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

从城市化水平的Logistic方程出发,推导出如下关系式:城市化速度最快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2,最大城市化速度=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4。对概念的定义和方法的应用给出了限定和说明。借助美国1790¹960年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上述推导结果。利用上述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结论是:2005年前后城市化速度达到峰值,由此判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2005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在理论上应该减缓,在实际工作中不宜继续推动加速过程。     

世界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开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本文在阐述世界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化解决途径的基础上,总结出世界城市化对中国今后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的类型、分段和研究方法

城市化水平增长曲线可以分为S形和J形2大类别,其变化特征、动力学背景及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城市化曲线研究可以分为唯象分析和唯理分析2大途径,唯理研究包括城一乡人口异速生长、城一乡人口替代以及城乡人口迁移和转换3种路径,目前这些方法主要用于S形曲线研究,对J形曲线的探索不够深入。S形曲线是一种奇对称曲线,其模型导数却是一...     

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中小城镇建设、协调城乡发展,日韩等工业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业与农村扶持、积极推动农村现代化.从美、英、日、韩等国家的成功经验看,加快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市化进程、重构城乡空间、改造传统农业,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美英日韩等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发展的启示主要有：①“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②我国农村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迫切需要重构乡村空间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建设与规划势在必行;③在乡村建设与规划中,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注重农村居民点体系的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完善与配套;④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需要处理好城镇和农村、农业与非农业、政府与居民等各方面的关系.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诸多成功案例表明,全球化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知识与实践的国际转移,将国际知识转移至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中,为地区发展战略问题提供国际上相关解决方案。英国在其乡村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历过与目前中国相类似的发展阶段并遇到相似的发展问题,涉及乡村经济的多样化转型、对新技术和市场扩张的适应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因此,借鉴英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英国乡村发展政策的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其政策变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政策制订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强调政策的综合性、注重乡村发展计划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重视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等方面,最后从政策制订、乡村发展计划的实施以及发展项目选择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乡村发展的政策启示。并指出,考虑到国际乡村发展政策的趋同与差异,任何国际乡村发展政策和模式的采纳均需要根据我国特殊的文化、经济、政治传统和环境予以调整。     

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     

南方水稻复种指数变化对国家粮食产能的影响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南方地区水稻生产的变化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Landsat数据提取1990-2015年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制度分布及变化,并分析其对粮食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1990-2015年,水稻复种指数从148.3%下降到129.3%,双季稻改种单季稻（“双改单”）损失的播种面积为253.16万hm²,区域上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化最为突出。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制度整体呈现由北向南“双退单进”的变化格局;② 1990-2015年,“双改单”导致全国水稻产量减少6.1%,粮食产量减少2.6%。水稻主产区湖南省和江西省以及经济发展较好的浙江省因“双改单”水稻减产幅度较大,均超过13%;③ 充分利用“双改单”稻田的粮食产能相当于新增耕地223.3万hm²,为2001-2015年通过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总量的54%,是2016-2020年全国新增耕地规划目标的1.7倍,可节省约1674.4亿元新增耕地开垦费用。因此,与其追求低质量的“新”耕地,不如充分利用已有的高质量“旧”耕地,政府应转变耕地占补平衡的考核方式,将因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的播种面积纳入补充指标。     

碳中和背景下俄罗斯环境政策的新发展及启示

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该国在参与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议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介绍和分析《巴黎协定》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的主要环境政策,发现俄罗斯环境政策具有以下新特征：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生态理念;改组行政机构,强化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环境政策主体的共同责任;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现代化管理;着力发展与环境政策相配套的其他政策;重视联邦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建设。基于此,应加强中俄在绿色低碳宣传教育方面的交流互鉴,借鉴该国自然资源及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和管理经验,巩固提升碳汇能力,深化中俄在能源低碳转型领域的合作,扩展中俄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     

现代城市化的产业结构演进初探——中外发展研究对比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得多。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城市化差异过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产业结构发育的长期失衡。     

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基于扩展的传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利用2008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居主导地位;全域截面数据模拟的EKC形状为"U+倒U"型,其中30个省域的EKC曲线为"倒U"型,EKC假说在省域尺度得到了证实;29个省域的人均GDP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区域,表明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上海已率先跨过"倒U"型曲线拐点,其人均收入的提高与环境保护较为协调;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及中等级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正相关;升级产业结构、积累高等级人力资本及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     

国外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详细地剖析了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并分析了这些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最后提出应该借鉴他国经验,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着手,不仅要积极发挥市场手段实施可持续发展,而且政府应当创造规则引导市场,同时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     

以色列荒漠开发的经验及其对宁夏发展的启示

在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中 ,以色列狭小贫瘠的国土与快速的人口增长过程构成了复杂的人地关系矛盾。但它依靠先进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重视科学技术在荒漠开发中的应用 ,建立现代市场农业 ,创建文明有序的社会组织 ,成功地开发了荒漠。宁夏与以色列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结合本地特点 ,借鉴以色列荒漠开发的经验 ,对宁夏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经济地理学自1990年诞生至今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分析还很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针对特定的经济背景和经济结构。该文探讨一般意义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体现的政策含义,包含政策的区域附带效应、门槛效应、地区滞后效应、非线性效应、选择效应和协作效应。这些效应对我国的一些区域政策给以启示。在“西部大开发”方面,政策介入的地区滞后效应可能会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降低;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看,地区间交易条件的改善并非单一的效果,交易条件改善对落后地区可能不利;从区域壁垒的角度看,欠发达地区建立的区域壁垒有其理性成分;“预期实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营销”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政策的区域附带效应,从而导致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的强化。最后给出政策含义的未来研究方向。     

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以鹤壁市为例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别于西方,主要特色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方式的组合,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时代特色和多种地域类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中央政府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8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地方力量影响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等多种类型的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相对于沿海地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规模集聚、改善居住需求引发的内城更新和对外扩张而言,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则更多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强行实施.其中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鹤壁市为例,探讨了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证了在征地、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企业吸引等多个环节中的地方政府作用.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及其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但或许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中国城市化路径.     

青岛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性的定量评价

从协调性视角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两大子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然后借助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数,计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而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状况。结果显示:青岛市自2000年以来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生态环境;青岛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这一复合系统的协调性基本处于失调状态,初步确定生态环境发展相对滞后于城市化是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青岛市经济结构重型化、工业三废排放量大、资源和能源相对短缺以及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差异性的存在制约着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欧盟跨界区域发展的历程、制度特征与启示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城市化发展水平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综合评价法对西安市1991—2007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同时,使用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法对西安市城市生态环境压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对城市化水平的各相关因子与生态环境压力指数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发展是产生城市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协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与缓解城市生态环境压力之间矛盾的几点建议。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式——对钱纳里模型的参数重估

以钱纳里模型为基础,基于1990-2009 年20 年间世界149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数据,采用双对数模型,引入城市化自身时间序列变量,回归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标准型式。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定量关系型式在过去50 年发生了显著变化,钱纳里模型中标准发展型式已不能直接用来比较当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990-2009 年间,人均GNI值位于1000~10000 美元区间时,城市化率从17.78%变化至60.36%,关系匹配值也相应变化,但是城市化率的饱和值仍然保持在75%左右;较小人口规模国家的城市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于大国和中等国家。     

提高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的关系研究——对大连市的实证研究

在对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关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连市域城市化水平提高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①人均建设用地与居民点规模呈反向变化 ;②大、中城市建设用地基本可以得到控制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控制难度较大 ;③在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点内部潜力的前提下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各类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的总规模将减小 ,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缓解耕地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     

宁波市城市化发展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采用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模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以宁波市1991—2014年城市化相关数据和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数据,定量评价和分析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宁波市各项城市化指数均呈逐渐递增趋势,城市化发展进程呈阶段化特征。快速城市化水平驱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导致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2)宁波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变化呈先增后减趋势,各县(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区域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所贡献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越低。(3)当前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经济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快速城市化引起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变化,导致生态景观格局转变,城市人口集聚与工业化导致过度消耗资源与废物排放,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建议提高宁波市城市化发展质量,注重与经济和社会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