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太湖流域污染企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空间耦合关系

以苏南太湖流域为例,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分行业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污染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无锡市的惠山区、江阴市的东部、常州市与武进区相邻部分区域、昆山市等地区,常州市整体上污染密集型企业分布较少;② 将制造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空间耦合关系分为高集聚-高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高集聚-低污染4种类型,4种类型区面积分别为781.25、2 993.75、12 187.50、1 187.50 km²,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56%,17.46%,71.06%,6.92%,两者间正向耦合效应明显,说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县域建制镇数据,研究了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了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① 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哈大沿线、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2009~2014年,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② 中国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③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促进常住人口的集聚。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且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将超过第二产业。④ 分区域看,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基于DEA-ESDA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甘肃省各县（区）2000~2014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② 在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生态效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整体效率偏低;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态势,但南北差异小于东西差异。③ 从全局空间分异来看,除2001~2003年外,甘肃省各县（区）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分异来看,处于空间正相关地区数量在研究期内逐渐下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集聚现象减弱。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及甘南地区,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向邻接地区扩散的趋势;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地区,空间分布较为稳定。     

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② 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③ 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④ 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⑤ 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子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时空格局,通过地理探测器筛选其主导驱动因子,基于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揭示主导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各年份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呈显著空间正相关,但集聚程度逐年下降;②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空间分异格局基本稳定;③ 地理探测器剔除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两个初选因子;④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驱动因子作用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环境风险、人地压力、排放强度、信息化水平、经济水平、产业结构;⑤ 各驱动因子存在特征不同的空间异质性,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广东省21个地市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残疾人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高生计资本地市以广州、肇庆和清远3市为主,而低生计资本地市分布相对分散,总体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② 残疾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各类型资本大多处于较低等级,多种资本匹配性较低;社会和金融资本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人力、康复和物质资本较高区均以广州最高;各类型资本以东部沿海城市及粤西云浮、茂名、阳江等地相对偏低。③ 残疾人生计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经分析,政策环境、经济水平、教育培训及康复服务等方面是影响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表征物流业,引入SBM-Undesirable模型,考虑低碳约束下的物流效率,对中国（除港澳台和西藏）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4年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基于格局-过程-机理框架系统揭示了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① 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总体偏低,空间分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带性分异态势。②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地方依赖性,效率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呈现由“大集中、小分散”向“条带状集聚”变化的特征,而低值区高度锁定于西北和西南半壁。③ 空间集聚性较弱,不断趋于收敛,高效率集聚区表现出“北扩西移”的演化趋势。④ 物流业高效率区与高产值区呈现显著的空间同配性。⑤ 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政府调控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则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提高物流业效率提供参考。     

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差异与集聚特征

通过地市单元和主体功能区单元的定量分析,研究2005~2012年中国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时空变化和空间集聚格局,提出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呈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次递减态势,各类主体功能区水环境面临的污染物胁迫程度持续加剧,且以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为突出,尽管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小幅下降,但仍然是大气污染物胁迫程度最高的地区。② 地市单元水环境受污染物胁迫态势“总体在加剧、局部有缓解”,东北、东部、中部板块的大部分区域以及西部板块的成渝、新疆中部、呼包鄂等地区呈高排放区连片分布格局;大气环境受污染物胁迫态势“总体较稳定、局部有缓解”,高排放区主要位于山西、内蒙古中西部、陕甘宁豫沿黄地带、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③ 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且呈现增强趋势,其中,华北地区已经成为高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集聚区,并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     

长江三角洲地区特色小镇地域类型及其适应性营造路径

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小城镇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人口-产业-文化多维一体集聚与示范意义。选取长三角地区69个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10.5空间分析及SPSS20.0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其空间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特色小镇分布趋于集聚型,具多个密集区,集中在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皖交界处,各市域特色小镇分布不均衡,空间形态呈一心多组团集聚格局,沿交通干线呈带状分布,并且多位于县际边缘区;② 特色小镇类型多样,地方特色资源与文化影响显著,长三角地区两批特色小镇中工业发展型特色居首,旅游发展型相对下降;地域类型呈现5类,其中平原地区工业发展型或农业服务型、河网或低山历史文化-旅游型地域本底条件优势显著。建议未来发展应考虑特色小镇区际异质性与邻近趋同性,注重毗邻县界多镇组团利用各自产业优势联动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及社会经济驱动力

城市空气污染是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利用2013年和2014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综合ArcGIS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从年度、季节、月份、小时4个时间尺度比较归纳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间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空间尺度,量化分析了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全年达标天数比例增加,但空气污染程度加重,高污染区域恶化态势明显;② 城市空气质量与生产生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基本呈现“日出趋差、日落趋优”的态势;③ 全国城市空气污染表现出“东重西轻、北重南轻”的空间格局,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④ 区域城市空气污染的总体程度和分布结构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区域空气污染形成和演化路径可基本归纳为：“重点城市污染加重—重点城市污染扩散—区域整体污染加重—重点城市引领治污—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整体污染减轻”;⑤ 从全国层面看,能源消耗、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是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⑥ 受各地区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驱动方向和驱动强度差异明显。在结论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关系的区域分异以及发展理念。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多维度挖掘,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发展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绿色建筑技术始终主导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演化发展;②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格局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地区主导,并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推进的发展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空间特征和时空演化

本文以县(市、区)作为空间分析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对1986-2014年长江经济带853个县域创新产出的时空特征进行ESDA分析。结果发现：①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1年前增长缓慢,其后增长迅猛,2012年后开始降低;相对差异呈现“增加—缩小—缓慢增加—缩小”的态势,其年度空间关联性呈增长趋势;②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县域分布呈现出分散、集中、相对集中扩散的态势,创新产出较高的县(市、区)为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区、经济发达县(市、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市区;③显著空间关联类型总体格局稳定,局部变化明显,县(市、区)显著空间的关联类型以正相关类型为主,显著低低集聚关联类型占主导地位,低低集聚地区主要在西部地区,且有向中部扩展的态势;④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科技创新资源禀赋、教育水平与研发投入、技术溢出与扩散、政策与制度因素的作用较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

推进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对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开发区为研究视角,从时空两个维度刻画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特征及空间集聚状态,重点剖析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开发区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全国而言优势显著,但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开发区的产业能级存在梯度差异;开发区产业布局主要依托“城市群-中心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在资本雄厚、矿产资源丰富或沿海沿江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形成规模不等的集聚连绵区。从演变特征看,开发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度与其设立时间正向相关,且存在上中下游间的差异性,下游地区的开发区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同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最后,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未来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应重点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通过开发区产业分阶段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应以各类开发区为载体,推进关联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urban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 transportation hub is the key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s the basic f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is belt. A high-speed railway hub has the “last kilometer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effect and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n efficient, convenient, modern,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l for measuring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determined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urban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analyzed 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reveale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presented an “olive-shaped pattern” grade structure with two small ends and a large middle section, that is,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with high performance and average performance was small, and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with good performance and medium performance was large. (2)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ed a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and showed an urban agglomeration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core areas but low in the marginal areas”; moreover, spatial differences were prominen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nin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3) GDP, urbanization rate, city level, station passenger flow and frequency of shuttle bus were key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hub.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onnection-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grades of high-quality, good, medium and average.     

长江经济带省域物流效率及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物流行业发展数据,采用DEA模型、ArcGIS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物流效率值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波动平缓,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30,纯技术效率整体大于规模效率,下游地区的物流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大于中游和上游地区。空间上,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整个下游地区和中游部分地区,低值区则多为上游地区,整体呈“块状”分布。空间关联性上,2007~2017年,Global Moran's I显著为正,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效率呈现空间正相关性,物流效率相近的省市在空间上集聚分布。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物流行业区域协调发展,提出如下建议:不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区域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和建立大型的物流园区。     

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构建及其分析路径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完整,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下,为应对全球经贸格局重组、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形势,国家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就要求长江经济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均衡化开发与保护格局。本文基于“点—轴”、分区式与多中心网络式等空间组织结构,明确空间格局的推演逻辑与思路。进而,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需重点构建以“一轴两翼,三区六廊”为主体的开发格局、以“六大片区”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五大屏障”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不同区域差异化发展导向、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弹性城市评价——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随着各种“城市病”问题层出不断,以及重大公共事件突发的不确定性,弹性城市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利用熵值?综合指数法测算该地区41个城市2003—2018年弹性建设水平,并利用空间分析法考察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内各城市综合弹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各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基本形成沿长江、环杭州湾和浙南地区高水平弹性城市格局,但皖北、苏北等长江三角洲外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较低弹性水平;② 各城市弹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高?高”集聚于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低?低”集聚于皖北、苏北地区,而湖州、宣城等市表现出“低?高”集聚特征;③ 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的分布与变化特征相对一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水平较高,而研究区内的城市生态弹性水平普遍较低。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建设应着重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本底较好地区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维护,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