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犯罪地理学领域存在“街道眼”理论、防卫空间理论、破窗理论、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多种观点,但在开放与封闭谁更有益、设计与管理谁更重要、以及客观犯罪行为与主观安全感知的影响机制差异等问题上仍有争议。本文整合北京市的大样本调查、刑事案件及空间数据,系统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社区出入控制有助于提升居住安全感,并能抑制小尺度上的犯罪活动,但封闭式居住小区存在犯罪现象的“挤出效应”,无法有效削减较大空间尺度上的犯罪总量。② 人流活动密集、城市功能集中、可渗透性较好的开放性空间对增进居住安全感具有正面影响,但由于为罪犯提供了更多作案对象和逃逸机会,助长了犯罪活动的发生。③ 城市环境的管理维护比设计建设环节更能增进居住安全感,也是在较大尺度上阻遏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     

犯罪恐惧感与犯罪活动空间分布的匹配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及社会解组的调节作用——兼论街道眼理论与防卫空间理论的适用性

为揭示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的分歧源头和适用条件,论文以北京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整合法律文书、定位服务、街景图像、兴趣点等多源大数据,将犯罪机会与社会生态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以及社会解组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密度、功能混合度、路网密度、沿街通透性等可渗透性特征与盗窃密度整体呈现正向关联。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社会生态分异而变化,随着居住不稳定性、途经人员流动性、就业人员流动性、人口异质性、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等社会解组程度的加深,可渗透性环境的犯罪引致作用将不断放大,防卫空间理论更具适用性。而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社区中,街道眼能够发挥自然监控作用,街道眼理论的解释力更强,现实生活中该类社区仍属少数,盲目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方法恐会加剧安全风险。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住房情况与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以“家”为中心的安全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重要议题,学界提出了脆弱性模型、受害模型和破窗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综合分析住房情况和不同类型犯罪受害经历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为此,论文选取了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1568份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居民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属性、社区社会环境、住房情况和犯罪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在个体属性的指标中,性别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女性居民的居住安全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年龄对居住安全感具有正向影响,居住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显著提升。在社区社会环境和住房情况的指标中,物理环境失序和社会环境失序对居住安全感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正式社会控制和拥有房屋产权对居住安全感具有积极影响,而非正式社会控制和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直接犯罪受害经历和间接受害经历均对居住安全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对而言,直接受害经历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程度高于间接受害经历。研究结果可为管理部门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安全感地图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1)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2)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3)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4)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     

居住环境多维剥夺的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以郑州主城区为例

设计城市多维剥夺度量方法和提高剥夺地理识别的精度,是近年来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政府高效建成和谐舒适的人居环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根据居住小区规划标准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识别方法,对郑州居住环境剥夺开展街道尺度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街道按照消除剥夺政策措施的相似性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低的街道呈现“十”字型分布格局,剥夺指数值由“十”字型的中心向外逐渐增加,并且任何两个环境剥夺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单一维度的剥夺指数值呈现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但不同环境维度的空间变化呈现不同形态;③ 32个街道被识别为多维环境剥夺区,根据剥夺维度将其划分为噪音环境剥夺型、教育医疗剥夺型、生活出行剥夺型、品质生活剥夺型、居住条件缺乏型五种类型。依据不同剥夺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改善街道居住环境的适宜性和增强其街道活力。     

北京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公平视角

随着北京市“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满意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的居住环境空间公平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结合地理学和社会学对居住环境空间公平相关理论,基于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住环境主客观条件对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知水平差异明显;服务设施、就业可达性和建成环境对个体社会公平满意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居住环境满意度对低收入社区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居民社会公平满意度因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而异。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街景图片识别城市贫困的适用性——基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验证

以广州市为例,选取中心4个区6 670个采样点（涵盖121个社区）的百度街景图片,从城市建成环境特征探讨了城市贫困识别的可能。首先,训练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街景图片分类模型后,对街景要素进行语义分割,并通过缓冲区分析统计社区尺度的街景指标;其次,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建筑围合感、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和道路开阔感4个街景主因子,并验证其与多重贫困指数（IMD）的相关性;最后,通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61个社区,构建街景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剩余60个社区进行贫困预测,验证街景指标测度城市贫困的度量精度。结果发现,案例社区的多重贫困指数（IMD）与建筑围合感呈正相关,与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道路开阔感呈负相关;从整体看来,街景预测结果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的空间规律基本相符,而且结果通常比传统测度的城市贫困程度高。这是因为受测度内容、社区类型、街道属性等方面的影响,街景识别方式比较适用于判断建成环境较差的贫困社区。街景图片预测有利于刻画城市贫困人群真实的生活环境,便于对城市建成区进行及时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相互校正、弥补不足。     

城市建成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生理健康?——中介机制与实证检验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路径仍藏于黑箱中,且既有片段式分析多未考虑居住自选择问题。基于福州市社会调查,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通过体力活动的中介作用,密度及多样性、道路通达性、形象维护管理、体育设施可达性均与生理健康自评值存在正向关联;前三类建成环境特征主要经由社会资本、犯罪活动、居住安全感对休闲型步行产生间接正向效应,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则受到实体要素直接影响;通过饮食行为的中介作用,提高健康食物可达性能有效减少罹患慢性病的种类数。即使规避了自选择干扰,上述建成环境特征依然对生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证明建成环境优化确是改善公共健康的可行途径,需在城市规划中兼顾体育和食物环境两项重点、硬件和软件环境两个层面。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犯罪数量与危害的空间分布及建成环境影响——基于北京市刑事案件的纵向研究

既有犯罪地理研究存在“重犯罪数量、轻犯罪危害”“多横向分析、少纵向分析”“求本地影响、弃空间依赖”等局限。为此,论文利用2012—2017年北京刑事案件、兴趣点、道路网等3期面板数据,以个案刑罚结果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探究犯罪发生数量与危害程度的空间结构,厘清建成环境对两者的影响异同。研究表明：① 犯罪数量与危害均呈集中集聚格局,但犯罪危害的集中程度高于数量、集聚程度低于数量、稳定程度相对偏弱。② 如防卫空间理论所言,高强度土地利用、多样化城市功能、通达的次干道支路网、邻近诱发地都对犯罪数量和危害发挥正向作用,后者所受影响更大。③ 建成环境的上述影响大多存在空间依赖,3D维度和商业场所具有集聚溢出效应,管制较严的教育科研机构、公园广场、旅馆、公交站、停车场、居民区表现出内低外高式的空间竞争效应。     

社区分异视角下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以合肥市为例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Hierarchical community detection and functional area identification with OSM roads and complex graph theory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rban road network structur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 To concentrate topologically densely connected road segments, communities of urban road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In this study, based on OpenStreetMap (OSM) roads and points-of-interest (POI) data, we employ the Infomap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ical community in city roads and explore the shaping role roads play in urban space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Guangzhou, China reflects the urban spat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urbs and urban centers and within urban centers. Moreover, the study explored the functional area characteristics at the community scale and identified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 Owing to the structur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he detected community can be used as a basic unit in other urban studies. In general, with the community-based net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 novel method of combining city roads with urban space and functional zones, providing necessary data support and academic guidance for government and urban planners.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的影响 ——以福州市的经验研究为例

利用福州中心城区的社会调查、POI、道路网、用地性质等数据,在社区尺度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型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低密度土地利用与体力活动时长呈正向关联,功能单一和邻近主干道则对体力活动起到抑制作用。② 体力活动目的地对不同人群具有差异化影响,体育用地和付费运动场所仅能促进中高阶层和中高收入者的体力活动,而周边公共运动设施的丰富程度更具普适性意义。③ 通过纳入运动偏好和单独分析保障房、单位大院及房改房住户达到规避居住自选择的目的,证明上述建成环境特征对体力活动的影响是独立且稳健的。