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开发区的发展轨迹和主要作用

中国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始于东南沿海的4个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根据需要，发展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不同类型的城市开发区，形成了多层次、垒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带动效应研究

从企业经济联系的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带动效应的历史演进,估算了当前开发区的区域带动能力,并从我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了影响开发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开发区的区域带动效应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目前总体上略弱于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加工区而明显强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决定我国开发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内在原因有2个方面:一是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二是开发区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协同关系.最后就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的区域带动效应进行了预测,并就促进开发区与区域统筹发展和正确评价增长极理论提出了建议.     

国家级开发区对昆明城市发展贡献度分析

以经济规模、空间规模、经济外向度、经济增长力、财税回馈5方面的指标构造指标体系，1992年、2000年、2004年为时间断面，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测度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者对昆明城市发展贡献度。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对昆明城市空间规模发展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昆明城市经济规模；而开发区对城市财税回馈贡献度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开发区建设正值昆明城市化水平的加速时期，城市工业和人口的聚集使得城市用地规模、人口总量快速扩，加速了城市空间规模发展。但是由于人住开发区的企业的结构和开发区财税管理体制，使得开发区对昆明城市经济增长力、经济外向度、财税回馈三方面的贡献度要远低于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度。     

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

自 198 4年国务院首批设立开发区以来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历了沿海布点、东南铺开和向全国推进三个阶段。开发区是 18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部分开发区在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已经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开发区成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政策作用力、市场作用力和社会文化作用力 ,从长远来看 ,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开发区发展的重要提升力。对开发区发展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政策作用层面上 ,而应着眼于构建区域发展的内动力     

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可持续利用中的地理工程技术应用

文章探讨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及软工程的概念，指出地理工程技术是一门软工程，且是解决实现开发区土地可持续利用面临的基本问题的良好途径。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开发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地理工程技术体系，并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     

开发区闲置土地的数量、分布与利用潜力

开发区土地的大量闲置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中应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运用残差原理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 ,采用符合评判开发区闲置土地的操作步骤 ,计算分析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闲置土地的数量、分布与利用潜力 ,为我国开发区闲置土地面积大小的确定和利用潜力的评价提供了一个理论与方法参考 ,同时对我国开发区的调整与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化及产业特征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经济增长关键节点,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级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运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分析了1996-2013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以及产业集聚类型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程度增强,呈现出由"多中心集聚"向区域"单中心集聚"的演变规律。2开发区空间集聚规模和强度呈现出先降低后快速提高的趋势,表明空间集聚范围扩大,但是集聚程度并没有降低,反而随着集聚范围的扩张其集聚强度也进一步加强。3各集聚区域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集聚规模最大的区域集聚强度却较小。4东部沿海开发区主要发展产业为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通信电子、食品行业、石油化工共五大类行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差异显著。     

试论开发区的宏观调控问题：以河南省为例

针对河南省开发区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依据全面性，灵活性和指导性等原则，相应地提出了应加强开发区建设的统一管理，合理确定全省开发区的建设规模与步骤，制订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等一系列观调控措施。     

试论开发区的宏观调控问题─—以河南省为例

针对河南省开发区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依据全面性、灵活性和指导性等原则，相应地提出了应加强开发区建设的统一管理，合理确定全省开发区的建设规模与步骤，制订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第四次创业”中开发区跨界联系的网络特征与微观机制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合作、园区共建、政策互通等形式的开发区间跨界联系日益增强。本文将该现象置于中国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来分析,提出开发区“第四次创业”的概念,并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基于企业组织视角测度开发区跨界联系的水平及网络特征,随后基于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探究其微观机制。研究表明：第四次创业是开发区突破所在城市、在区域尺度寻求新发展机遇的一次转型,是开发区的扩散效应由第三次创业的城市尺度进一步延伸至区域尺度的表现,也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一条新路径。在长三角地区,该网络已逐渐发育并呈现出非均衡性和加速生长趋势,网络效应、开发区属性、地理邻近性等对该网络的发育有较显著的影响。     

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地位作用评估

从科技引领、产业支撑、经济带动3个维度构建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地位作用的指标评估系统,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测度2011~2014年京津冀13个国家级经开区的地位作用及演化趋势。研究表明,京津冀各经开区发展不断优化,逐步进入“深度调整、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各经开区发展各有千秋、各有短板,初步形成“差异化、非均衡化”的发展格局;各经开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初步呈现“全面崛起、协同并进”发展趋势;各经开区发展指数和位序将会不断调整,但总体发展格局不会太大改变。研究发现,京津冀经开区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资源集约利用不高,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企业创新动能不足,区域发展差距悬殊。为此,应激活企业创新活力,增强科技引领能力;促进产业集群集约发展,加快经开区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发挥区域带动作用。     

浅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周边居民归属感的影响——以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举措,由于其多处于市郊,因而使原本均质的农业地域迅速转变为异质的城市地域,从而导致周边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同时也削弱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归属感,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是潜在的挑战。本文主要以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案例,重点通过对居民空间行为和空间感知的实地调研,综合分析和判断开发区周边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状况。研究表明,无论本地城市人口、乡村人口或外来流动人口的总体归属感都不强,居民与社区以及居民之间的联系都相对薄弱,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是潜在的挑战,理应受到足够重视。     

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基于地级及以上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选取1989~2015年地级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及主导产业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经历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完善阶段和升级阶段等4个阶段;空间格局演化体现出“点轴结构、T型结构、π型结构和网状结构”4种空间形态;空间扩散方式有“点-线-面”扩散、梯度扩散、等级扩散、邻近扩散、集聚扩散和升级扩散6种扩散模式;空间相关性整体呈波动起伏且逐渐上升态势,高-高集聚区从青岛-烟台逐渐演变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福建沿海。②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稳定,装备制造始终处于集聚态势,其余4个主导产业呈“分散-集聚”态势;三大类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演化态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整体呈“N型”变化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     

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子探究

吸引研发人员是推动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本文采用区位熵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空间特征,探究其影响因子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数量呈现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研发人员集聚程度的空间分布较均衡。（2）整体上,高新区因子的解释力比城市因子更强,这说明以往只关注城市因子的研究存在不足。但在不同地区,两个层面因子解释力有所差异。东、中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由城市因子和高新区因子共同作用,而高新区因子在西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3）高新区经济规模和高新区容纳人才能力是所有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核心因子。此外,城市住房成本、城市科研重视度和高新区外贸水平分别是主导东、中、西部国家高新区研发人员集聚的核心因子。（4）不同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均呈现出增强关系,且具有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高新区先进程度、高新区经济规模、城市交通便捷度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因子的交互强化作用较为显著的因子。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移动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是国内特殊经济区发展经验在空间上的延展。基于东道国独特的发展条件,需要将国内园区的建设经验进行调整,再运用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以适应东道国本地化发展。构建政策移动的理论框架,采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将国内园区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相关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政策在不同国家“土壤环境”中的适应性。研究发现：① 根据政策施行的影响因素和不同作用,政策移动可以分为政策移植、政策调试和政策创新;② 规划建设经验、运营管理经验、环保政策、人才政策等可直接进行政策移植;发展模式和文化政策要进行政策调试;法规政策、晋升政策和优惠政策需要进行政策创新;③ 园区的共性体现在国内园区成熟经验的借鉴、人才的培育与储备、园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完善;④ 园区的个性体现在文化的求同尊异、园区品牌的打造、晋升制度的创新和协调机制的建立等。创新性地运用政策移动性理论将国内和国外园区进行关联研究,揭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移植、调试和创新国内园区政策的过程,深化了政策移动理论的内涵,丰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理论研究成果。     

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县区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Ripley’s K函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2005、2011和2017年江苏省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研发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稳定的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聚集规模和强度先增强后减弱;研发企业冷热点呈块状分布,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研发企业和开发区、高等学校空间匹配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开发区建设、邻近高等院校以及集聚经济等因素对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布局影响显著。     

近2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及其效果的对比研究

在对近 2 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 ,文中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和有关统计数据 ,对我国对外开放这一区域发展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进行了定量研究 ,首次从量的方面探讨了对外开放政策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及其差异。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模拟计算 ,2 0世纪 80年代初至 1 999年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GDP的直接作用率达到 2 1 39% ,使其相应的GDP年增长速度由9 1 %提高到 1 0 2 4 % ,提高了 1 1 4个百分点。而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 ,由于对外开放较晚 ,对外开放政策的力度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的大 ,从 90年代初期开始的沿江、沿边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中西部地区GDP的直接作用率为 4 2 4 % ,仅为前者的 2 0 %左右 ,使其相应的GDP年增长速度也仅由 8 96 %提高到 9 2 7% ,仅提高 0 31个百分点 ,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     

开发区建设及其对兰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开发区作为城市空间的特殊组成部分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日益显著。以兰州市为例,在对开发区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划分的基础上,以地域空间、产业空间和社会空间为切入点,分别从用地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开发区对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兰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高新区已经成为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的支持,软硬环境进一步优化,迅速集聚起各类要素资源,增长极作用明显,但也存在自主创新机制不完善,研究开发能力较弱,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本文从经济实力、经营绩效、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能力以及生态效率等5个方面选取29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8个国家级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上海张江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南京高新区和无锡高新区次之,杭州高新区和苏州高新区居中,宁波高新区和常州高新区较弱,泰州高新区最弱。并基于此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Research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Arid or Semi-ari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new era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construction model is designed to coordin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s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facing the same ec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difficulties as China.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BOR” strateg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global climate types, we selected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China, which have temperate continental clim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ecological problems faced by Wester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the same tim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ajor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ojects implemented in recent years, we proposed key ecological governance technologies tha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scalability, such as key technologies for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s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saline-alkali land governance. The aim was to offer the experiences and a reference for providing technological models for the “one belt along the road” region and the country to build an effective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Two suggestions are then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he fea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1)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OBOR” construction, the ecological threats the OBOR countries are facing cannot be ignored. Every country needs to jointly act to build an “OB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 The participant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provide data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