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而生态效率概念和评价体系构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本研究基于超Slacks-BasedMeasure模型,评价了2005–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性,并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6年各省份生态效率在研究时段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伴有波峰变化,但各地区生态效率水平及其变化幅度的差异较为显著。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2)通过变异系数测算表明各省份生态效率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空间分布仍不均衡。从区域内差异看,西部省份区域内差异均值最高,其次为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区域差异最小。(3)通过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工业结构、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能源消费、交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不同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呈现不同作用力。据此,提出各地区提升生态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为缩小绿色发展差距及加快促进区域绿色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证参考。     

中国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演化及其驱动因素——水足迹与灰水足迹视角

将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指标纳入农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Tobit面板模型对1990-2016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①1990-2016年,中国农业水足迹和灰水足迹明显上升;中国高农业水足迹的区域重心北移,主要由长江流域转移至黄河下游地区.中国高灰水足迹...     

中国人类福祉变化的驱动效应及时空分异

为建立碳排放敏感性人类福祉指数(HWI),运用LMDI方法对全国、区域及省区层面人类福祉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时空分异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不断提高,正向世界高人类福祉水平推进,但2005年以后人类福祉提升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越来越大;②在1980-2010年期间的中国人类福祉提升中,2000年以前由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共同驱动,2000年以后则以经济效应驱动为主;③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态效率等因素共同影响中国区域人类福祉演变趋势。其中,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而生态效率效应则是主要的抑制力;从四大区域来看,提高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是东部地区提升人类福祉最主要的驱动因素,经济增长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提升人类福祉的核心驱动力;④中国人类福祉变化驱动效应可归纳为4种区域模式。其中,上海是技术效应为主的驱动模式,江西、湖南、四川、甘肃是经济效应为主的驱动模式,北京是“生态效率效应+技术效应”组合驱动模式,其他省区主要是“经济效应+技术效应”组合驱动模式;⑤中国应实施兼顾降低碳排放和提高人类福祉的低碳人文发展战略,着力扭转生态效率因素的减量效应;逐步改变经济效应为主推动人类福祉提升的驱动模式,构建人类福祉可持续提升的多元驱动模式。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2010—2020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19个县域单元相关数据,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并借助核密度估计和聚类分析等方法考察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探讨生态效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整体生态效率以2016年为分水岭,前期保持平稳,后期因新旧动能转换不畅问题而出现下降,经调整后开始回升。县域间生态效率差异明显,呈现高值区与低值区交叉分布的“川”字型空间格局,19个县域可依据生态效率变动情况分为4类,其中中低位县域波动更为显著。对区域整体而言,科技创新水平、环境治理能力与基础设施保障程度促进生态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与对外开放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生态效率变动影响不显著,生态效率关键驱动因素在时空上均存在异质性。     

基于DEA-ESDA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甘肃省各县（区）2000~2014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② 在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生态效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整体效率偏低;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态势,但南北差异小于东西差异。③ 从全局空间分异来看,除2001~2003年外,甘肃省各县（区）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分异来看,处于空间正相关地区数量在研究期内逐渐下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集聚现象减弱。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及甘南地区,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向邻接地区扩散的趋势;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地区,空间分布较为稳定。     

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效应

能源生态效率兼顾能源利用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对能源—环境—经济3E系统效率的度量。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1997-2012年省际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格局规模、格局强度与格局纹理三个方面分析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中国省际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能源生态效率整体偏低,低效率省份约占40%,广东、海南、福建位于能源生态效率值的最前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为主要的低能效地区。全国能源生态效率总体上呈U型演变格局,局部地区主要有增长型、波动型、突变型和平稳型等4种演变类型;2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在省际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全局与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高低集聚区与低高集聚区,其中又以京津冀地区的集聚类型演变最为显著;3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效应,某一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程度均强于相邻地区的误差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程度;在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空间效应的诸多因素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大。     

中国城乡福祉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教育、医疗、收入和消费水平4个维度构建城乡福祉差距测度指标体系并测算城乡福祉差距指数,揭示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时空变化;利用2008—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08—2017年,中国城乡福祉差距指数增大但城乡福祉差距的空间差异逐渐减小;城镇化对全国以及西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差距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东部与中部影响作用甚微;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引导资本下乡均能缩小城乡福祉差距。     

中国省域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测度及其协同演化分析

统筹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组合权重模型、全局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国内省级区域适应性循环理论与驱动-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分析框架下的经济韧性、投入产出理论下的生态效率,并通过改进的哈肯模型刻画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间的协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韧性能力在样本观测期内显著上升,区域差异明显扩张,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一定的“东-中-东北-西”阶梯效应。（2）生态效率水平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历经“扩张-缩小-再扩张”变化,存在显著性阶梯失衡现象,空间呈“沿海-内陆”递减分布。（3）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历经稳定、下降及稳定三阶段,区域间基本不存在阶梯性失衡现象,经济韧性作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区域可持续发展。     

吉林省县域经济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吉林省39个县域11 a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手段（ESDA）,对不同时间维度的县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空间关联性与空间差异度分析。研究发现:①在考察期内,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县域间的差异性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总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技术进步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近年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逐年下降。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逐年增强; ③就全省范围而言,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基本呈现随机分布的空间格局。但在局部空间尺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并且以高-高和高-低分布形式为主;④县域间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主要受其资源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县域经济分工、产业结构和经济集聚水平等的影响。     

中国公路运输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区域竞争——基于Hicks-Moorsteen指数框架

运用Hicks-Moorsteen TFP指数法对中国公路运输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和演化分析。结果发现：2009~2012年中国公路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增长,2013~2015年出现下降。2009年来技术进步推动了东部地区公路运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运营效率提升则在推动中西部地区公路运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中西部地区公路运输效率增长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引领技术进步的同时,应注重公路运输效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区应注意加大先进技术的引进。政府和主管部门对中西部公路运输应推出持续性支持政策。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研究,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空间误差模型对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较高,但呈现出下降态势;各省市之间差异性明显,仅有北京、上海等6个省市实现有效,其他省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无效率状态;区域之间也存在差异性,总体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③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进步、绿化程度、社会性支出、医疗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     

成渝经济圈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英文）

为了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更好地探索促进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的新战略,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对成渝经济圈2004–2018年的生态效率值进行了测算与时序分析,同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了空间分析。虽然成渝经济圈生态效率在研究期间有所提高,但其经济发展仍然是生态无效的,这意味着成渝迫切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在研究期间,成渝经济圈的生态效率的演变呈现为“π”字形状,并伴随着“俱乐部趋同”的现象,此现象表明生态效率有保持原状的强烈趋势,说明生态效率缺乏足够的改善动力,因此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从空间上看,生态效率从西北向东南呈高–低–高效率分布,生态效率的时空差异缩小,但集聚效应相对较弱且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水平、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导致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原因。成渝经济圈应针对各自弱点相应采取改善措施提高生态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     

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将中国30省市（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首先构建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利用DEA-BCC模型结合Malmquist指数对2006~2015年中国30省市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再次运用Geoda软件分析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虽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但整体效率水平较高;30省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Malmquist指数增长率水平较高;30省市Malmquist指数均为正向增长,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技术进步效率是Malmquist指数的主要推动力。③ 中国30省市工业生态效率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近邻效应显著。④ 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技术进步、外商投资和产业集聚。     

南京都市圈产业效率演化及空间差异分析

都市圈是具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其内部产业效率状态是城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南京都市圈内六市四县以及巢湖市市区的产业效率进行分析和空间刻画,结果表明：南京都市圈内产业效率的市域差异,呈现由“中心式结构”向“双核式结构”的过渡趋势,整体产业效率走向相对均衡发展,其中产业效率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状态;南京都市圈整体产业效率演化状态趋于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产业效率演化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南京都市圈内的产业效率与其经济实力存在强正相关,经济实力时空格局与南京都市圈产业效率演变的格局基本一致。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更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分析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有利于揭示区域经济与生态间的矛盾与差异,从而促进沿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缓解人地资源矛盾.基于2005-2018年东海海岸带52个沿海县区城市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利用传统DEA和超效率SBM模型评价了区域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以TO...     

新疆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新疆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力资源和资金缺乏严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新疆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依据2005-2009年新疆地州级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疆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2005-2009年新疆绝大多数地州和新疆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主要受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综合影响。尽管技术进步水平不断提高,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较大的抵消作用。技术效率的下降阻碍了技术进步速度,新技术引进后利用效率不高。尤其是各地区出现规模效率下降的情况,说明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用大量资源投入换取经济增长,造成资源浪费。不同地州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不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的状况还不完全相同,按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大于1将新疆各地州可分为4种类型。因此在进行区域规划时,既要考虑新疆整体变化情况,还应当根据各区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