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场景理论下怀旧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感知研究——以“长沙超级文和友”为例

随地理学“文化转向”“情感转向”的推进,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消费空间中的消费者情感、认同、价值和意义表征等议题。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和场景理论,以超级文和友怀旧消费空间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经营者的建构策略和消费者的空间感知。研究表明：(1)超级文和友空间的经营者力图构建“老长沙”室内布景,围绕场景三要素“地点、文化形式、人”塑造差异化建筑与空间。消费大众具有怀旧心理,在超级文和友内通过消费活动来实现身份证明和自我建构,其消费侧重于关注超级文和友空间的符号价值。(2)超级文和友构筑的传统街巷景象吸引巨大的流量,彰显了个体对于城市化过程中部分空间更新与置换的“反抗”以及对以往生活方式与消费场所的怀旧之情。(3)超级文和友布置的怀旧场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空间的原真性,以单一的新型消费方式取代了过去传统街巷中原本多元的社区生活方式,导致该消费空间有可能沦为只是具有部分地方性特征的商品。     

旅游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游客感知——以拉萨玛吉阿米餐厅为例

随着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城市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社会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地方化也在悄然兴起,玛吉阿米餐厅正是地方化催生的产物,并且自其开业以来就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从经营者的空间建构和游客的感知两个角度,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对玛吉阿米进行研究,发现:经营者运用各种景观符号及名人轶事对空间进行建构与重构,使其成为一个极具民族风情与有故事的空间;而作为消费的游客,通过对实体空间、名人轶事的感知获得一种深刻的消费体验,而对餐厅的功能价值的感知程度较差,这也说明旅游消费也具有符号消费的倾向。     

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大城市健身消费与地方建构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 西方学界自20 世纪90 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以星巴克为例

在地理学“文化和空间转向”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关注渐渐成为城市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文中选择以茶楼为代表的传统茶文化消费和以星巴克为代表的新兴咖啡文化消费空间的冲突与变化为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外来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文化行为与心态层面归纳总结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星巴克咖啡消费空间的兴起,在广州培育了以中产阶级和学生为主的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对传统茶文化空间产生一定的冲击,伴随的是消费者“符号化”消费心理的膨胀及追求生活第     

城市消费空间“家”的想象与情感建构

在以符号和审美为表征的后现代消费时代,消费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建构日益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延循“家”的地理学理论脉络,以广州宜家家居为案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经营者和消费者不同主体对宜家空间“家”的建构、表征、想象与实践。研究发现：①经营者采用了空间技术、景观塑造和话语表征等策略植入“家”文化元素,将宜家建构为一个“舒适、安全、亲密和具有凝聚性”的“家”空间。②消费者则通过购物消费、具身展演、日常生活实践解读空间的特殊意涵,将宜家建构为良好的情感治疗空间和社交场所,从而实现了对宜家的情感认同。③宜家消费空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践共谋的另类“家”空间。其含义远远超越纯粹的消费场所,不仅实现了消费者对“家”的渴望及其“失家”体验的在场弥补,并且打破了家空间与公共空间、私密与公开的界限,模糊和消解了“家”的边界,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家”的概念和意涵。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城市居民休闲的地方依恋研究——以广州荔枝湾为例

以广州荔枝湾为例,城市居民对休闲空间的地方依恋可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其中,地方认同即情感性依恋强于地方依赖即功能性依恋。城市居民对休闲空间的地方依恋及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的程度随休闲距离的增加而衰减,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同时,还受到闲暇时间的影响,但并不受收入水平的影响。依据休闲活动的地方依赖度和地方认同度差异,可将城市居民划分为功能需求型、地方冷淡型、地方依恋型和情感认同型4类休闲群体。     

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以广州味道云南食府为例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lace Spoofing: A Case Study of the Xenophilic Copycat Community in Beijing,China

This article coins a neologism, place spoofing, to describe the unique transformation of a place when it purposefully replicates another alien place, thereby enabling the residents to live in the vicarious environment of that imitated place. Place spoofing captures how a place disconnects from its indigenous culture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This framing enables us to further reflect on the causes of this unique urban development.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place spoofing, we elaborate on its connotation, different spoofing strategies, and its goal of delivering an alien sense of place. We further analyze its market price and then discuss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spoofing as a type of conspicuous commodity. To pu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context, the xenophilic copycat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Beijing are examined. Specifically, the copycat communities are sifted out from all available Beijing residential community transactions from an online real estate database. The distribution of copycat communities demonstrates the (re)production of place spoofing in the geographic layout of the c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pycat communities tend to have higher prices, implying that the residents pursue an alien sense of place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s carried by its sentiment.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how buyers, developers, and governments react to place spoofing. Overall, place spoofing provides a lens to frame this long-standing, but often neglected, urb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geographers to explore the spoofing phenomenon by examining its underly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九寨沟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特征分析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 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 ① 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② 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 是旅游者对九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 ③ 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 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 ④ 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九寨沟蕴涵 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 “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同; ⑤ 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 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     

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6年在广州典型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进行的客流量监测和居民消费行为问卷数据,分析基于客流时间变化的广州大型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中心建成环境3方面探讨该时变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广州不同的大型零售商业中心内消费活动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差异,可分成稳定型、下午高峰型、傍晚高峰型和不规则波动型4类时变模式;② 这种时变模式受到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建成环境等变量的影响。其中,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消费活动特征影响有限且影响差异较大,以稳定型为参照组,在广州居住时间、居住区位和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消费结构、出行路径、交通方式和出行距离等消费活动特征能区分稳定型和下午高峰型商业中心,但只有在广州居住时间和出行距离、交通方式3个变量能显著地解释稳定型和傍晚高峰型商业中心的差异;建成环境是影响零售商业中心时变模式的首要因素,商业网点密度、用地混合度、公交与地铁站点密度、商业中心区位特征、到市中心距离等变量均对各个类型商业中心的形成作用显著。期望为城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分类和评价提供一个新思路,为预测商业中心可能的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消费者属性和活动特征提供理论依据,对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中心开发运营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A Sense of Place i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The Case of Cornish Fishing Communities

Fishing communities in Europe are fac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ue to policy measures aimed at reducing fishing effor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in key stocks. While it is imperative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source, such policies may overlook the contribution of fisheries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of coastal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that sense of place can mak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hing and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drawing on case studies from Cornwall, southwest Englan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fishing community stakeholders we outline how fishing contributes to sense of place in terms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dentities, as well as a particular place character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fishing. We suggest that a co-constructionist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 and land can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at emerges as a result of f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