中心城市间的公路长途客运联系数据,运用GIS空间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公路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分布格局进行清晰的空间解构。研究显示：公路客运联系强弱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相关性较强,而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性;中国人口经济密集分布的东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间的公路客运联系密切,呈现区域性集聚的分布格局;最为密集的区域为长三角、珠三角两地,而京津冀、山东省、河南省和成渝地区的集聚程度也相对突出。总体上,中国公路客运联系以各省份的省会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中心,以区内其他城市为联系对象,在中短途客运距离内形成自成一体的区域性空间集聚。研究表明：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的适宜空间距离应在500 km以内,最佳客运距离为100~300 km左右;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在200 km内是随着距离增大而增加,之后则呈现二次曲线型的距离衰减趋势;细分各距离区段内的公路客运联系可以清晰识别城市群内、省域内、省际间及大区域间等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交通联系的结构特征。     

基于边际K函数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经济空间划分

基于空间点模式分析的Ripley's K函数,结合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通过集聚度和边际集聚两个指标,从理论上探索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定量测度方法,提出一种城市群的经济空间划分方法。本文的不同在于,多尺度估算城市的集聚度和边际集聚,以城市的边际集聚极值点时的城市区域布局模式为最优,据此划分城市群的经济空间,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的集聚度估计显示,长三角地区2010年城市空间布局为随机分布型,但随着观测尺度的增加,城市的集聚度呈快速上升趋势。2边际集聚估计揭示,当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集聚尺度分别为173 km和185 km时,城市区位或规模的集聚效应达到峰值,此时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布局出现最优模式。3空间聚类分析展示,在城市区域布局的最优空间模式下,长三角地区呈现"中心—外围"的经济空间结构,高集聚度子群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全部位于上海经济辐射圈,而低集聚度子群是外围欠发达地区,全部位于区际行政边界,暗示边际负效应仍阻碍着地区内外人员的往来。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效应的分维测度

引用分形几何学的相关理论,通过研究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其周边城市的相对位置和大小等级,从分维的角度研究城市群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广东省城市空间分布以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广州为核心,呈现集聚分布形态;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扩大,城市的规模逐渐变小;在所选取的3个年份中,2008年的集聚程度最强,2000年的集聚程度较强,2004年的集聚程度较弱。从而说明了广东省城市空间分布是一种分形结构,珠三角城市群的集群化效应是广东省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2000年～2004年城市群的涓滴作用占主导地位,而2004年～2008年城市群的极化作用占主导地位。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采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数据,运用最近邻与空间自相关分析,定量分析了1985-2010年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在1985-2010年间,中国城市的整体分布主要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着逐渐增强的趋势.不同规模的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类型存在很大差异.集聚强度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大而降低,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互斥作用不断加强.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由均匀分布转变为随机分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相对降低.从局部区域上城市的空间集聚或空间关联性质来看,其集聚特征的反差十分鲜明.东部地带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都较为发达,形成了高水平均衡模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分布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空间极化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都市区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都市区已经进入多中心分散阶段,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人口规模,规模增加则导致集聚不经济上升,并促进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后的空间结构由于降低了集聚不经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因而,传统地理学中关于两者互动发展的描述得到实证支持;同时明确了多中心化的直接动力是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发现对于优化当前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

开发区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经济活动在开发区的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合对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提出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基本类型可分为双核结构、连片带状结构、多极触角结构等。并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作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集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用地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该文简介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分析城市用地空间结构演变在空间上的两种表现形式,并对城市化进程中促进城市用地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主体、驱动力以及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进展

城市空间结构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核心之一,而复杂性是正在被逐步认识的现象。目前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是城市研究的前沿领域,对城市规划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本文首先论述了城市系统、城市空间结构与复杂性研究的关系,然后从城市子系统空间结构复杂性、城市系统空间结构复杂性和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复杂性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最后讨论了目前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就今后的研究重点做了展望。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

以第二次经济普查制造业法人单位分镇街的就业人员为基础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2008年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与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广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和萝岗区等近郊,CBD的制造业已经衰退。2）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增,递增距离CBD不远,东部和南部呈现非常强的郊区化现象,尤其是东部已经成为广州的制造业中心。3）核心圈层的制造业密度仍为最高,4圈层的制造业密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外圈;广州制造业分布集中程度高,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为近郊,其次为远郊,中心城区最低。4）广州制造业空间结构由夏港制造业中心、南石头制造业次中心和东环制造业次中心组成。影响制造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广州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广州制造业园区建设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四大因素。制造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强,是新华和夏港就业次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郊区化,是广州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西安市贫困空间结构特征与发生机理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武汉都市圈城际联系通达性的测度与分析

空间- 距离- 通达性已经成为城市区域一体化联系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当前都市圈城际联 系发展与交通网络建设存在明显的不同步现象, 矛盾解决的关键是优化其路网通达性空间格局。 以武汉都市圈为实证对象, 构建最短距离矩阵, 引入时间、空间通达性模型, 建立高等级路网发育 评价指标体系, 从节点体系与网络体系两个角度, 定量分析武汉都市圈城际通达性变化及其空间 格局, 揭示出: 圈域城镇( 节点) 体系通达性空间差异明显, 与城市自身交通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密 切相关, 其空间格局与城镇等级规模呈共轭协同关系, 不同空间等级节点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同 心圈层与“轴—辐”网络空间格局; 快速交通干道网络( 高速公路、铁路等) 是城市通达性空间演变 的重要推动力, 使其空间收敛减速, 形成显著的带状分异格局, 初步形成沪蓉东西向、京珠南北向 的两大城市经济联系交通走廊; 圈域城际交通干网发育程度偏低, 处于回路网络水平, 高等级路 网扩展潜力巨大。     

高铁影响下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态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城市群为例,选取2009-2018年各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高铁建设对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空间关联形态方面,通过高铁建设,各城市群内所辖城市的节点中心度均有所提升、城市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但各城市在城市群中的排名位序...     

基于空间句法的商品交易市场空间结构——以义乌国际商贸城为例

空间句法作为一种定量空间形态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城市设计和建筑的诸多方面,但是在商业建筑结构方面的应用研究较少。本文运用GIS和空间句法的集成方法定量分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内部的空间结构特征,探讨了空间句法在商品交易市场空间结构形态研究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义乌商贸城内部空间结构在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较差,局部区域及部分入口的便捷度较差,部分辅助设施不易达;针对这些不足本文也提出相应的优化调整建议。另外,该研究也可为商品交易市场的规划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乡过渡带空间演进与空间交互强度分析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广州市城乡过渡带边界,利用基于sDNA模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空间交互强度,分析其空间演进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总体呈扩大趋势,以北偏东方向发展为主,破碎区块逐渐演变为连续区域;2）广州市城乡过渡带之间的空间交互网络结构呈现“多方向化”趋势,从最初的西南侧单线网络结构逐步发育成多方向闭合网络联结结构,目前演变为南北两支、东西向的强空间交互态势,以白云区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和以番禺区为代表的南部区域是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地域;3）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优势度呈现出由内向外的3个空间层级结构,并由城市核心区辐射带动,向北、东北与东南3个方向推动发展为城乡过渡带;4）各城乡过渡带的发展速度不均衡现象仍较明显,广州市应结合本区域优势产业和自然资源,走联合与互补发展并存的道路,重视城乡过渡带区域发展引擎,增强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