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极化趋势、功能及扩展范围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Polarized Area comes into being as an effective vehicle to agglomerate the economic elements and sustain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region’s specific development mode and construction form the concept is working in such a way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guid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peting with other regions 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Due to the high 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last 30 years,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starts to show the features of Economic Polarized Area.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world-class Economic Polarized Areas, the economic strength and the ability of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to drive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very low and the competitive power is still very limited.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Economic Polarized Area of the Yangtze Delta may extend the economic hinterland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will lighten the pressures from the limited resource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s core area. With regard to the reasonable boundaries of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al arguments in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Starting from the idea of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ve power and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the paper firstly is discussing the requirements to become a world-class Economic Polarized Area. In a second step an analysis of functional complementation and econom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ities of an “extended” Yangtze Delta Reg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in particular considering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se “newly included” cities.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Region should be expanded from the number of 16 cities to 37 cities, and the appended cities should be divided up into two categories: Wenzhou, Jinhua, Yancheng, Huaian, Maanshan, Wuhu, Tongling, Chaohu, Hefei, Chuzhou, Xuancheng should be taken as Preferred Extending Area, and Suqian, Xuzhou, Lianyungang, Lishui, Quzhou, Chizhou, Anqing, Bengbu, Huangshan, Suzhou (Anhui Province) should be taken as Retained Qualification Area.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入境旅游空间聚集性分析

经济发展迅速,区位优势明显,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发达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入境旅游发展优势。系统收集2000～2009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区25城市入境旅游数据,利用市场占有率、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异系数对入境旅游地域分布的空间聚集性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入境旅游具有较高的空间聚集性,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和高级别旅游景区（点）,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宁波、嘉兴、镇江等城市;外国游客占主导,以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英国等国家游客为主,台湾是稳定的客源市场;入境旅游的空间聚集性在逐渐下降,而空间均衡度在逐渐提高。     

中国极化区发展及功能评估研究

通过中国极化区发展及功能模式分析方法探讨,构建识别极化区功能的指标体系,采用极化区发展分析及功能评估方法,对中国已经批准建设的、具有极化区发展潜力的16个规划发展区进行了发展状况分析及功能定量评估,并提出发挥重要竞争力和影响力、承担重要引领带动功能、具有重要门户和枢纽地位、支撑落后地区快速发展等4类适合中国区域发展现状的极化区发展功能模式。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及趋同格局

近年来,城市创新投入要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论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马尔可夫链等方法,测度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揭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外溢对区域经济趋同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对城市自身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创新投入的溢出效应显著且大于其直接效应,而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② 受创新投入要素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毗邻不同创新投入类型的城市对本地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促进、低抑制”的态势;③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格局呈现由中心区高水平趋同向外围低水平趋同转变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转移惰性,创新投入外溢作用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④ 经济增长类型转移的城市集中于省域边界,在局部溢出作用下表现出复杂的转移机理。基于创新局部外溢促进经济俱乐部趋同的分析结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指数）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以长江经济带沿线38个中心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结合专利授权量等相关数据,研究了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在整体上逐年增长,地理集中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反“Z”字形的波动上升态势;创新产出的热点区域由长三角-成渝“双核心”空间结构发展成长三角“单极突出”空间格局,且长三角热点区域范围有所增长,冷点区域则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带;技术溢出、政府行为、空间区位和金融支持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对下游城市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

本文旨在探讨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研发产业区域差异的空间特性, 揭示地理临近与产业网络形成及研发产业在城市体系间的内在关联。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 制图等方法, 以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为理论依据, 探讨了长三角地区16 城市研发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 分析了研发产业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影响研发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研发活跃度因子等6 大类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空间模式。之后发展到2007 年, 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研发产业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 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研究认为:今后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区域差异格局将逐步形成, 呈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点的区域内部的三角形格局。     

中国城市经济活力评价

城市经济活力是指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发展能力与潜力。以经济总量及其增长、企业及其收益、居民收入、财政与社会保障、外贸与外资、技术水平与教育及环境7个方面的若干指标为评价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重要的50个城市进行城市经济活力指数的定量研究。     

高铁影响下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态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城市群为例,选取2009—2018年各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高铁建设对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空间关联形态方面,通过高铁建设,各城市群内所辖城市的节点中心度均有所提升、城市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但各城市在城市群中的排名位序变化趋势各异,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城市群空间关联位序结构。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高铁建设促进了珠三角、辽中南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其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依次减弱,各城市群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关联程度越高,越能够获得更大的高铁建设正效能。     

从极化区的功能探讨长江三角洲的扩展范围

极化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区域发展模式和空间组合形式,日益成为集聚经济要素和支配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命脉的巨大载体,承担着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参与世界竞争的功能.长江三角洲地区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初具极化区的特征.但是,与其它世界级极化区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实力和带动能力仍然不足,国际竞争力还很有限.通过扩展极化区范围,可以扩大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的腹地,缓解极化区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理范围,各界意见纷纭,争论较多.基于"长三角"作为世界极化区的要求,从极化氏的科学概念、条件和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完善极化区功能的目标出发,通过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和经济联系分析,结合区域一体化的现实性,研究了扩大"长三角"的合理范围,得出了应把温州、金华、盐城、淮安、马鞍山、芜湖、铜陵、巢湖、合肥、滁州、宣城等城市作为扩展优先选择区,把宿迁、徐州、连云港、丽水、衢州、池州、安庆、蚌埠、黄山、宿州等城市作为扩展保留资格区,从而把长江三角洲地区从16个城市逐步扩大到37个城市的结论.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108个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未发现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的直接证据;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更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来自副省级城市的增长溢出最为显著,同层级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相对微弱;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最后从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破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基于要素流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

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从要素流动的动态视角,建立要素流的数理模型,借助于ArcGIS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向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运用赋值法对3种要素流总量进行评分,并进行空间层级划分。得出核心区（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八市、环杭州湾地区等地市）和辐射影响区（位于长三角两翼的地市）。基于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和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即上海为核心,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和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构成以沪宁合、沪杭、沪徐和沪温为4个发展轴的反“K”字型的空间形态,依据城市区位和要素联系特征,将城市群进一步划分为6个城市组团,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增长节点、以发展轴为联结线、以城市组团为发展域的“点―线―面”有序发展的空间互动格局。     

1995年以来中国城市体系格局与演变——基于航空流视角

在国内外城市体系研究航空流视角的成果基础上,运用1995年以来的中国航空统计数据,基于数据描述及重力模型和模糊参数等定量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格局和变迁。主要结论有: (1 )城市体系和城市群互动符合"距离衰减原则"。同时上海、北京两大全球性城市强化了在全国的枢纽机场的地位,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的枢纽机场。 (2 )枢纽度最大的城市是京津冀、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成渝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辽中南、山东半岛、江汉平原的区域中心城市的枢纽度并不突出;南京、杭州、福州和重庆虽然作为各自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但其枢纽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区首位城市或门户城市的压制。 (3 )中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相对地位变化有如下几种类型:稳定型、上升型、下降型、先升后降型和先降后升型。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表现出强盛的区域带动势头,而珠三角、京津冀发展相对平稳,成渝在中西部具有特殊性,表现出日益强化的区域枢纽地位,辽中南、福建沿海、关中、江汉平原等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的枢纽度则相对发展缓慢,甚至有所下降。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时空维度——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的总体互动关联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外围圈层的黄山、衢州、徐州、金华、温州等城市;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航空客运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一定的滞后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的两年时间里出现了波动变化,互动关联程度降低;相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程度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反映程度更加强烈。     

我国中部地区都市经济区空间组织体系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和产业格局在空间上合理配置, 以形成高 效的空间组织形态。面对国内外竞争, 如何构建高效的空间结构, 使之形成富有活力的组织体系, 是“中部崛起战略”的热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研究结合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及 发展潜力, 指出在现有人口- 产业集聚区基础上构建多层次、高效运转的都市经济区空间组织体 系是增强中部地区竞争能力的关键。文章在城市中心性和交通运输联系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武汉 大都市经济区, 长沙、郑州中等都市区, 太原、合肥、南昌基本都市区的等级体系与划分方案。     

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特征分析

巨型城市区的概念于1999年由P. Hall提出,是中心大城市向新的或临近的较小城市极度扩散后所形成的,是21世纪初正在出现的新城市模式,其概念强调区域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城市间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联系与区域的多中心结构相关联。近年来,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上海依托长三角腹地建设全球城市成为共识,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连绵带正在向巨型城市区演变。在介绍巨型城市区的概念的基础上,从多中心、功能性和网络性三个角度对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的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指出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是一个多中心网络状的城市区域。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汉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分析与对策

“汉三角”位于湖北、湖南、江西3省交界处的精华地带,属于中部发展中地区,具有区位与交通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品种多样、人文气息浓厚等多种优势,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区。同时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在中部地区营造汉三角经济增长极,通过发挥其巨大潜力,不仅将完善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而且对促进中部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中对汉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汉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措施。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国沿海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的发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与挑战。重点论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