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开发区的投资模式及区域影响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发区的投资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与地方生产体系链接的过程与方式。文中将其概括为滚动式、结盟式、跟随式等三种模式。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开发区的投资强化了其全球生产网络,但与地方生产体系的联系有待于强化。这要求地方在推动开发区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自己富有活力的生产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跨国公司网络的对接。     

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以上海为例,基于连续的跨国公司企业总部数据,探讨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国家级开发区。上海初步形成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多中心不同等级的集聚区。(2)基于Tobit模型分析跨国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制度和集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选择。(3)分国别和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受制于到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跨国公司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群的发展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12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它在盐碱荒滩上起步，通过营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并以跨国公司为核心发展产业群，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形成强大的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目前，电气产业群、生物医药产业群、机械制造产业群、食品饮料产业群已初步形成，集群集聚了外资企业3315个，内资企业8359个，其自我强化机制已初步形成。文章在对天津经济技术产业区产业群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该产业群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希望对中国其它开发区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有所启示。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研究——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

在公司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是地理学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研究的有益尝试。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为了相对科学直观地构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空间等级体系,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84个样本进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综合实力、研发环境、市场规模是其中最重要的区位因子。根据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将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分为五个层次,即核心区域、高密区域、中密区域、低密区域和弱势区域。发达国家明显占据全球研发空间体系的主导地位,掌控着科技发展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但个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已进入较高层次。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情况．按照在全球位势强弱和要素空间流向的不同,把全球国家（地区）分为全面发展型、环境优势型和市场潜力型三种类型。其中,中国位列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高密区域,但仍属市场潜力型国家,处于接受扩散的境地。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以及内外向流动的不均衡,阻碍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空间体系节点区域的创建。     

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

开发区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经济活动在开发区的集聚,对所在地区的空间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合对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提出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基本类型可分为双核结构、连片带状结构、多极触角结构等。并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作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集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论恩格贝地区地热资源的形成条件

恩格贝作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对其所在地区进行地下水勘查与开发意义重大。在研究恩格贝地区的地质、构造、物探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地热田的形成的热源、盖层、热储层和通道等地热地质条件,为恩格贝开发区地热资源开发积累了成功经验。     

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与地区发展关系研究进展

近年来,全球化力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全球化因素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随着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界有相当多的研究关注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本文分别从国家、区域和企业三个不同的层面及全球化与区域发展互动的角度对现有的关于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与地区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地理学的视角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R＆D活动日益朝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总结了笔者近年来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空间组织问题和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的技术溢出问题。     

演化视角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分析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既得益于本土创新主体的驱动,也离不开区域外部创新资源的参与。在跨国公司大规模海外研发投资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互动关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基于研发全球化的背景,首先从演化视角出发,探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演化,分析不同演化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其次根据二者的互动意图和要素,研究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互动的形成机制;最后以微软为典型案例,剖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我国本土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     

全球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全球化不断深化及通信技术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的产物。跨国公司按照各国区位比较优势,对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将生产拆分成各个模块,并按照“成本最低、创新最高”原则形成一种国际生产网络。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本地和非本地”的北京企业联系：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区域的中心—腹地关系一直是区域与城市发展领域关注的经典内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产生了“流空间”和“中心流理论”,为现代城市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联系流反映的城市间关系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聚焦在“整体空间”的城市网络特征表述,少有从特定问题出发,在更广阔的“非本地”范围研究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关系。论文基于1990—2018年县域尺度的企业流数据,研究北京与河北(本地)和京津冀区域外(非本地)的企业联系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从企业联系视角为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落差提供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① 1990—2018年北京的本地性企业联系较弱,企业联系较强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非本地,尤其是长三角等地区,非本地联系是北京企业联系的主要形式。从投资金额来看,北京与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为制造业,与非本地(主要是长三角)联系最强的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建立分支数来看,北京与本地和非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都为金融业。② 北京的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本地的经营环境(金融环境、政府干预、政策环境)和区位条件(地理邻近)的影响,非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关键资源(政治资源、科技投入)、经营环境(经济开放)和市场潜力(消费水平)的影响。河北综合承载力较弱、与首都产业链不协调和不匹配等问题给北京与之建立本地联系上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使北京倾向于与具有更优越市场潜力和经营环境的城市建立跨区域的非本地联系。     

公路客流视域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集聚、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

借助公路客流大数据,研究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机理,以系统解析区域城市网络“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研究显示,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总体上呈现出区域性中心集聚分布格局,公路客运联系的距离衰减和地理邻近分布特征很好体现了地理学的空间相关性,公路客运联系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和层级叠套现象则是地理学空间异质性分布规律的表征。对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进行省域尺度社区探测,出现类似省级行政区划的社区划分,更大区域尺度的社区探测则出现类似全国七大地理分区的空间划分,反映出公路客运交通联系的集聚特性是以各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分布。随着区域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城市网络由西向东明显呈现出单中心到多中心、弱层级到多层级、少节点到多节点的渐进式空间演化过程。西北、东北、湖北、山西、江西、广西和云南等社区为“单中心、弱层级、少节点”的网络体系,广东、成渝和山东社区呈现“双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结构,沪苏皖社区则发育出最为成熟的“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城市网络体系。研究以空间换时间,将区域系统的城市网络演化过程划分为节点城市发育、地方中心增长、省...     

西北内陆河流域“自然—社会—贸易”三元水循环模式解析

持续的强人类活动大大改变了流域水循环演变的结构、路径和驱动力,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水安全。日益深入的市场经济使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从一个流域扩展到流域之外更宽广的区域范围,以产品贸易为纽带的水“流动”已成为驱动区域水循环演变与影响区域水安全的重要内在因素。以流域为单元的传统水循环研究,难以揭示不同区域之间的水循环联系、双向回馈机制与协同进化机理。本文从西北内陆河流域长期大量输出高耗水农产品这一现象分析入手,采用理论解析与案例相结合方法,阐述分析内陆河流域自然水循环、“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区域间贸易水循环的基本过程、显著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继而首次明确提出内陆河流域“自然—社会—贸易”三元水循环模式,并就其通量计量模型、影响因素与生态环境效应、科学前沿进行了探索分析,以便未来西北内陆河水循环、水文水资源等研究能更多重视对驱动内陆河流域水循环的外部力量及其双向互馈、协同进化的分析,更新内陆河流域水安全、生态安全的思考范式。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

最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又开始对经济地理学产生兴趣。“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应运而生。首先介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综述西方地理学家对所谓“新经济地理学”的评价,最后概述经济地理学最近的发展以及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解。     

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

产业地理学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理论揭示了产业地理不平衡分布的内在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的历史视角,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渐进演化机制,认为地理邻近性不是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认知邻近性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从认知邻近视角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动态演化规律,总结出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即一个企业或区域进入（或退出）某项经济活动的概率是该企业或地区拥有的基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函数。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关联法则涉及的关键概念,梳理企业和区域尺度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关联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补充和拓展。本文指出：① 在认知邻近视角下,基于资源转换和组织学习等理论基础,关联法则研究了企业或区域发展新产业与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② 关联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区域尺度,还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和韧性等。③ 外部联系、冲击以及内部制度环境等可能会降低区域产业动态对本地产业基础的依赖性。关联法则指出中国区域需培育内生发展模式,围绕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发展区域产业和实现区际产业优化布局与分工,逐步建立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韧性,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动力机制

自由经济区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近年来已成为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市化的驱动力以及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在中国,为应对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格局的新挑战,增强深化改革开放新动力,实施国家“一带一路”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贸易型自由经济区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一些专家学者对自由经济区发展规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归纳,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从动力机制角度探讨其演化规律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自由经济区理论及案例研究基础上,应用访谈、问卷等形式采集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分析方法,选用政策、市场、环境、产业、要素、效益和创新驱动力7个要素,建立了自由经济区发展演化动力机制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模型,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实际情况,系统分析了影响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主要动力因子及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未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模式;最后,探讨了该研究对中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与演化的意义。本文对中国未来自由经济区的转型与发展以及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地理格局演变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在深刻的制度变革环境下,中国工业实现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地理格局也在经济转型中得到重塑。中国工业总体上经历了从内陆扩散到沿海地区集聚,再向内陆转移的过程。但不同类型产业地理格局及变化受制于不同力量,显现出一定的行业差异性。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工业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但集聚程度较欧盟和美国低。产业的聚集与分散驱动不同尺度下的产业迁移,导致区域产业频繁进入和退出,促使地方产业呈现多样化态势,推动中国工业地理格局演变。从经济转型的视角出发,改革开放可概括为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三个过程,这些过程创造市场力量,激活地方力量,引入全球力量,共同重塑了中国工业地理格局。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