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视角下中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 ——以珠江三角洲东莞市为例

伴随全球化的蔓延,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已成为地区发展转型研究中的国际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Desakota）”混杂空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更新政策的差异,城市中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的新空间现象。基于此,文章从区域农村城镇化的特殊条件出发,结合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结构的制度背景,探索珠江三角洲“Desakota”形成的内在因素,并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后危机时代,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为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会。实证分析部分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探索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从产权视角切入分析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土地是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城市中产权明确且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有利于更新置换并实现再增长,而产权零散、用地混杂的集体土地往往因改造成本高而难以推动更新发展,地区出现“穿孔式”收缩。     

基于人口变化的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特征和机制研究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考察东莞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东莞城镇人口在规模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不同类型增长城镇与收缩城镇的产业经济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因素和机制。研究表明,东莞总人口规模趋于波动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呈现出外来人口市民化加快、男女性别失衡加剧、人口年轻化与高学历化的转变;增长类型城镇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收缩类型城镇则面临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空间上呈现“北增长-南收缩”的格局,形成了中部增长、西北部和东南部收缩的城镇集中片区;而宏观经济波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投入、地方发展方式影响着东莞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收缩。     

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地区国土调查典型试点探索与实证——面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选择东莞市4个镇（街）作为珠三角典型高度城镇化地区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试点,针对试点内容设置、试点典型性选择、试点方法、成果和质量控制等全过程进行了总体策划和设计。从调查底图层面提出了数据源精选类别,形成了3套数据组合配置思路。从调查技术层面阐述了内业分析判读、外业调查核实和内业录入整理的3个关键方法实施路径。通过试点：形成了丰富的专题报告、专题报表、专题图和专题库等实验成果,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为例分析了各试点区历经快速城镇化后的土地利用差异性和空间格局特征,提出了在涉密基础数据使用、不一致图斑举证、细碎图斑处理、地类认定标准、多源数据空间不套合和标识码核心关联等7个问题环节的具体先验经验和未来需要深入探索提升的方向。试点成果可作为试点区土地精细化管理之用,试点经验可供快速城镇化地区参考之用。     

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其中收缩型城市中又以资源型城市较为典型。研究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优化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径以及制定合理的规划策略。本研究以黑龙江省鸡西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为研究案例,从城市比较研究的思路入手,利用均方差决策法、偏最小二乘法等方法定量化表征4市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4市并不是处于持续收缩的状态,而是增长与收缩交替进行。② 从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的影响因素方面看,鸡西市主要受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影响,鹤岗市主要受产业及投资影响,双鸭山市主要受制造业和外部投资影响,七台河市主要受煤炭产量影响。③ 从差异性角度分析,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由替代产业选择差异、城市间竞争、外部性影响所决定。     

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

在厘清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关系机理基础上,构建了服务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1987~2015年珠三角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演变上,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两者协调度不断增强,2008年开始进入协调期。② 空间演变上,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呈现以珠江口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圈层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差异较大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③ 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空间协调关系演变总体可分为均衡发展、惯性发展、反转发展3种模式,由1987年的4种失调类型演变为2015年初级协调等4种类型。④ 从加强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潜力、加快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发展、缩小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差异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珠三角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向更高级别方向发展。     

城市空间增长与格局变化的预测

该文综述城市空间增长和空间格局变化的理论，并评述现今利用ＧＩＳ进行城市空间增长和格局变化的现状，分析促进城市空间增长及空间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提出用ＧＩＳ进行城市空间增长及格局变化预测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 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     

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入开展俄罗斯城镇化研究具有突出意义。在明晰俄罗斯城市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俄罗斯83个联邦主体2005—2016年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俄罗斯初步形成了两核、多极、一横、四纵、多团的城市空间格局。2005—2016年,俄罗斯人口与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著,多数联邦主体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低于平均水平;空间上,城镇化高值区除集中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外,还分布在达吉斯坦-伊尔库茨克等联邦主体的带状区域,低值区分布在远东区最东北端、西伯利亚区最南端、西北区最北端,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俄罗斯城镇化受到历史形成与发展、地理基础与自然资源、政策与制度、工业化发展、国际市场和周边国家等因素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以2000年珠三角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数据源,编制珠三角景观类型图;在GIS与景观斑块分析软件的支持下,选取类型面积等9种主要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的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珠三角景观类型受人为活动影响很大,以耕作用地和城乡居民用地等景观为代表的半自然或人为景观占据了珠三角总面积的60%以上,且城市化水平越高,这种现象越为明显;类型水平上,珠三角各市景观空间差异普遍较大,尤以城乡居民用地、森林、草地等景观更为明显,景观的破碎化程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景观水平上,各市斑块分布较为均匀.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珠三角公路网络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基于1990、2000和2009年公路网数据,选择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经济潜能３个指标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在GIS支持下,探讨1990―2009年珠三角公路网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单一指标不能完整反映公路网综合可达性特征,存在一定局限性。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公路可达性总体上呈现以广―佛核心都市区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的圈层结构,可达性最优的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东西向的可达性递减态势明显快于南北向;2）区域内节点县域可达性等级差异趋于缩小、整体可达性显著提高,但第一阶段（1990―2000年）可达性提高较第二阶段（2000―2009年）更为显著;3）随着路网的逐步完善,东部和南部县市可达性提高明显,中部区域提高幅度低于东、南部县市,西部县市提高较慢。三大地带可达性空间差异明显,中部最高,东部次之,但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西部相对最低且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珠江三角洲交通与土地利用空间关系研究

利用1990年和2000年的影像及统计数据,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沿交通干线城镇建设用地与耕地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离交通线距离越远,耕地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而城镇建设用地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城镇建设和居民点建设以交通干线为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建设对耕地的冲击较强。通过对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和交通干线变化度的相关性分析,交通干线是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交通干线,势必对区域的土地利用产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不利于耕地的保护。因此,要适当地控制交通干线的选址和建设规模,以稳定土地变化的速率,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向良性、可持续地方向发展。     

珠江三角洲旅游创新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二象对偶理论视角

以珠江三角洲九城市为研究对象,借用区域创新二象对偶评价模型,构建区域旅游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区域旅游创新综合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发展水平。通过对区域旅游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发现珠三角九市旅游创新发展呈现U型的不协调发展态势。其中广州、中山的旅游创新能力较强,但是协调度不高;深圳的旅游创新能力较强,协调度较高;其他6城市的旅游创新综合水平较低,协调度较高。据此,应采取加大旅游业创新投入、强化旅游产业创新支撑、加速旅游创新扩散,加强广州、深圳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等相关措施,大力推动珠江三角洲九市旅游创新的协调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创新的整体水平。     

珠三角城市化对气温时空差异性影响

利用1967-2015年珠江三角洲21个气象站逐日气温资料,根据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数据等数据集划分城市和郊区站点类型,在此基础上,对比不同时空尺度城市站和郊区站气温变化,分析了城市化对气温影响的时空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1967-2015年,珠三角地区年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均显著升高,平均最低气温的增温速率最高,分别是平均气温的1.05~1.16倍和平均最高气温的0.95~1.32倍。其中,年平均气温变化速率的季节差异普遍表现为秋冬季节增温最强,增温速率均高于0.3 ℃/10a,春夏季节增温较弱,增温速率最低为0.16 ℃/10a。② 利用城市和海表温度对比研究城市化效应,受城市化影响,珠三角年平均气温的增温趋势是0.096 ℃/10a。③ 利用城市和郊区对比研究城市化效应,1967-2015年城市化对城区的气温升高具有显著贡献,而且城市化对平均最高气温及最低气温增温的贡献率最大。其中,城市化对年平均气温变化的贡献率的季节差异表现为夏冬季节较强,贡献率高于11.8%,春秋季节较弱,贡献率最低仅为4.46%。④ 站点划分方法,城市化发展不同阶段及研究时间尺度的选择均导致城市化增温效应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不同站点分类方法多指示城市化对最低气温升高的贡献率最强,最高可达到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