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胡子鲶的遗传变异及其系统分类的研究

为确定三种胡子鲶(胡子鲶Clarias fuscus、两栖胡子鲶C.batrachus和革胡子鲶C.lazera)的遗传变异及系统分类关系,采用淀粉凝胶电泳技术比较了三种胡子鲶4个样本的30—31个基因座位。每个座位观测到的平均等位基因数(Na)为1.01—1.39;多态座位百分比P_(0.99)为3.33—16.13％,平均杂合度观测值(Ho)为0.004—0.072;期望值(He)为0.004—0.064。3个种的遗传变异均较小,其中以革胡子鲶的遗传变异较其它两种大。两栖胡子鲶因采样的限制和养殖群体的奠基者效应而引起多态基因座位减少。4个样本的遗传相似性(I)和遗传距离(D)的比较,表现了3个水平的进化趋异;1)胡子鲶的两个没有生殖隔离的群体间的比较,彼此具有高度的遗传相似性(I=0.999);2)胡子鲶和两栖胡子鲶这对姐妹种间的比较,尽管它们在形态上难以分辨,但在遗传上仍有11个基因座位各具种的特异性;3)外表区别明显的种间比较,彼此表现了很大的遗传分异(D=0.999和0.818)。可见胡子鲶与两栖胡子鲶之间的系统分类关系较它们与革胡子鲶间的关系更密切。     

三种胡子鲶形态特征的统计分析及其分类意义

本文对胡子鲶Clarias fuscus、两栖胡子鲶Clarias batrachus及革胡子鲶Clarias lazera共125尾样品的10项形态测量性状及5项可数性状进行比较研究,并应用主分量分析和判别分析探讨种(或群体)间的分类关系。多变量统计分析结果:三种胡子鲶种间具有明显的间断,正判率均为100％;而胡子鲶的两个群体间的正判率为93.5％,并且没有明显的间断。研究结果与生化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中国存在两栖胡子鲶,三种胡子鲶是三个独立的种,区分三者的最有效特征为鳃耙数。我们认为,主分量分析和判别分析对鉴别外形非常相似的种类(如胡子鲶和两栖胡子鲶)有实用价值。     

人工诱导胡子鲶多倍体试验研究

用冷休克地诱导产生了胡子鲶三倍体，四倍体和二倍体－四倍体镶嵌体。卵子受精后３ｍｉｎ和开始第一次有丝分裂前施以约４℃冷水处理约３０ｍｉｎ，前者可产生１００％三倍体，后者可产生约３３％四倍体，约２２％镶嵌体，以及其余为二倍体。     

南海带鱼遗传变异及其分类的研究

带鱼是我国海洋鱼类中最重要的经济鱼类,过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多认为中国近海的带鱼为一个种,而不同的学者分别认为存在3,4和5个种群。从1976年开始,我们试图主要用生化方法并结合形态学资料研究带鱼的分类。1983和1988年报道了我们通过带鱼肌浆蛋白和形态学部分资料的研究认为中国近海带     

利用AFLP技术研究条斑紫菜的遗传变异

利用AFLP技术对11个条斑紫菜品系进行了研究.由16对引物共扩增出778条谱带,其中仅15条为共有谱带,多态位点的比例高达98.07%.日本鹿儿岛,我国的青岛、江苏、浙江等不同地点的野生或栽培条斑紫菜品系之间最近的遗传距离为0.180(两个日本样本之间),最远为0.397(日本样本与江苏样本之间),属于物种内种群间的遗传变异.聚类结果显示日本的样本与青岛的野生样本间的遗传相似系数较高而聚合在一起;浙江野生条斑紫菜与江苏的样本遗传距离相近,聚合在一起.结果表明,我国条斑紫菜的遗传多样性程度较高而且各品系间的遗传距离与其地理间距呈正相关关系.     

文蛤三个野生种群的生化遗传变异

采用聚丙烯酰胺梯度凝胶垂直平板电泳检测和比较了广东电白、南三和广西北海三个文蛤(Meretrix meretrix)野生群体9种同工酶24个基因座位的生化遗传变异。结果表明,三个群体的平均杂合度观察值分别为0.291,0.251和0.290,多态位点比例(P0.95)分别为37.5%,37.5%和41.6%,位点平均有效等位基因数分别为1.476,1.419和1.479,各群体在多个位点上都存在杂合子缺失现象。比较了三个群体之间的遗传相似度(I)和遗传距离(D),其中电白与南三群体间的遗传分歧极微,它们与北海群体间的遗传分歧稍明显,三群体基因分化系数为0.035,预示三地间有着较强的基因流。     

西太平洋海鲶(Ariidae)主要种类与分布的研究

简述海鲶科鱼类研究概况,并结合作者的调查研究列出了西太平洋海鲶科鱼类的主要种及其检索表;又描绘各个种的地理分布区,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印度—西太平洋是该科鱼类的分布区;中日海域是该区的一个分布边缘;最后讨论了有关于印度—西太平洋海鲶科鱼类的起源与分化问题。     

中国沿海六个地理群体短蛸的遗传变异研究

采用线粒体COI基因测序技术分析了我国沿海重要经济头足类短蛸(Octopus ocellatus)6个地理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异,结果表明我国短蛸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相对丰富,在654 bp长度的核苷酸片段中共检测到42个多态位点,多态位点比例达6.42%,检测的60个个体中共获23个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指数为0.200~0.867,平均核苷酸多样性指数为0.000 3~0.009 7,平均核苷酸差异数为0.200~6.311,高于多数海洋头足类的遗传变异。对6个群体的遗传结构进行检测表明,我国的短蛸群体间除部分群体外均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P0.05),遗传结构基本符合脚踏石模型。聚类分析表明6群体已明显分化为两个类群,一个由大连、青岛、连云港群体组成,另一个由舟山、上海和广州群体组成,两类群间存在20个固定位点核苷酸差异,编码的蛋白质存在2个固定氨基酸残基的差异。两类群的分化系数达0.860 2(P0.01),基因流大大小于1;AMOVA检测显示仅有12.72%的遗传差异存在于群体内部,而87.28%的遗传差异存在于群体间。短蛸遗传变异的研究成果可为今后我国短蛸资源更好的开发和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中日花鲈生化遗传变异的初步研究

采用水平淀粉凝胶电泳技术对中日花鲈群体的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 ,共检测了中国沿海花鲈 1 4 6个个体和日本东京湾花鲈 40个个体中 1 2种同工酶的 1 6个基因位点。同工酶分析表明 :中日花鲈多态位点比例分别为 0 .4375和 0 .375 0。中日花鲈观测杂合度分别为 0 .0 2 83,0 .0 32 4 ;预期杂合度分别为 0 .0 4 73,0 .0 782。两者间在 LDH* ,GPI- 1 * ,GPI- 2 * 基因位点上的等位基因接近完全替代。中国花鲈和日本花鲈间根井遗传距离为 0 .1 91 8,远远高于中国种群间的遗传距离。     

红树植物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种群遗传变异与遗传分化的初步研究

研究了我国红树林分布区内3个木榄种群的遗传变异和遗传分化．在种水平和种群水平上,期望杂合度分别为0．293和0．268,观察杂合度分别为0．274 5和0．270 5．种群间遗传多样性为0．083 0,表明总的遗传变异中有8．3％来自种群问．基因流较为顺畅,为3．34．     

红树植物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种群遗传变异与遗传分化的初步研究

研究了我国红树林分布区内3个木榄种群的遗传变异和遗传分化.在种水平和种群水平上,期望杂合度分别为0.293和0.268,观察杂合度分别为0.2745和0.2705.种群间遗传多样性为0.0830,表明总的遗传变异中有8.3%来自种群间.基因流较为顺畅,为3.34.     

中国牡蛎的比较解剖学及系统分类和演化的研究

牡蛎是世界性广布类群,也是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的海水养殖对象,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但牡蛎的种类等许多与养殖、资源开发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限制了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在我国;由于社蛎种类比较混乱,甚至盲目引进了我国已有分布并开展养殖的种类,因此,尽快解决双壳类分类的难题之一——牡蛎的分类及系统演化等问题势在必行。 牡蛎的分类硏究开始较早,但直到林奈(Linnaeus,1758)时代才正式提出牡蛎属(Ostrea)的命名。以后许多学者如 Lamarck(1819), Sowerby(1870-1871),Lamy(1929)和Thomson(1954)等分别对牡蛎进行了较系统的分类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阶元。到70年代初,世界上记载的现存牡蛎已达100多种,然而牡蛎栖息的环境复杂,贝壳的形态变化极大,多数种类单纯依靠贝売的形态特征是很难区分的。根据推测(Harry,1985),这100多种牡蛎中大约有近2/3是同物异名。Stenzel(1971)总结了古贝类和现生贝类的分类成果,并结合原壳等特征将牡蛎亚目分为2个科、5个亚科(其中3个现生亚科)。后来 Torigoe(1981)又根据牡蛎繁殖方式的不同修正了Stenzel的分类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亚科——巨蛎亚科,并比较系统地报道了日本的22种现生牡蛎。Harry(1985)将现生牡蛎分为2个科、4个亚科、24属,共计36种,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特征。以上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牡蛎的内部结构特征在分类上,特别是在亚科阶元上的应用。但在种类鉴定中, Torigoe仍然过于强调贝壳的形态差异,因而导致了许多同物异名,而Harry则特别注重环境的影响,仅仅根据壳形差异的连续性又将一些种类不恰当地合为一种,如主要分布于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的小蛎属牡蛎,以往的记载大约有7种, Harry(1985)将其全部并为一种,而 Torigoe(1981)仅在日本海域就记述了5种。6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借助其他手段来解决牡蛎分类中的疑难问题。Ranson(1960)研究了34种牡蛎原壳的形态,为 Stenzel(1971)对古代和现代牡蛎的系统分类奠定了基础,但在他的报告中很难看出种间差别。目前,国内外牡蛎染色体组型研究的文章有近30篇,报道了21种牡蛎(当然有些是同物异名)的染色体组型,除复瓦牡蛎(Parahyotissa imbricata)外,其余20种的染色体都为10对中着丝点或近中着丝点染色体,组型差异甚微,很难作为分类依据。 Buroke et al,(1979a,b)和Torigoe (1978,1975)等利用蛋白质及同工酶电泳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牡蛎属间的遗传差异,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涉及的种类有限,种内的遗传差异程度还了解甚微,因此,很难阐明种间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外形相似牡蛎的分类研究方面还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 有关牡蛎解剖学的报道主要发表在30-60年代, Awati & Rai(1931), Leenhardt(1926)和Galtsoff(1964)分别对僧帽牡蛎( Saccostrea cucullata)、欧洲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和美洲牡蛎(Crassostrea virginica)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剖学研究;Nelson(1938)和Yonge(1926)对欧洲牡蛎、美洲牡蛎和食用牡蛎(Ostrea edulis)的消化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组织学、解剖学研究。由于当时贝类生理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更多地进行组织学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这些研究涉及的种类有限,在许多方面已不能代表牡蛎亚目的全貌。 到目前为止,还未见任何现生牡蛎系统演化方面的报道,对化石种类虽有一些研究、讨论,但尚无一致的结论。 50年代前,我国一些学者(张玺,1937;叶希珠等,1954)只是记述了牡蛎的个别种类,直到1956年张玺、楼子康才对牡蛎的分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研究已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李孝绪(1989)研究了中国常见牡蛎外套腔的形态,证实广东养殖的“红肉”、“白肉”牡蛎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种,但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种名问题。 Morris(1985)仅仅根据壳形记述了香港地区的6种牡蛎。 本文根据大量的资料,对我国的牡蛎(原20种)做了详细的解剖学研究,将其修正为15个种(含一新属、新种),并在强蛎亚科中发现了第三个心耳和第三条回心静脉。文章还讨论了一些主要系统的演化过程,初步论证了现生牡蛎属间的演化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依据,同时发现了一个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单行属种——爪蛎属,猫爪牡蛎。通过对外套腔的形态比较,作者将中国的牡蛎分为3种类型6个组,在原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基础上(李孝绪,1989),又增加了一个新类型。 根据 Harry(1985)的分类系统和作者的修正,中国的现生牡蛎应分别隶属于2科4亚科.10属,共计15个种。     

斑节对虾两个种群生化遗传变异的研究

采用聚丙烯酰胺梯度凝胶垂直板电泳的方法,对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 Fabricius )2个种群的苹果酸酶(ME),苹果酸脱氢酶(MDH),谷氨酸脱氢酶(GDH),乳酸脱氢酶(IDH),磷酸葡萄糖变位酶(PGM),碱性磷酸酶(ALP),酸性磷酸酶(AcP),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酯酶(EST)等9种同工酶做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2个种群的9种同工酶系统的18个位点中,三亚种群(中国)有9个为多态位点,占位点总数的50．0％;纳颉岛种群(泰国)有10个是多态位点,占态位点总数的55．6％。其中PGN-3位点在三亚种群中只出现纯合型,在纳颉岛种群中只出现杂合型;而MDH-1和ALP-3位点在三亚种群中只出现杂合型,在纳颉岛种群中只出现纯合型。三亚种群和纳颉岛种群的平均杂合度分别是0．3596和0．3254,两者的遗传距离为0．0620。     

石鲽同工酶的组织表达和群体遗传变异研究

采用水平淀粉凝胶电泳技术，研究了石鲽（Kareius bicoloratus）同工酶的组织表达和群体遗传变异。结果表明，14种同工酶共记录31个基因座位，各同工酶的表达均有明显的组织差异，基因座位SOD^＊，GDH^＊，G3PDH～2^＊和ADH-2^＊仅在肝脏中表达，SDH-1^＊，MDH-1。和ADH-1。仅在肌肉中表达，LDH—B^＊和LDH—C^＊仅在眼睛中表达，MDH-2^＊，GPI-3^＊和SDH-2^＊在所有检测的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余酶的表达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组织差异，与各组织完成特有的生化代谢活动有关。选取肌肉和肝脏对中国青岛、威海石鲽2个地理自然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分化进行研究。青岛群体和威海群体的多态座位比率分别为29．17％和25．00％，观察杂合度分别为0．028±0．014和0．040±0．019；期望杂合度分别为0．039±0．017和0．052±0．022。结果表明，两群体间的群体分化度和遗传距离分别为0．012和0．0011，表明石鲽群体间的遗传分化较低。与其它鲽形目鱼类相比，石鲽群体的多态座位比率和平均杂合度均处于中间水平。     

中华乌塘鳢的群体生物学研究 Ⅱ.生化遗传变异

用同工酶谱法发现中华乌塘鳢Bostrichthy sinensis四个群体的遗传变异水平很低,在所检测的30个基因座位中,多态座位比例只有0—10％,平均杂合度仅为0.2—0.5％,物种的平均杂合度为0.33±0.10％。四个群体共享常见的等位基因。虽然其中三个群体拥有特有的等位基因,但其基因频率都未超过5％。四个群体的Nei氏遗传距只有1.68—12.13×10~(-5)。据分析,近交可能是遗传变异水平低和形态特征分化差的主要原因。种苗生产上应注意广泛采集不同地理群体的鱼作亲鱼,以丰富养殖群体的基因库。     

中国沿海7个长蛸(Octopus variabilis)群体COI基因的遗传变异研究

采用线粒体DNA细胞色素氧化酶亚基I(COI)基因序列测定技术分析了中国沿海重要经济头足类长蛸7个野生群体的种群遗传结构及其变异。结果表明,我国长蛸资源存在相对丰富的遗传多样性,635bp长度的核苷酸片段共检测到74个多态位点,多态位点比例达11.7%,检测的108个个体中共获25个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指数(H)达0.342—0.934,平均核苷酸多样性指数(Pi)达0.0008—0.0055,高于多数海洋头足类的遗传变异。对7个群体的遗传结构进行检测表明,我国的长蛸群体间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P0.05),遗传结构基本符合脚踏石模型。7个群体可明显聚类为3个类群,类群间分化系数Fst达0.8858(P0.01),基因流大大小于1;AMOVA检测和单倍型网络关系图也证实了上述类群的分化。遗传距离分析表明,由厦门群体组成的类群与其它2类群间的遗传距离达到0.086—0.098,可能达到了亚种的分化。     

山东近海褐牙鲆自然与养殖群体生化遗传结构及其遗传变异的比较分析

山东近海褐牙鲆自然群体活样本共 79尾 ,分别于 1 996年 5月、1 997年 1月和 1 998年 4月采自青岛近海 ;养殖群体活样本 5 2尾于 1 997年 1 2月采自山东荣成寻山养鱼场。采用水平淀粉胶和垂直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方法及 3种缓冲系统 (TC、EBT和TG)分别对自然和养殖群体的 1 5种同工酶进行生化遗传分析。结果表明 ,山东近海牙鲆自然群体的多态基因座位比例 ( 31 .0 % )和群体平均杂合度 ( 0 .0 80 2 )都明显高于养殖群体 ( 2 4 .1 % ,0 .0 788) ;在自然群体的 9个多态基因座位、养殖群体的 7个多态基因座位中 ,除了Cat(P <0 .0 5 )和Idhp - 1(P <0 .0 5 ,养殖群体中 )有显著差异、Ldh -C(P <0 .0 1 )完全偏离Hardy -Weinberg定律外 ,其余多态座位基因频率均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